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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自己学说的经济学家
小说
（代序）
金观涛
虽然，我早就听说过张五常教授，但在我心目中，张先生只是海外很多著名学者中的一个，一直来并无很深的印象。使我和张五常教授相识的，是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
去年冬天，我和刘青峰正好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访问。一天我惊奇地发现，刘青峰整天捧着一本经济学著作不放，这是我们结婚17年来从未有过的。我们从来读书面很广，但我知道，有两门学科的书，她是从来不看的，一门是哲学，另一门就是经济学。我和她在历史、社会学理论、文化、科学史、文学艺术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但每当谈到经济理论，她马上充满了迷惑。
一本理论著作：能引起外行的兴趣，特别是使对这门学科不了解的读者在几天内捧住书不放，这本身就说明，这本书有着不同一般的魅力。刘青峰读的正是张五常先生的《卖桔者言》。
在她的极力推荐下，我也一口气把全书读完，果然，书写得不凡，我有了一次奇特的读书经历。自青年时代开始，我就常读经济学理论著作，特别喜欢从经济学大师的思想中吸取营养。在所有经济学著作中，有两本书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一本是萨缪尔逊写的那本风行世界的教科书《经济学》，当时，我只有20几岁，萨缪尔逊清晰简明的逻辑体系给我以震撼，它使我体会到和马克思《资本论》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符合现代科学规范的经济学。第二本书就是《卖桔者言》，我读它时，已经进入了不惑之年，在这以前，我已读过很多的经济学名著，为什么这本短论式的甚至不是纯学术的小书会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呢？
也许，使我内心深深为之触动的正是这本书用质补的语言讲述那平凡而又深刻的真理。张五常教授是研究产权理论的名家，他一会儿向读者谈起养蚝的启发，一会儿讨论了从庇古开始关于铁路两旁地价的争论，一会儿转到历代建造灯塔所碰到的收费问题，他利用这些形形色色历史上曾经发生或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案例，向读者展现了产权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当代进展。我认为，案例分析从来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温床。至今为止人类所知道的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基于某种历史上的或现实的案例的启示。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一定可以用过去、现在和未来生动活泼的案例来展现，当然这需要理论家具有渊博的知识，对理论深刻的洞见和非凡的功力，读者通过这些案例，不仅学习了理论，而且知道理论家为什么要这样提问题，甚至可以展望理论的发展方向。也许这正是张五常教授这本著作的意义所在。
众所周知，本书的主题——产权——正是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关键。近几年来，国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我国经济改革所碰到的困难和今后的方向已经聚焦在一个十分平凡而又是十分基本的问题之上：这就是产权。因此产权理论无论对改革的实践和理论都意义重大，社会正在渴望着青年一代学者为此作出贡献。我相信，青年会从张五常先生的书中得到一种鼓舞：模仿着经济学的大师去从现实案例中理解并抽取理论。如果一本书能引发后继者去从事理论的创造，还有什么能比这一点更令作者感到欣慰的呢？
读了张五常教授的书后，我和刘青峰给张教授写了一封信，我们开始相识了。
今年夏天，我们应张五常教授的邀请到香港大学作了一个月的访问，但和张教授的见面却是今年9月他来北京讲学。和他短暂的谈话给我深刻的印象。果然文如其人，张先生坦率、真诚，对中国改革充满了乐观，经常在讨论中迸发出热忱和尖锐的见解。突然我领悟到为什么张先生要把自己的论集称为《卖桔者言》。正如他在文中所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为了验证价格分歧理论是否正确，他曾几次在过年时亲自去市场卖桔。在西方，一个经济学家同时又是商业和理财能手这并不少见。但即使在当今世界上，一个人亲自去实践并从实践中去体会自己的学说，毕竟是十分可贵的，特别是对于历来有着君子动口不动手传统的中国。在我眼前，无疑是一个新的学者形象：一个真诚地实践自己学说和信念的经济学家。
1987年11月3日于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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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假设与实证（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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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桔者言
作为一个研究价格理论（price theory）的人，我对实证工作好之成癖。要了解玉石市场的运作，我曾在广东道卖玉。在美国研究原油价格时，我曾到油田及炼油厂调查了好几个月。在华盛顿州研究蜜蜂采蜜及替果树作花粉传播的各种价格时，果园及养蜂场是我常到的地方。后来发表了“蜜蜂的神话”，很受欢迎，而在无意间我成了半个蜜蜂及果树专家。
因为从事实证研究而在多个行业上成了准专家的经济学者越来越多，理论若经不起实证的考验，是很难站得住的。一个有实据在手的后起之秀，有时只要用三招两式，就可把一个纯理论的高手杀得片甲不留。这解释了为甚么实证经济学在近20年来大行其道，威不可挡。
跟一般同行相比，我有两个较为例外的习惯，一好一坏。好的一面就是我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这个观点是我在大学写论文时引用书本上的资料，中过计，痛定思痛而产生的。坏的一面就是我的兴趣主要是在乎调查研究，并不在乎写论文发表。
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我就欣然自得，懒得将研究的结果不厌其详地写下来。关心的朋友对我那些千呼万唤也不出来的文章很是失望。他们若知道我年宵之夜在香港街头卖桔，当会写信来查问所得。
香港年宵市场，在年宵的那一晚，需求的变动是极快极大。变动的方向在大致上是大家都预先知道的。1000块钱一枝桃花可在几个钟头之间变得一文不值。但若不是买卖双方在期待上有了错误，上好的桃花那会有弃于街头的明显浪费？卖不出跟蚀大本卖出有甚么分别？同样一枝花，有人用200元买也有人用50元买，是否浪费？
年宵货品的不断变动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期待上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这些问题是既困难又重要。
要在这些问题上多一点了解，我就决定了在年宵的那一晚亲自卖桔。这算是我第二次的经验。第一次是一年前的年宵。那次连天大雨，年宵当晚更是倾盆而下。
摆了数天的桔子十之八九都因雨水过多而掉了下来。我见“空多桔少”，知道大势已去，无心恋栈，数十元一盆成本的四季桔，以5元清盘了事。无端端地蚀了数千元。
今年卷土重来，也是意不在酒。入货200多盆，每盆成本40，卖不出是不能退货的。送了一小部分给亲友，余下大约二百盆就决定在年宵晚上8时起，在借来的一个行人众多的空地盘出售。这数量是比一个普通年宵摊位的一晚销量大上好几倍。我和三个朋友一起出售的只是四季桔，而在地盘邻近少有卖桔的人，所以到凌晨三时半便将桔子全部卖出。
全部卖出并不一定是有钱赚的；赚钱与否是要看每盆桔子平均售价的高低。在我们一定要全部卖出的局限下，入货的多少，价格转变的快慢，价格高低的分布，讨价还价的手法，都有很大的决定性。我们200盆的平均售价大约是每盆55元（最高80元，最低20元），若盆数减半，盈利会较高。我们所赚得的就是那些送了给亲友的桔子。而我自己从卖桔所领悟到的经济含义，却是大有所值！
9时左右，客似云来。年宵市场没有不二价这回事。无论开价多少，顾客大都讲价。整晚我们只有五六盆桔是照开价卖出的。因为一般顾客都知道年宵市场是要讨价还价的，所以实行不二价就很难成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开价是预备要减的。
每个顾客的讯息资料不同，所以成交价格不一。卖桔的人所求的就是要以最高的平均价格，及时将全部货品出售。我们起初开价是每盆80元，最低以60元出售。11时开始下雨，开价立减；半小时后雨停了，开价立加。午夜后开价减至70元。这一小时内顾客最多，但都是以为午夜后可买便宜货，所以讲价较烦。其后减价次数渐多，到后来每盆开价30元。
同样的货品，同样的成本，以不同价格出售，叫作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 ）。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热门题目。要在同时同地用不同的价格将桔子出售，我们四个人就要独立作战，尽量将顾客分开。若要将桔子出售，就要使顾客相信自己所付的是“特价”。但若没有价格分歧，生意是很难不蚀本的。买卖双方因此都有不老实的行为。
价格分歧的现象众所周知，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经济学上，年宵卖桔的经验却使我领悟到几个重要的含意。在所有经济学课本上的分析，实施价格分歧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将市场分开或将顾客分开，而经济学者都一致认为在同时同地将顾客分开是不可能的。这个观点显然是错了。价格的讯息费用相当高，而这讯息卖者要比买者知得多。只要买者相信自己议订的价够便宜，他不会再费时去查询，也没有意图去公布自己的买价。
第二个价格分歧的主要条件，就是付不同价钱的顾客的需求弹性（price e1asticty of demand）必定有所不同——付较高价钱的弹性系数一定是较低。这个条件显然也是错了。讯息较少的人付价较高，而讯息的多少跟需求弹性的系数却没有一定的关系。在逻辑上，以需求弹性引证的价格分歧的分析，在基础上是有着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不容易在报章上向读者解释的。
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价格分歧是唯一可以赚钱的方法。那就是说，不二价是会蚀本的。诺贝尔奖获奖人史德拉（g。stigler）教授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我卖桔的经验却认为这没有错。史德拉又认为价格分歧必会带来浪费，因为付不同价钱的人的边际价值不同。这分析看来也是错了。在有无可避免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不同的边际价值总要比买不到桔子有利。若机缘巧合，史德拉能在年宵期间访港，我会请他到街头一起卖桔的。
卖桔的经验也使我对讨价还价及不忠实的行为有较多的认识。值得在这里向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指出的，就是他们抱怨找论文题目的困难实在是言过其实。要作经济研究，香港有如一个金矿。好而重要的论文题材是信手拈来，俯拾即是。
1984年2月10日 养蚝的经验有些好朋友批评我过份固执，不肯对我认为是错误的理论让步。这批评我倒很引以为荣。在学术上，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的，我一向不理，不知道但需要知道的，我屈膝求教；知道自己是错了的，我欣然承认。但若真理既知，我是半步也不退让的。
其实，这些朋友的批评主要只有一点，就是20年来我坚持产权及交易费用在经济学上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没有这些因素在内的其他经济理论不重要。
我坚持的观点很简单，任何经济理论，若含义着产权对人类的行为没有决定性的影响，都是谬论。我为甚么这样肯定呢？单举养蚝的例子就够了。
蚝是在海滩上繁殖的。要繁殖得好，每天要有过半的时间浸在海水之下。蚝是不会走动的；若海滩是公用的，任何人都可随意拾蚝，而这海滩又是在容易到的地方，那就算是小孩也知道蚝的数量一定不会多。若海滩是私有，投资养蚝的机会必定较大。同样的人，同样的海滩，同样的天气，同样的蚝，不同的产权制度有肯定不同的行为。
当然，养蚝是可以国营的。政府养蚝，以法例或甚至武力惩罚拾蚝的人，又是另一种制度。国营蚝场既非公用地，也非私产，它有着不同的困难，不同的经济效果。养蚝若是国营，投资多少由谁决定？用甚么准则决定？蚝类的选择由谁决定？
用甚么准则决定？蚝的收成时间由谁决定？又用甚么准则决定？决定错了谁负责？
而惩罚多少又以甚么准则来决定的？
在私有产权的制度下，这些问题都有肯定的答案、作决定的人是蚝的拥有者，或是租用蚝场而养蚝的人。投资的多少，蚝类的选择，收成的时间，都是以蚝的市价及利率作指引而决定。不按市价，不计成本，不顾利率，养蚝者是会亏本的。作了错误的判断，市场的反应就是惩罚。亏蚀的大小是惩罚的量度准则。我们怎能相信政府是万能的，怎能相信官员的判断力会在“不能私下获利”或“不需私人负责”
的情况下较为准确，怎能相信他们错误的判断会一定受到适当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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