有人在我背后叹息：“你能指望什么吗？这就是战争……”
人们很快忘了被驱逐的人。他们走后没几天，就有传言说，他们在加利西亚干活，甚至说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很满意。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几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一阵平静的、令人放心的风吹到了我们的家乡。店铺老板们照常做生意，学生们忙着读书
，孩子们在大街上玩耍。
一天，我正要进教堂，突然看见助理牧师毛什坐在门口的板凳上。
他给我讲述了他和同伴们的遭遇。满载流放者的火车驶过匈牙利边界，刚一进入波兰，就被盖世太保扣住。火车停了，他们命令犹太人下车，登上等候在一旁的卡车。卡车驶向一片森林，然后，所有人都被强令下车，他们被迫挖了几道深深的沟渠。干完活后，盖世太保就动手了。他们逼着犹太人一个接一个走到沟渠旁，然后不慌不忙、不动声色地向囚徒们开枪，囚徒们只能引颈受戮。婴儿被抛上半空，成了机关枪的靶子。这场杀戮发生在加利西亚森林，距克罗梅不远。那么，助理牧师毛什怎么能够死里逃生？只能说是奇迹——他的腿挨了一枪，倒在死人堆里……
一天天一夜夜，他挨家挨户向犹太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他说玛尔卡在垂死中挣扎了三天，还说裁缝托比乞求盖世太保杀死自己，放过他的三个孩子。
毛什变了，快乐的眼神荡然无存，他不再唱歌，不再提上帝和奥秘教义，只讲他亲眼见过的事情。但是，谁都不相信他的故事，甚至不肯听他讲话。有人说他满脑子都是幻觉，只不过想博得别人的怜悯。还有人意趣寡然地说他疯了。
但毛什在哭泣，在乞求。
“犹太人呀，听我说！我不要钱，不要怜悯，只要你们听我说。听我说吧！”在暮祷和晚祷之间，他在教堂里不停地喊叫。
连我都不相信他了。宗教仪式结束后，我经常坐在他身旁，听他讲故事，想搞清楚他究竟为什么这么悲伤。但我只能怜悯他。
“他们都以为我疯了。”他悄声说，泪水像蜡珠似地夺眶而出。
有一回我问他：“为什么你一定要大家相信呢？我要是你，就不在乎别人信不信……”
他闭上眼睛，好像要从时间中逃逸出去。
“你不懂，”他一腔绝望，“你无法理解。我奇迹般地捡了一条命，成功地逃了回来。我哪来的力量？我回赛加特就是要告诉大家我死过一回，要大家抓紧时间，准备逃命。生命？我已经不在乎是死是活。我很孤独，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诫大家。但是，没人听我的……”
那是1942年底。
后来，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们每天晚上都收听伦敦的广播，它播出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德国和斯大林格勒天天都遭到轰炸，正在开辟第二战场。赛加特的犹太人都在等待好日子，用不了多久，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我继续埋头读书。白天研究《塔木德经》，晚上研究奥秘教义。我父亲继续做生意，操持社区里的事情。我爷爷来了，准备与我们一起过岁首节岁首节是犹太人的新年。，准备参加大名鼎鼎的拉比在意第绪语中，拉比（rebbe）的意思是“尊敬的先生”，指犹太教教士，主持犹太教集会的主要神职人员。波什主持的宗教仪式。母亲琢磨着怎样给希尔达找一个好对象。
1943年就这样过去了。
1944年春天，俄国前线传来了令人兴奋的好消息。毫无疑问，德国人就要垮台了，只是时间问题，可能短则数周，长则数月。
万木葱茏，百花争艳。这一年与往年没有差别，随着春天的到来，人们谈婚论嫁，生儿育女。
人们说：“红军正在大踏步前进……希特勒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即使他想……”
是的，我们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下了灭绝我们的决心。
消灭整个民族！这个民族分散在那么多国家里！几百万人！用什么手段？这可是二十世纪中期呀！
岁数较大的人讨论着各种问题——战略、外交、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就是没想到自己的命运。
连助理牧师毛什都缄口不语。他厌倦了，不再说话。他在教堂或大街上流浪，驼着背，低眉垂目，避开别人的目光。
当时人们还可以买到移民证，迁居到巴勒斯坦。我请求父亲卖掉一切，清产变现，然后离开。
“我太老了，孩子，”他回答说，“太老了，无法重打鼓另开张。太老了，已很难在遥远的国度里再从头干起……”
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宣布法西斯政党攫取了权力；摄政王尼柯罗斯？霍赛被迫要求前纳粹尼莱斯党的领袖组成新政府。
但是，我们依旧无忧无虑。我们当然听说过法西斯，但它很抽象。对我们来说，这仅仅意味着政府部门的更迭。
第二天的消息令人心里发毛。政府允许德国军队开进匈牙利境内。
人们终于担心起来。毛什？查姆？博克维茨是我的朋友，他从首都回来过逾越节逾越节，又叫除酵节，是犹太人三大节日之一。，他告诉我们：“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全都生活在惊惶和恐惧中。大街上、火车上，到处都有反犹太活动，法西斯分子攻击犹太商店和教堂，形势非常严峻……”
消息像野火似地传遍赛加特，迅速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但没过多久，乐观情绪又占了上风。德国人不会跑这么远，出于战略考虑和政治考虑，他们会滞留在布达佩斯……
三天后，德国军车出现在我们的街头。
悲哉！戴着钢盔和骷髅徽章的德国兵来了。
但是，德国人给我们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军官们被安排住在私人宅邸里，甚至住进了犹太人家中。他们对主人不即不离，温文尔雅。他们没有为难大家，没有骂人，有时还对女主人微微一笑。
卡恩的家与我们家只有一街之隔，一个德国军官被安排在他家。据说那个军官很有魅力，安静、讨人喜欢、彬彬有礼。三天后，他搬了进来，还送给卡恩太太一盒巧克力。乐观主义者们高兴起来：“怎么样？我们说什么来着？可你们不信。他们来了，这就是你们的德国人！现在还有什么说的？他们有什么臭名昭著的劣迹吗？”
德国人住进我们的镇子里，法西斯分子掌权了，公众做出了判断——赛加特的犹太人依然笑意盈盈。
为期八天的逾越节到了。天气好极了。妈妈在厨房里忙碌。教堂全都关闭着。人们聚在私宅中，没有必要激怒德国人。
几乎所有拉比的私宅都成了祷告的地方。
我们喝酒、吃饭、唱歌。《圣经》要求我们快快乐乐地度过八天逾越节。我们希望节日早点儿结束，这样我们就不用装模作样了。
在逾越节的第七天，大幕终于拉开：德国人逮捕了犹太社区的领袖。
自那以后，一切进度都加快了。种族灭绝步步逼来。
第一道法令：三天内严禁犹太人擅自离开住所，违令者杀无赦。
助理牧师毛什跑到我们家来。
“我警告过你们！”他喊道，不等我们回答，他就走了。
就在这一天，匈牙利警察挨家挨户闯进镇上所有犹太人的家里：自即日起，严禁犹太人拥有黄金、珠宝和任何贵重物品。所有贵重物品都得上交当局，违令者杀无赦。父亲到地窖里，把存款全都埋起来。
母亲呆在家里，继续操持零碎的家务。有时，她会停下活计，默不作声地注视我们。
三天后，又颁布了一道新命令：所有犹太人必须佩戴黄星。
社区里一些年高德韶的人向我父亲讨教，他与匈牙利警察的上层人物有联系，他们想知道我父亲怎样看待眼前的局势。父亲认为局势并非无可救药，或许他只是不想让那些人泄气，不想在他们伤口上撒盐：
“黄星？那又怎么样？总不至于杀人吧？”
（可怜的父亲呀！你后来不是被人杀了吗？）
接着又是几道法令：我们不再有权利去饭店或咖啡馆，不能乘电车旅行，不得去教堂，傍晚六点后不得上街。
而后是划分犹太区。
当局在赛加特划分出两个犹太区。较大的犹太区在镇中心，大约有四条街。较小的犹太区位于镇郊，占了几条胡同。我们住的那条街叫蛇街，被划入第一犹太区，因此我们能够呆在自己家里。但是，因为我家位于犹太区的角落，临街的窗子必须封死。一些亲戚被德国人从家里赶出来，我们给他们腾出几间房子。
生活渐渐恢复“正常”了。铁丝网就像一道墙，把我们围了起来。但是，我们并未感到恐惧。我们感觉不错，我们毕竟与自己人在一起，一个小小的犹太共和国……人们不仅组建了一支犹太警察队，还搞了一个福利机构，一个劳工委员会，一家诊疗所，任命了一个犹太管理委员会——有了一整套政府机构。
人们认为这是好事。我们不必再看那些充满敌意的面孔，不必在别人仇视的目光下忍气吞声，不再担惊受怕，不再痛苦。我们犹太人像兄弟一样住在一起……
当然了，总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每天，德国人都会来找男人为军用列车装煤，当然没人愿意充当志愿者。但除此之外，局势出奇地平静，令人放心。
大部分人以为我们将呆在犹太区，一直呆到战争结束，呆到红军开来。而后，一切都会恢复老样子。主宰犹太区的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犹太人，而是幻想。
五旬节犹太历的节日，大约在公历5…6月间，也叫丰收节。的前两周，春光明媚，人们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无忧无虑地漫步，心情愉快，相互问候，孩子们在做游戏，或者在人行道上耍榛子。我和几个同学在埃支拉？马立克公园讨论关于《塔木德经》的论文。
夜幕降临了，我家的院子里聚集了二十来个人。父亲给大家讲述奇闻逸事，对局势发表评论。他是讲故事的高手。
突然，花园的门开了，斯特恩进来了，以前他是店铺老板，现在是警察，他把父亲拉到一旁。天色虽然黯淡，我依然看见父亲的脸色变得煞白。
“出什么事了？”我们问。
“不知道，要我参加管委会特别会议，肯定出事了。”
他中断的故事再也没有续上。
“我现在就得去，”他说，“我会尽快回来，再告诉大家出了什么事。请等着我。”
我们准备等候，能等多久就等多久。院子就像通往手术室的前厅，我们站着，等着门打开。街坊四邻听到了传言，也和我们聚在一起。我们看着手表，时间过得很慢。这么长的会议，它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不妙，”母亲说，“今天下午我在犹太区看见几张陌生面孔。两个德国军官，我觉得他们是盖世太保。自从大家聚到这儿后，我们没见过一个军官……”
快到午夜了，没有人想回去睡觉。有几个人回家看了一眼，很快就转了回来。有些人虽然回去了，却一再叮嘱我们，父亲一回来就通知他们。
门终于开了，父亲回来了，他的脸上毫无血色。人们很快把他围住。
“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到底出什么事了！快告诉我们……”
当时我们都很焦急，想听到令人鼓舞的消息，哪怕只有几句安抚人心的话，比如说，这仅仅是一次例会，讨论社区的福利问题和保健问题……但是，只要看一眼父亲的脸色，大家就知道出事了。
“消息很可怕，”他终于开口了，然后只吐出一个词，“转移。”
整个犹太区都得清空。从明天开始，人们就得离去，一条街一条街地离去。
我们想知道一切，知道细节。我们被惊得目瞪口呆，但除了俯首听命，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他们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这是秘密。除了犹太区管委会主席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但他不说，或者不敢说。盖世太保威胁他，只要胆敢透露一丝口风，就枪毙他。
“有传言说，”父亲结巴道，“我们将被送到匈牙利的某个地方，会去砖厂干活。我们这儿好像离前线太近了……”
沉默了片刻后，他补充道：“每人只能携带自己的私人用品，一个背包、一些食品、几件衣服。不能带其他东西。”
又是一阵岑寂。
“去把邻居们都唤醒吧，”父亲说，“他们必须准备一下……”
周边的幢幢身影全都动了起来，就像被人从沉睡中唤醒。大家一声不吭地星散而去。
只剩我们自家人了。突然，巴提亚？雷什进来了，他是我家的亲戚，与我们住在一起。“有人在敲封死的窗子，朝外面的那扇窗子！”他说。
真到战争结束后，我才知道那天夜里是谁在敲窗子，是一个匈牙利警长，父亲的朋友。我们进入犹太区前，他曾对我们说：“别担心，一有危险我就通知你们。”如果那天夜里他告诉我们实情，我们是可以逃走的……但是，我们打开窗子后，太迟了，外面已经没有人。
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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