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等什么呢？”我无精打采地问道。“已经两点多钟了。”
“我什么也不等，”她说。“我完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还是让我们一块儿想一想该怎么办的好。不论是您和我，都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您离开这儿打算到哪儿去？”
前厅里忽然响起门铃声。我的心发紧了。莫非奥尔洛夫回来了？库库希金到他那儿去告了我的状吧？我跟他见面该说些什么好？我走去开门。原来是波丽雅回来了。她走进来，在前厅里抖掉她斗篷上的雪，一句话也没对我说就回到她的屋里去了。等我回到客厅，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正站在房间中央，脸色白得跟死人一样，睁大眼睛直视着我。
“是谁来了？”她小声问道。
“波丽雅，”我回答说。
她举起手来抚摸了一下头发，疲乏地闭上眼睛。
“我马上就走，”她说。“劳驾，把我送到彼得堡城郊去。
现在几点钟了？“
“两点三刻。”
。。
《匿名的故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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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过了一忽儿，我们走出了这所房子。街上漆黑，没有行人。天下着湿雪，潮湿的风抽打着我们的脸。我记得那是三 月初，正交解冻的时令，街上已经有好几天不见雪橇而换成马车了。后门的楼梯啦，寒冷啦，夜间的昏暗啦，那个放我们走出大门以前盘问过我们的穿皮袄的门房啦，这些东西留下的印象弄得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垂头丧气，一点精神也没有了。我们坐上一辆马车，支起车篷以后，她周身发抖，急忙对我说，她多么感激我。
“我不怀疑您的好意，不过想到您为我费心，我还是过意不去，……”她喃喃地说。“哦，我明白了，明白了。……今天格鲁津来，我已经觉得他在说谎，有件事瞒着我。嗯，那有什么关系？随他去吧。不过让您这样操心，我还是过意不去。”
她还感到疑惑。为了彻底消除她的怀疑，我就吩咐车夫赶车到谢尔吉耶夫街去。马车在彼卡尔斯基的门前停住，我下了马车，去拉门铃。等到看门人走出来，我为了让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听见，就大声问盖奥尔季·伊凡内奇在不在家。
“在家，”他回答说。“他回来半个钟头了。大概他睡了。
你有什么事？“
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忍不住从马车里探出头来。
“盖奥尔季·伊凡诺维奇在这儿住很久了吗？”她问。
“两个多星期了。”
“他一直没有到外地去过？”
“没有，”看门人回答说，惊讶地看着我。
“明天一早告诉他，”我说，“就说他妹妹从华沙来找他了。
再见。“
然后我们又坐上马车往前走。马车上没有车帘，大片的雪飘落在我们身上。风，特别是从涅瓦河上吹来的风，寒冷刺骨。我渐渐觉得，我们好象已经坐了很久的马车，痛苦了很久，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颤抖的呼吸声我也听了很久似的。我仿佛睡着了，在半昏迷的状态中偶尔回顾一下我的古怪而杂乱的一生，不知什么缘故，想起了我小时候看过两次的情节剧《巴黎的乞丐》。当我为了摆脱这种半昏迷的状态，从车篷里探出头去，看见曙光的时候，所有那些过去的形象，所有那些模糊的思想，不知怎么一来，突然在我脑子里融合成一个鲜明坚定的思想：我和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已经无可挽回地完蛋了。这是一个信念，好象寒冷的蓝天包藏着这个预言似的；可是过了一忽儿，我却又想到别的事情，相信别的了。
“我现在成了什么啦？”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说，她的喉咙由于天气寒冷和潮湿而变得嗄哑。“我该到哪儿去，我该怎么办呢？格鲁津说：到修道院去。啊，我倒愿意去！我愿意换掉我的衣服、我的模样、我的名字、我的思想，……我愿意换掉一切，一切，永远隐遁起来。可是人家不会允许我进修道院的。我怀孕了。”
“明天我跟您一块儿出国去，”我说。
“这办不到。我丈夫不会给我护照。”
“没有护照我也可以送您去。”
马车停在一幢涂了深色油漆的两层楼木头房子前面。我去拉门铃。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从我手里接过一个不大的、很轻的柳条筐，这是我们带出来的唯一的行李，她苦笑着说：“这算是我的bijoux①了。……”可是她那么衰弱，拿不动这个bijoux。我们等了很久，没有人来开门。拉过第三次或者第四次门铃以后，窗子里才闪出亮光，传来脚步声、咳嗽声、低语声。最后门锁喀哒响了一声，门口出现一个胖女人，神色惊慌，涨红了脸。她身后，离她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又小又瘦的老太婆，留着短短的白发，穿一件白色上衣，手里举着一支蜡烛。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跑进前堂，搂住这个老太婆的脖子。
“尼娜，我受骗了！”她说着，放声痛哭。“我给人家粗暴而卑鄙地欺骗了！尼娜！尼娜！”
我把柳条筐交给那个女人。门关上了，可是仍旧可以听见哭声和叫声：“尼娜！”我坐上马车，吩咐车夫让马车慢慢地驶往涅瓦大街。我也得想一想我该到哪儿去过夜。
第二天将近傍晚我到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那儿去。她大变了。她那张苍白的、十分消瘦的脸上已经没有泪痕，脸上的神情也两样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我如今在另一种根本说不上奢华的环境里看见她，而且我们的关系也跟过去截然不同，或者，也许因为强烈的悲伤在她身上留下了烙印，总之，现在她在我心目中不象往常那么优雅和美丽了。她的身材似乎矮了一点，我在她的动作里，在她的步态上，在她的脸上都发现焦躁、冲动的意味，好象她有什么事急着要办似的，就连她的笑容也不象过去那样柔和了。此刻我穿着一身当天买来的价钱很贵的衣服。她首先瞟一眼我的衣服和我手里拿着的帽子，然后用急躁和探究的目光打量我的脸，好象要研究我的面貌似的。
“您这种变化，依我看来，仍然象是奇迹，”她说。“请原谅我这么好奇地看您。要知道，您是个不平常的人啊。”
我又对她讲起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到奥尔洛夫家里去当差，我讲得比昨天更长久，更详细。她十分注意地听着，没容我讲完就说道：“我跟那儿已经一刀两断了。您要知道，我忍不住写了一 封信。瞧，这就是回信。”
她递给我一张纸片，那上面有奥尔洛夫的字迹：“我不打算为自己辩白。不过您得承认：错的是您而不是我。祝您幸福，请您赶快忘掉尊敬您的盖·奥。
“附白：送上您的物件。”
奥尔洛夫派人送来的箱子和筐子就放在这儿客堂里，我那只寒伧的手提箱也夹在里面。
“这是说……”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说，却没有讲完。
我们沉默了一阵。她接过那封信去，把它举到自己的眼睛前面，看了两分钟光景。这当儿她脸上现出高傲、轻蔑、骄矜、冷酷的神情，如同昨天我们开始说穿的时候一样。她眼睛里噙着泪水，然而不是胆怯而辛酸的泪水，却是骄傲而气愤的泪水。
“您听我说，”她说，猛的站起来，往窗口走去，不让我看见她的脸。“我已经作出决定，明天就跟您一块儿出国去。”
“那好极了。哪怕今天走也行。”
“您就收容我这个小兵吧。您看过巴尔扎克的作品吗？”她忽然转过身来问道。“您看过吗？他的长篇小说《 père goriot》②是这样结束的：主人公从一个山冈的顶上瞧着巴黎，威胁这个城说：”现在我们要清帐了！‘这以后他就开始过一 种新的生活。我也是这样，等我在火车里最后一次看彼得堡的时候，我就要对它说：“现在我们要清帐了！’”说完以后，她为她这句玩笑话微微一笑，而且不知什么缘故，周身打了个冷战。
「注释」
①法语：珍贵物品。
②法语：《高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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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的故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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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在威尼斯，我害了肋膜炎。大概傍晚我们从火车站坐船到保尔旅馆的路上，我着了凉。我只好从头一天起就躺在床上，而且一连躺了两个星期光景。在我病中，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每天早晨都从她的房间到我这儿来，陪我一块儿喝咖啡，然后为我念法文书和俄文书，这类书我们在维也纳买了很多。这些书有的我早已看过，有的我不感兴趣，不过我的身旁响着一个可爱的、和善的声音，于是对我说来，所有这些书的内容实际上汇合成为一点：我不是孤身一个人。她常出去散步，然后走回来，穿着淡灰色的连衣裙，戴着轻便的草帽，高高兴兴，给春天的太阳晒得周身暖和，在我床边坐下，低下头凑近我的脸，讲些关于威尼斯的事，或者念那些书，于是我的心情就舒畅了。
夜里我觉得冷，胸口痛，闷得慌，可是白天我陶醉在生活里，——我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说法了。射进敞开的窗口和阳台门的明亮、暖烘烘的阳光、下边的呼喊声、船桨的拍水声、铜钟的珰珰声、午间火炮的隆隆声、十 足的自由感觉，都在我身上造成了奇迹。我仿佛觉得两肋生出宽阔有力的翅膀，把我带到上帝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了。想到如今有另一个人的生活跟我的生活并行前进，想到我是一个年轻、美丽、富足而又脆弱孤单、受尽委屈的人的仆从、保护人、朋友，不可缺少的旅伴，这是多么美妙，有时候又是多么令人高兴！就连生病也是愉快的，因为你知道有人如同盼着节日那样盼着你痊愈。有一回我听见她在门外跟我的医师小声谈话，后来又眼泪汪汪地进来看我，这是不吉利的兆头，不过我还是受到感动，心里异常轻松。
可是后来医师容许我到阳台上走动。太阳和海上吹来的微风温存轻柔地抚摩着我的病体。我瞧着下面那些我早已熟悉的游艇带着女性那样优雅的姿态平稳庄重地漂荡着，仿佛是些活的东西，正在领略这种独特迷人的文化的种种华美。空中弥漫着海水的气味。不知什么地方有人弹着琴弦，两个人在唱歌。这多么好啊！跟那个湿雪纷飞、粗野地抽打人脸的彼得堡夜晚是多么不同！要是人笔直地望到运河对面，就可以看见海滨，看见水天相连的广大海面上，阳光洒下万点金星，明晃晃的，照得人的眼睛刺痛。我的心向往着那边，向往着亲切美好的大海，我就是在海上献出了我的青春。我一 心想生活！只要能生活，别的就什么都不需要了！
过了两个星期，我已经自由，想上哪儿就可以上哪儿了。
我喜欢坐在有阳光的地方，听船夫讲话，却又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一连几个钟头瞧着一所小房子，据说苔丝德蒙娜①在那儿住过。那是一所朴素、凄凉、带着处女模样的小房子，轻巧得象钩花织物似的，仿佛一只手就能把它托起来。我在卡诺瓦②的坟墓旁边站立很久，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头悲哀的狮子。在中世纪威尼斯共和国首领的宫殿里，我老是往墙角走去，看那张用黑色油墨画成的不幸的马里诺·法里叶罗③的肖像。我想，做个画家，诗人，剧作家，那多么好啊；如果我做不到，那么，就是沉溺于神秘主义也好啊！除了充塞着我灵魂的恬淡的平静和满足以外，只求再有一丁点儿信仰就好了。
每到傍晚我们吃牡蛎，喝葡萄酒，坐船游逛。我记得我们那条黑色的游艇停在一个地方不动，轻轻摇晃，隐约可以听见游艇下面流水汩汩地响。星光和岸上的灯光在水面上各处闪烁，颤动。离我们不远，有一条游艇挂满彩灯，灯光映在水里，游艇上坐着一些人，正在唱歌。吉他、提琴、曼陀林的乐声和男男女女的说话声在黑暗里飘荡，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却脸色苍白地坐在我旁边，面容严肃，而且几乎可以说是严厉，她抿紧嘴唇，握紧自己的手。她在想心事，连眉毛都没动一下，也没有听我讲话。她的脸，她的姿态，她那呆呆的、什么表情也没有的目光，她那极其黯淡的、可怕的、象雪那么冰冷的回忆，配上四周的游艇、灯火、音乐、夹在歌声中的有力而热烈的呼喊声：“贾－莫！……贾－莫！
……“形成多么鲜明的生活对照啊！每逢她照这样坐着，握紧双手，一动也不动，神情哀伤，我总觉得我们两人都象是旧式长篇小说里的人物，那种小说往往起《不幸的女人》、《遭遗弃的女人》之类的名字。我们两人当中，她是不幸的弃妇，我是忠实热诚的朋友，梦想家，也可以说是多余的人，失意的人，什么事也不会做，只会咳嗽和梦想，此外，也许还会牺牲自己，……可是如今谁还需要我牺牲，什么事还需要我去牺牲呢？而且，我还有什么可以牺牲的呢？
傍晚闲游以后，我们每次都在她的房间里喝茶，谈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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