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暖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阳光在七点钟便穿透卧室的窗玻璃，唤醒了我们。我俩于是决定正式开始我们的户外生活。
周日集市
晴朗的星期天我们总免不了要上一趟市场。这天，我们八点钟就到了考斯特拉集市（couste11et）。那里已经排列着一行一行陈旧的卡车和小型货车，车头都摆着一张张可以任意伸缩的桌面，上边摆放着各种货物。一块黑板上写明今天的各种蔬菜价格。摊主们嘴里嚼着刚从对面街上买来的热腾腾的各式面包，皮肤早在田地里晒得黝黑。我们看到有个老人从裤袋里取出一把木柄小刀，切下一片面包，涂上新鲜羊乳酪，又从酒瓶里倒出一杯红酒。这就是他的早餐了。
跟卡维隆、艾普等地的每周集市比起来，考斯特拉市场显得又小又不时髦。顾客都是挽着菜篮的本地人，而不是那些举着相机的观光客。只有在七八月，你才偶然会看到巴黎来的高傲妇人，穿着dior的休闲服，牵着像她们一样神经兮兮的小狗。其他时候，从深秋到早春，市场上基本都是本地居民，来买几小时前才从田里或温室里采摘下来的蔬菜水果。
我们沿着一排一排的伸缩小桌漫无目的地闲逛。法国家庭主妇毫不留情的精挑细选让我们既惊诧又羡慕。我们只要看看蔬菜的外表，便会决定买或不买，她们则不然。她们会用手使劲地捏茄子，拿起蕃茄来仔细地闻闻，啪地折断不过火柴梗粗细的四季豆，还会带着怀疑的眼光剥开翠绿的芮苣心察看。她们一路走，一路东一口西一口地品尝各家的乳酪和橄榄——如果这些东西达不到她们个人的要求，她们会瞪一眼摊主，好像摊主成心在骗她们似的。然后，愤愤然转到其他摊位去重复着同样的举动。
在市场的一头，葡萄酒合作社摆出的摊位处围了一圈男人，每个人都满含着一口新鲜登场的玫瑰红酒。隔壁摊位是个女人，摊上排练着各种大大小小的蛋，外加鲜活的兔子。再过去的摊位摆的是堆积如山的蔬菜和紫苏，还有一罐一罐的蜂蜜，大瓶大瓶的橄榄油以及桃子干、黑麦汁、鲜花和香草、果酱和乳酪——在旭日的映照之下，每样东西看起来都令人垂涎欲滴。
我们买了烧烤用的红辣椒、棕壳的大鸡蛋、紫苏、桃子、羊乳酪、芮苣，还有粉红色斑纹的洋葱。直到篮子已经装不下了，我们才过街去买长条面包。餐盘上若有橄榄油、酱汁之类残余物的话，用这种面包抹净了吃是最美味的了。面包店里拥挤不堪，人声喧哗。暖烘烘的面团味和杏仁香飘逸在店里的每一个角落。排队等候时，我们想起有人说过，法国人花在肠胃上的钞票，一点儿也不比英国人花在汽车和音响上的钱少。这话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每个人都好像在疯狂大采购。一个圆胖快活的妇人买了6大条面包——加起来足有3公尺长。除此之外，还有帽子大小的巧克力奶油蛋卷，外加一整个儿苹果派，切得薄薄的苹果片在中央铺成一圈，表面涂抹了杏子酱，看起来亮晶晶的。这让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我们还没有吃早餐呢！
于是，决定用一顿丰盛的午餐来慰劳一下自己，内容有：烤红椒拌橄榄油加紫苏末、熏肉胎贝卷串烧以及沙拉和乳酪。春日的暖阳熏得我们昏昏欲睡，而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
电话答录机的妙用
电话铃声如果在星期天中午到下午三点之间响起，对方一定是英国人。这已经是我们从生活中总结出的颠扑不破的定律。星期天的午餐，是法国人一周中最轻松愉快的一顿饭，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在这种时候去打扰别人的。
我真后悔拿起了话筒，电话那头儿是那做广告生意的托尼。从电话里的声音听来，他的人近在咫尺。
“想到该跟你这个根据地联络联络。”我听着他深吸一口烟的声音，心里打定了买一部电话答录机的主意，专门对付这种喜欢在星期天骚扰我们的人。
“我找到一所不错的房子。”他没有停下来听听这项重大宣布的反映，因此也就没注意到我的心猛地一沉而发出的声音。“离你那里有一段距离，不过，倒比较靠近海边。”我告诉他，我为他感到高兴，同时表示，他离海边愈近愈好。“还需要大量的整修，所以，我不准备付他们开出的价钱。我想我可能得从英国带一批熟悉的工人过来做这事儿。上次，他们整修我的办公室，从头到尾只花了六星期。是爱尔兰人，不过活儿干得可真棒。像我现在看上的这个地方，他们一个月就能搞掂。”
我倒很想鼓励他这么做。可以想像，一群爱尔兰工人，一旦尝到在普罗旺斯做工的甜头——和煦的阳光，大口大口畅饮价格便宜而又味道甘甜的当地葡萄酒，外加大把大把的怠工机会，屋主又远在千里外，不会有人时时刻刻地挑毛病——何乐而不为呢。我几乎能够预见，爱尔兰人会把工期一直拖到十月，说不定八月间还会把全家从英国接来让大伙儿好好度个假。那样的话，我就有笑话可看了。不过，我最终还是老实地告诉托尼，他最好还是雇佣本地工人的好，而且应该请一位建筑师，由他负责召募工人。
“我用不着什么建筑师，”托尼毫不迟疑地说：“我知道该怎么装修。”他当然知道。“举手之劳的事，干吗要花大钱请建筑师？” 好啦，看来我是什么帮也不上忙了，他什么都知道。于是我问他何时回英国。“今晚就走。” 没等我再说什么，他便开始向我宣读他那个记事本中记载的忙碌日程。周一要见客户，接着去纽约三天，在米尔顿·凯恩斯开业务会议。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表明自己乃是不可或缺的行政主管。“总之，” 他说：“我会跟你联系。一两周内我还不会下手买那房子，不过一旦签约，我会马上告诉你。”
妻子和我坐在游泳池边，纳闷我们怎么总躲不开厚颜无礼之人的纠缠。到夏天，这种人来得还会更多，他们要吃要喝要住，游了几天泳之后，还会要我们送他们上机场。我们自认并非孤僻遁世，但与托尼短暂接触的经验足以提醒我们：往后的几个月内，我们需要坚定的立场，灵敏的反应，以及一部电话答录机。
私人领地，内有蝮蛇
马索一定也意识到了夏季的来临。因为几天后我在林中看到他时，他正忙着加固防止露营者入侵的围篱。在写着“私人领地！”的几块牌子下方，他又钉上了一连串简短但凶险的警告语，“当心！内有蝮蛇！” 这是一个绝妙的警告方式。充满了威胁恐吓的成份，却又不像“内有恶犬”、“当心触电”或“武装人员巡视”之类的说法需要眼见为证。再不怕死的露营者，在夜晚钻进睡袋以前，恐怕也得考虑考虑，睡榻之下是否还躺着一位当地最原始的原住民。我问马索，卢贝隆山区真的有蝮蛇吗？他摇着头，对于外国人的无知再度表示惋惜 。
“是啊，”他说：“不算大啦，”他用手比了比，30公分长的样子：“可是你如果被咬，45分钟以内就得赶到医生那儿，否则……”他做了个鬼脸，头歪向一边，舌头伸出来吊在嘴边。看到我惊惧的表情，马索说得更加起劲了。“人家说，男人要是被蝮蛇咬了，必死无疑。可是女人要是被蝮蛇咬了——” 他倾身向前，挑动着眉毛说道：“死的是蝮蛇。”看到他的话产生了效果，他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兴之所至，还递给我一根粗大的黄色香烟。“以后可要注意了，没穿上结实的靴子，可千万别上山散步。”
据大学者马索说，卢贝隆蝮蛇通常会避开人类，只有在受到骚扰时才会发动攻击。一旦被蛇追赶，马索的建议是作之字形跑动，而且最好往上跑，因为蝮蛇发怒时，在平地上短距离直线冲刺，速度快得惊人。我下意识地向四下张望了一圈，马索见壮，哈哈大笑起来，“当然啦，你也不妨学学农夫的本事，一把抓住它的七寸要害，捏得它嘴巴大张，往它嘴里猛吐一口唾沫，啪的一声！它就一命呜呼了。” 他示范着吐了一口浓痰，正中他养的一条狗的脑袋。“但最好还是带个女人同行。女人没男人跑得快，蛇会先咬到她的。”说完这些话，他得意洋洋地回家吃早餐去了，留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在树丛中摸索前进，一面走一面练习吐痰功夫。
南下的游客部落
复活节假期到了，我们家的30余棵樱花树在同一时间竞相开放。从马路上望过来，房子好像漂浮在一片粉红与白色交织的海面上。许多开车路过的人都特意停车拍照，有些人还探头探脑地沿着车道往上走，直到听见狗吠，才掉头回去。有一伙人特别大胆，竟开着一辆瑞士牌照的车子，直抵我们屋前。我不得不出门去询问他们有何贵干。
“我们要在这里野餐，”开车的那位告诉我。
“对不起，这儿是私人住宅。”
“不，不，”他挥动一张地图说：“这儿是卢贝隆。”
“不，不，”我指着背后的群山：“那儿才是卢贝隆。”
“可是我的车开不上去啊。”
他最终还是悻悻地把车开走了，在我们努力栽培的草皮上留下深深的车辙。旅游季节就这么开始了。
复活节那个周日，山上村子里的小停车场挤得满满的，没有一辆车挂的是本地牌照。观光客在窄街小巷里猎奇寻趣，往人家家里好奇地张望，在教堂前面摆姿势拍照。成天闲坐在杂货店隔壁门坎儿上的小伙子，伸手向每个过路人要10法郎，说是没钱打电话，然后用收到的钱跑到路边的咖啡馆享乐一番。
“进取咖啡馆”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维持着其丑陋的面貌。无论哪位室内设计师看到它，一定都会大失所望，恶梦不断――散落在各处的桌椅摇摇晃晃，全不搭配；墙上的陈年古画更是早已辨不出本色；厕所里杂乱的水流声更是声声入耳，而一个破落不堪的冰淇淋柜就摆放在厕所旁边。咖啡馆的老板十分粗鲁，甚至连养的狗都丑陋不堪。然而，就在厕所的另一侧，是一座镶有玻璃窗的阳台。那里视野开阔，端杯啤酒坐在那儿，不仅可以观赏远山近村的景色变化，还可以把阿尔卑斯山收进眼底。桌上有一张手写的字条，警告你不得把烟蒂丢到窗外，因为下面是一家露天餐厅，顾客曾经对此抱有怨言。但你只要遵守了这条规则，就没有人会来打扰你。本地的客人都坐在吧台边，阳台是观光客才去的地方。复活节的周日，阳台上人潮汹涌。
那里汇聚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荷兰人都清一色地穿着登山靴，挎着登山包；德国人则是一身珠光宝气，像是要赴宴会；巴黎人脸上都透着明显的傲气与精明，谨慎地检查着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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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旺斯的一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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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杆和驻虫的故事
我离开小村，驾车回家。恰好遇到本季第一宗车祸刚刚在这条路上发生――一辆白色标致旧型车，屁股撞上一根木制电报杆，并把它折成两段。左右并无其他车辆，道路也平坦干净，真叫人想不通这车屁股怎么会如此恶狠狠地咬到电报杆上去的。” 一个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挠着脑袋，看见我停下了车，他咧开嘴笑了。
我问他有没有受伤。他说道：“我没事，但车子恐怕报销了。” 我回头看看上半身弯向 车顶的电报杆，要不是几根电话线吊住它，它早就倒下了。我看它也一样报销了。
“我们得快走，”年轻人说：“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事儿。”他竖起一根手指压在唇上。“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就在路那头。我得去找辆拖拉机来。”他上了我的车，肇事原因立刻清楚了。他一身酒气，仿佛刚在酒里泡过似的。他向我解释为什么得急速而且秘密地把车吊走。邮局若知道他撞坏了电报杆，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能让别人知道。”他重复着说道，边说边加强语气似的打了两个酒嗝。
我把他送到，自己则返回家中。半小时后，当我又开车回去看看拖吊工作是否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时，发现车子还在那儿，旁边围了一群农夫，七嘴八舌地争吵着。马路上另有两部小汽车和一辆拖拉机，挡住了路面。我正看着，又有一辆车开了过来，司机在车里拼命地按起喇叭，催拖拉机让路。开拖拉机的人手指着肇事残骸，耸耸肩膀。喇叭声再度响起，这次，响个不停，回声振动山谷，相信在两公里外的梅纳村都听得到。
骚乱又持续了半小时，标致车终于被拖出沟渠，神秘车队消失在通往本地修车厂方向的路上，留下电报杆独自在微风中哀号。邮局一周后派人来换装电报杆，又吸引了一小群人围观。邮局的人问一个农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农夫一脸无辜的样子耸了耸肩。“谁知道？”他说：“也许是虫蛀的吧？”
宾主对话
巴黎来的一位朋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