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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目标定了之后，还必须让负责人等明白其中的意义、细节，进而彻底遵照施行。如此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深入各地，连亚洲内陆的遥远前哨也不例外——但是这些负责宣传、执行任务的行政管理人员、技师工人，却多数经验少、教育差，他们一向习惯的工具，是木制的犁耙而非机器——起码第一代是如此，卡通画家（david low）在30年代访问苏联时，曾画了一幅漫画：一名集体农场女工，“心不在焉地在给一台拖拉机挤奶”。基层人员素质低，更使整体计划质量降低，于是全部重任便落在仅有的上层少数人身上，中央集中化的程度日益加重。当年拿破仑手下的将领技术欠佳，参谋人员挑起重担。同样地，苏联所有的决策，也愈来愈集中于苏联体系的最顶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高度集中化，虽然弥补了管理人才的短缺，可是却使苏联经济体系以及各个方面形成严重的官僚化。
如果说，苏联经济仅以维持半自给状况为满足，并只求为现代工业奠定基础，那么这个主要于30年代赶工出来的粗糙体制，倒也发挥了它的作用。更有甚者，在同样粗糙的方式之下，它还发展了自己特有的伸缩余地。通常在现代经济那套繁复精密且相互关联的体制之下，牵一发即动全身，设定一套目标甲，往往会影响另一套目标乙的施行。可是苏联则不然，事实上就一个落后原始、外援断绝的国家而言，号令式支配型的工业化措施，虽然不乏生产浪费及效率低能之处，却能够发挥令人叹服的惊人效果。在它的指挥之下，数年之间，便将苏联一变而为数一数二的大工业国，并能一洗当年沙皇憾事，不但熬过对德苦战，最终还击垮了两次大战的敌人德国。当然战争期间，苏联的损失也很惨重，一时曾失去了包括其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广大土地，苏联各大工业的工厂也在战火下毁了半数。苏联人民的牺牲，更是举世无匹。世上少有几个国家，赶得上苏联在这场战事中，尤其是30年代间所忍受的惨重遭遇。苏联经济始终将国民消费所需列为最低优先，1940年间，苏联鞋袜产量低到全国平均每人仅一双略多，但它却保证人人可以获得最低额度的供应。这个系统，由控制（贴补）价格及房租的手段，给众人工作，供众人吃、穿、住，还有养老金、健康保险，以及原始粗陋的众生平等地位。直到斯大林死后，特权阶级才一发不可收拾。更重要的是，这个体制还赐予众人教育。像这样一个文盲普遍的国家，竟能转变成现代化的苏联，如此成就，无论以何种尺度来衡量都非同小可。对数以百万计出生村野的人来说，即使在当年最艰苦的年代，苏联的发展之路也意味着新视野的开启，代表着由无知的昏昧走向光明先进的城市。至于个人的启迪、事业的开发，自然更不在话下。新社会证据确凿，不由得小民不信服。更何况，除此之外，他们又哪里认识第二个不同的社会呢？
然而苏联现代化的成功故事，却不包括农业部门，以农业为生的人口遭到了遗弃。因为工业化的发展，是踩在被剥削、被利用的农民大众的脊梁上走出来的。苏联的农民及农业政策，实在乏善可陈，几乎一无是处。倘若尚有一处可堪告慰，那便是他们负起“社会主义初级积累”大业重任。其实并不止农民一族，苏联工人，同样也挑起开发资源、为未来打基础的沉重任务。
小农大众，也就是苏联人口的大多数，不仅在法律上政府上均列于次级地位（至少直到1936年的宪法制定为止，不过这部宪法根本没有任何效力），他们的税负较他人为高，生活的安全保证却不如。更有甚者，取代“新经济政策”而起的基本农业政策（便是集体化的合作农场和国营农场制度），不但造成农业的大灾难，而且始终未从灾难状况中脱离出来。最直接的打击，是谷类产量的锐减，牲口数目也顿失其半，造成1932－1933年间的大饥荒。原本就甚低的俄国农牧业生产力，在集体化制度推波助澜之下，愈发更陷低谷，直到1940年时，才逐渐恢复“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水平。同时，也更助长了未来二战期间及1950年的灾难。苏联当局为挽救这一股低落之势，便大力地推动机械化，但却同样成效不明显，始终没有特色。战后苏联农业虽曾一度振作，甚至有余粮可供出口，可是却永难恢复当年沙皇统治下的出口大国地位。到这段复兴时期过去，其农产品再也无法供应国内人口所需。于是自70年代初期开始，苏联必须依赖世界谷物市场的供给，有时甚至高达其总需求的四分之一。要不是集体制度还为小农开了一扇方便门，留下了一线生机活口，允许他们耕作少量的个体自留地，并可在市场出售其田间所得（1938年间，个体地只占总耕地的4％），苏联的消费者除了黑面包外，恐怕就没啥可吃了。简而言之，苏联付出了极高的成本，却只将一个极无效率的小农农业，转换成一个同样极无效率的集体农业而已。
但是苏联的种种弊端，其实往往反映着苏维埃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状况，而非布尔什维克设计的本质。合作制度及集体作业，若以不同程度与私有耕耘制相互混合运作，本也可以获得成功——如以色列实施的集体农业屯垦制度（kibbuzim），就比苏联制度更具共产主义本色。而纯粹的小农制度，却往往将精力投往向政府索取补助，反而不肯多花力气，改善增加土地生产。然而苏联的农业政策，毫无疑问，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失败，可是后起的社会主义政权里面，拾其牙慧者却不乏其国，至少在刚起步时是如此。
苏联发展之路上还有另外一大弊端，那就是它硕大无朋膨胀过度的官僚体系，即其政府集中号令下的畸形产物。其庞大繁复，连斯大林本人也对付不了。事实上甚至有人认为，30年代后期由斯大林一手导演的“大恐怖”，其实是他走投无路情急之下想出来的对策，用以克服“官僚阵营的重重障碍，对政府控制禁令的种种回避伎俩”。至少，他的用意也在防范官僚系统演变成僵化的统治阶级，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僵化的结果终于出现。可是每次欲改进行政效率及弹性的尝试，却都难逃失败命运，反使行政系统愈加肿大，其存在更不可少。到30年代的最后几年，行政人员每年以二倍半于总就业人口的速度增长，战争逐渐到来，苏联已经发展成每两名蓝领工人，就有一名行政人员的头重脚轻之势。于是在斯大林的高压统治之下，这一批领导精英的最上层，如人所说，不啻一群“拥有权势的特殊奴隶，随时随地都在大难边缘。他们的权势、他们的特权，永远笼罩在一股‘记着，你总逃不了一死’的阴影之下”。斯大林死后，或者说在最后一位“大老板”赫鲁晓夫于1964年被赶下台后，苏联体系内，便再也没有能人可以阻挡沉滞僵化的发生了。
最后使得苏联制度陷于绝亡的第三项缺陷，却是它缺乏弹性的僵化。苏联式的生产，一味致力于产量的提高，而产品的种类和质量，则完全于事先决定。其体系内部，毫无一种变换“产量”及“品质”的调节机制（其产量目标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不断上扬）。创新发明，更非此制度所长。事实上，在苏联的经济制度中，“发明”根本不能为其所用，而且也不会用在与“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plex）完全呈对比的民间经济之上。至于消费者需要的供给，既非通过反映其喜好的市场环境，也非基于以消费为取向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里，国家计划机器扮演了决定一切的角色。充其量我们只能这么说：虽然苏联工业结构本身，继续偏向于生产资料，它同时却也提供了更多的消费品。只是其分销系统实在太过糟糕，更有甚者，组织性的功能几乎完全不存在。因此要没有“次级”或所谓“黑市”经济，苏联境内的生活水准，根本不可能有效提高。40年代至70年代之间的改善很惊人，而黑市经济的增长之快，自60年代结束以来尤为快速。地下经济的活动规模，自然缺乏官方文件的统计，在此我们只能大略猜测。但是到70年代后期，据估计，苏联都市人口花费在私人经营的消费、医疗，及法律服务方面的支出，约有200亿卢布，另外还要花掉70亿的保安“小费”（alexeev，1990）。这个数字，几乎可以与当时苏联的输入总值相等。
简单地说，苏联体系的设计用意，在于尽快将一个极落后，开发度极低的国家，早早送上工业化的大道。它也假定，它的人民将满足于一种最基本的生活水准，只要有足以保证其生存所需，最起码的社会物质条件，一切都好说话。至于这些基本生活程度的高低，则全看这个进一步工业化的经济体系，在其全面总增长的巨流当中，能够疏漏下多少给人民消费了。说起来，尽管这个体系极其缺乏效率，极其浪费，却毕竟达到了上述目标。1913年在沙皇治下的帝俄，虽有着全世界9．4％的人口，却仅占全球“国家所得”的6％，以及工业总产量的14．6％（不过其农业产量，却只比其人口比例稍高而已）（bolotin，1987，pp．148－152）。俄罗斯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而它维持近半世纪之久的超级大国地位，事实上也靠工业化的成果所赐。然而后来的发展，却有违共产主义者先前的期望。当苏联经济发展大车向前走了一段距离之后，由于其引擎结构设计的特殊，驾驶人虽然一再猛踩油门意欲加速，引擎却不快反慢。它的动力设计，本身便包含着将其力量消耗殆尽的结构。这么一个制度，却是1944年后，世界上将近三分之一人口所在的国家经济沿袭的范本。
苏联革命，同时也发展出一个极为特殊的政治制度。欧洲左派的群众运动，包括布尔什维克党隶属的马克思主义劳工社会主义运动在内，都从以下两项政治传统出发：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一脉相传的雅各宾时期革命传统——即选举式，有时甚至直接式的民主——以及集中式的行动导向。19世纪末叶在欧洲各地风起云涌的劳工群众及社会主义运动，不论是以党派、工会、合作组织，甚或以上三种结合的面貌出现，其内部结构及政治志向，都具有强烈的民主气息。事实上，凡在普遍选举权宪法尚未存在的地方，以上这些运动，往往就是促其出现的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分子不同，前者在根本上，便一心以政治行动为主要任务。苏联的政治制度，却扬弃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民主性质（与其经济制度一般，后来也纷纷为社会主义世界的国家依样画葫芦），虽然在理论上不断保持着它的科学内涵，不赞同个人独裁。简而言之，正如苏联经济是一个统制式的经济，苏联政治也是统制式的政治。
苏联政治制度的演变，部分反映出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变化的历史，部分反映了当时年轻苏维埃政权面对的重重危机及紧急形势，部分还反映出独裁者本人的怪异性情——这个格鲁吉亚地区一名酒鬼鞋匠的儿子，早先曾读过神学院，后来则在自封的“钢人”政治称号之下以铁腕统治苏联。首先，由列宁精心设计，并以一批训练精良的职业革命干部组成，专在中央领导分配下从事任务的先锋党团组织，其本身便极具发展为强权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其他众多革命热情不下于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马克思者，早在当时便已提出警告。因为如此一来，党便可以取代它口口声声领导的人民；（被选出来的）委员会，则可以取代一般党员，甚至取代固定代表大会的意见；至于大权在握，一人号令天下。（理论上虽经由选举诞生）实际上定于一尊的元首，取代了一切。这种层层“取而代之”的危险趋向，有什么法子可以制止呢？当时列宁本人虽然不想也不能做个大独裁者，而布尔什维克党团，也从来不像个军中幕僚单位，反而倒更像一个永远争辩不休的学社社团（其实凡属左翼意识形态的组织，都爱争爱辩），可是这种“取而代之”的危险性，却不因此而有所减少。十月革命之后，这种趋势愈发接近事实，党由一个不过几千人的组织，摇身一变，成为拥有数十万，最终甚至数百万专业组织者、行政官员、管理者、监督者的庞大政党。这些人声势浩大，成为主流，压倒了原有“老布尔什维克”的声音，也盖过了1917年前加入他们合作的其他社会主义人士，如托洛茨基。他们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