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鄹苤良沼谠�1992－1993年间东窗事发，内情之丑陋连意日两国的民众都目瞪口呆。丑闻既经曝光，朝野党派同时动弹不得，与当初为他们存在撑腰的美苏霸权平衡的世界局势，同时陷入瘫痪的境地。
一开始，罗斯福的顾问曾经在盟军占领下的德日两国试行过反独占性的政治革新。虽然不久美国即改弦更张，与这项设计反道而行，可是幸好还有一件事足可让美国的盟邦大感安慰。那便是一场大战已经将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明目张胆的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其他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右派组织、民族主义政治主张，从众人可以接受的政治舞台上一扫而空。因此在所谓的“自由”对“极权”的纷争中，以上诸般神圣固然是对付共产党最有力的成分，如今既然销声匿迹，自然不可能像德国的大企业或日本的大商社大财团一般，再度动员为“反共大业”效力了。主力部队既去，西方冷战派政府的政治基础如今便只剩下战前的左派社会民主人士，以及非民族主义的温和右派。如此一来，与天主教会挂钩便变得格外有用，因为教会的反共立场及保守性格，自是舍我其谁天下第一。更妙的是，教会出身的“基督教民主党派”（见第四章）不但拥有扎实的反法西斯记录，尚有一套（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1945年后，这些党派在西方政治上扮演了中心角色；在法国为时甚短，在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诸国则持续相当长久的时间（见第九章）。
然而，冷战对欧洲各国内政的冲击，远不及其对欧洲国际政局影响为大。问题重重的“欧洲共同体”因冷战而生。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政治构想，借着永久性的安排（至少是长久性的），进而统一各个主权国家经济活动、法律系统（就某种程序而言）。1957年初成立时，原始参加国有6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到1991年，正如其他各种冷战时期的产物也开始摇摇欲坠一般，已经又有另外6国加入（英国、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希腊）。此时欧洲组织的设计，已倾向在政治经济一体化上更进一步，形成更密切的组合，最终目的是在欧洲建立联邦或邦联式的永久政治联合体。
欧洲组织，跟1945年后欧洲出现的其他大小事物一样，原是由美国一手促成，却转而对抗美国。此中情由演变，证明美国势力之盛，同时也反映其模棱两可之处，以及其影响力毕竟有其限度的事实。更进一步，我们也可看出各国心事之深重，竟愿放弃歧异，组织统一阵线以壮大。它们害怕的对象并不只限于苏联，以法国为例，德国始终是它最大的顾忌。此外，各前参战国和被占领国家的担心程度虽然没有法国那么强烈，却也都不愿见到中欧地区重新兴起一个强大国家。现在大家却发现自己被套牢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与强大的美国，以及在经济军事上都再度复兴的德国结成盟友——所幸后者的国土已经大不如前，被截成了两半。当然众人对美国也心事重重。说起来美国是对抗苏联不可或缺的伙伴，可是这个伙伴却不甚可靠，更别提——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它总是把自己世界霸权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连它盟友的利益也可以退居其次。读者诸君可别忘记，二战后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各种安排和设计决策，都是以“美国经济利益为最高前提”（maier，1987，p．125）。
但是对美国的盟友而言，幸好1946…1947年间的西欧形势太紧张，华盛顿当局不得不仔细斟酌。它决定当前的第一要务便是复兴欧洲，不久对日本经济也做出同样的结论。于是一个大规模帮助欧洲重整旗鼓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plan），便在这种背景下于1947年6月正式开锣。这项新计划与以往野心式的经济外交不同，多数是以赠援的形式而非借款。根据美国原本设计的方案，是想在战后建立一个基于自由贸易、自由汇兑，以及自由市场的世界经济体系，并由美国当家作主全权支配。还好各国再度鸿运当头，单就一项因素而论，便使得美国的如意算盘完全不切实际；欧洲和日本资金紧张，对日愈稀有的美元求之若渴，自由化的贸易与国际付款方式根本不可能立即实现。而美国一家之力，也无法强人所难，将自己对欧洲一厢情愿的理想强加与人。也就是全面实行单一的欧洲援助计划，依美国的模式，包括其美式政治及繁荣的自由企业经济制度，将欧洲各国塑造为一个单一的欧洲共同体。这个以美国为师的理想根本行不通，首先，英国就还把自己视作世界级的大国，法国则日夜梦想跻身强国之列，并且一心一意，务必把德国压得抬不起头来，最好陷于永久分裂。这两国对美国的构想当然咬牙切齿。可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若要完全实行马歇尔计划的构想，欧洲在军事上必须结盟，才能共同对付苏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其结果。但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欧洲复兴，一个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公约组织，少不了强大的德国经济，而强大的德国经济，必须靠重整军备的德国才能强化。如此一来，法国唯一的退路便是想法子跟德国纠缠不清，两家搞成一家，世仇死敌才能从此断绝冲突。于是法国便提出自己一套版本来搞欧洲联合，也就是“欧洲煤钢联营”（european coal and steel munity，1950），进一步扩展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或一般所称的“欧洲共同市场”（european economic munity，monmarket，1957），最后简化为“欧共体”，1993年起，则改名为“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历来的总部均设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可是其核心却建立于法德两国的合作。欧洲组织，其实是针对美方构想另起炉灶的欧洲统一方案，然而冷战时期结束，原先为欧洲组织及法德合作所依赖的基础便也随之消失。1990年两德统一，欧洲势力顿然失衡，但德国统一之后经济困难重重，却也是事先不曾预料的。种种演变，欧洲统一的前途愈发难卜。
但是回首前尘，美国虽然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完全实行对欧洲政治经济制度设计的细节，不过它的国力毕竟强大，不容各国在国际政治上不与它同步。欧洲联合对苏是美方的主意，欧洲军事联盟也是它的构想。于是德国获准重新武装了，欧洲渴望中立的念头也被打消了，西欧各国在国际上的动作，都在美国的统一号令之下。只有过那么一次，它们打算自作主张独立行事，也就是1956年的苏伊士战争，英法两国准备联手对埃及，可是此战最后也在美方压力之下流产。压在美国气焰之下的盟友或保护国，最了不起的伎俩也只有消极抵制，既离不开美方主导的军事同盟，又同时拒绝充分合作（法国戴高乐正是此中高手）。
但是随着冷战年月一天天地过去，华盛顿的势力，虽然在欧洲军事合作和政治动向上始终扮演着太上皇的角色，可是美方对欧洲经济的控制却一日弱于一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心，如今渐渐由美国移往西欧和日本，而美国人则觉得，两者都是自己一手拯救并予重建的受惠者（见第九章）。原本在1947年物稀为贵的美元，多年下来却像激流急湍般迅速流出美国。再加上美国自己，外则在全球各地用兵（主要的例子当推1965年后美军在越南的行动），内则雄心勃勃，大肆推行各项社会福利措施。如此内外开支浩繁，却偏好用赤字预算方式贴补，于是美元向外逆流之势愈发不可收拾，尤以1960年的情况最为恶劣，于是美国用以推动并保证战后世界经济的基石美元，日衰一日。在理论上，美元是由美国诺克斯堡（fort knox）金库积存的大量金条保证——诺克斯堡贮藏的金量几乎占全球四分之三——但是实际上，美元根本就只是成堆成打泛滥成灾的纸币及书面上的账目——不过美元的稳定性既然来自可以与一定黄金兑换的保证，于是行事谨慎的欧洲人，由作风超级谨慎、对金条特别死心眼的法国佬带队，在国际汇兑上便要求以可靠的金锭，兑换极有贬值可能用纸张做的美元。如此一来，黄金便如决堤般涌离诺克斯堡。需求既高，金价自然大涨。其实在整个60年代的绝大多数时期，美元及国际偿付体系的稳定性，都不能再靠美国本身的准备金为保障，却完全多亏欧洲各国中央银行的捧场——在美方压力之下——不要求以黄金兑换手中的美元，并参加“黄金总库”（gold pool）的运作，稳定市面上的黄金价格。可是这种权宜之计好景不长，1968年“黄金总库”干涸见底宣告解体。就事实而言，美元作为标准兑换货币的地位从此告终，并于1971年8月被正式放弃。国际偿付体系的稳定随之而去，美国或任何一个单独国家的经济力量，再也不能单方面控制全局。
冷战终了，美国的经济霸权也所剩无几，连带之下，甚至连它实行军事霸权的费用，也再不能单靠自己的腰包独力支付。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对付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基本上依然以美国为主，可是这一回，掏腰包的却是其他支持华盛顿行动的国家——不管它们是主动慷慨解囊还是勉强被动捐献。这一仗打下来，参战的大国竟然还赚了几文，倒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怪事。所幸对众人而言——除了倒媚的伊拉克人民之外——战事不出几天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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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冷战年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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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期的某一段时间里，冷战似乎向恢复理智的方向走了几步。1947年以还直至朝鲜战争高潮的数个危险年头中，世界总算有惊无险，不曾发生任何爆炸性的事件。即使是斯大林之死（1953年），虽然也在苏联集团引发了一阵大地震，最终毕竟安然度过。西欧各国发现，自己不但不必在社会危机之中挣扎，反而开始进入一个始料未及、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时代。下一章将对这段时期作更进一步的讨论。老派的外交人士，专门有个行话用来形容紧张关系的减轻，也就是“缓和”（detente）。现在“缓和”一词变成家喻户晓的名词了。
缓和现象首先出现于50年代的最后几年，当时正是赫鲁晓夫（n．s．khrushchev）在斯大林死后的一片混乱中夺权成功登上苏联宝座的时候（1958－1964年）。赫鲁晓夫外表看来一介莽夫，其实骨子里能干得很，很令人钦佩。他相信改革，主张和平共处，将斯大林一手建立的集中营清理一空，并在接下来几年里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领衔主角。他恐怕也是唯一由农村男儿出身，跃登世界大国领袖之人。在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之间——肯尼迪是美国这个世纪最被称誉的总统（1961…1963年）——一个喜欢虚张声势专以大声恫吓冲动行事为能事，另一个则善于故作姿态喜欢玩弄手段。两人中间有过一段相当紧张对立的时期，“缓和”首先要面对的便是这道难题。于是两个超级大国，由两名超级危险玩家负责掌舵；而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充满着危机感，觉得自己在经济上节节败退，输给了50年代突飞猛进的共产经济。如今看来实在很难想象，但是在当时人的眼里，你瞧，苏联在卫星、太空人上的惊人成就，岂不证明它在科技上已经胜过美国（其实很短暂）？再看，共产主义岂不出乎众人意料，竟在佛罗里达数十公里方圆内的古巴大获全胜（见第十五章）？
反过来从苏联的角度看，它也同样焦虑不已。首先，华盛顿当局的言辞暧昧，不过其中充满了挑衅的意味绝对错不了。其次，苏联本身又与中国在基本路线上决裂，如今中国小老弟一口一声，指责老大哥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强硬。面对这项罪名，原本主和的赫鲁晓夫也只有板起面孔，被迫采取比较不与西方妥协的态度。与此同时，各殖民地的解放进程，以及第三世界的革命行动，突然纷纷加速（见第七、十二及十五章），形势似乎对苏联大为有利。于是美国提心吊胆，同时却又信心十足；苏联信心十足，同时却又提心吊胆。双方为了柏林、为了刚果、为了古巴，威胁恫吓，僵持得不可开交。
表面看起来惊险诡谲，有如深渊薄冰，事实上若为这段时间算一笔总账，却可以得出一个相当稳定的国际局势。两强之间，还保持了一种尽量不去吓倒对方和世人的默契，而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设立的电话热线，便是此默契的最佳象征（1963年）。柏林墙的设立（1961年），则确定了东西双方在欧洲最后一条不确定的界线。对于开在自家门前的共产小店古巴，美国也默不作声地接受了。古巴革命及殖民地解放的火花，分别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点起了星星之火，可是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