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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和计划中的政府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支出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德国４９．４％４８．９％４８．６％４７．２％法国５４．８％５５．３％５４．３％５３．４％意大利５６．２％ ５６．ｏ％５５．１％５４．ｏ％丹麦６３．１％６２．８％６１．９％６０．９％瑞典７１．８％６７．４％６７．３％６６．６％美国３４．５％３３．６％３３．６％３３．７％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展望》，１９９４年１２月
附表１９９４…９６年的数字是预测数字。
８０年代我们经济战略的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促进私营企业和私有制。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我想打破国家现状的平衡；在这方面，私有化能起关键性的作用，１９７９年，只有航空与航天工业和造船工业作出了非国有化的明确保证，此外出售了国家货运公司的股票。但是我们的胆子变大了，我们边干边学。一个个国有企业的财政情况好转了，在经济气候得到改善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已作好了私有化的准备。到１９８３年大选时，准备实行私有化的企业名单已经增加，它包括英国电讯公司、英国航空公司、罗尔斯·罗埃斯汽车公司、部分英国钢铁厂、英国的莱兰汽车公司和飞机场。继英国电讯公司之后，对具有不同结构和不同管理体制的煤气、水、电等其他公用事业也实行了私有化。在我离职时，工业中的国有部分已减少了６０％。主要是伴随着私有化而推行的更加广泛的股权制计划，使大约１／４的人拥有了股份。我试图重建一个自由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鼓励建立一个拥有资本的社会。我感到在实现这两个日标方面我已经走得很远，甚至比我期望的走得还要远。
最后，还有一个广泛的结构改革计划——自然，削减边际税率和私有化也是它的一部分——以使市场运转得更加有效，即所谓的〃供应经济学政策的革命〃。从１９８０年起，我们实行了〃逐步〃的工会改革计划，其中，减少了工会豁免权的１９８２年《就业法》是至关重要的，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矿工罢工的结局有效地巩固了新秩序，即就业要依靠满意的顾客而不是使用集体力量去勒索补贴。劳资关系有了相应的改善。在我最后担任首相的１９９０年，产业停工数是１９３５年以来最低的。诺曼·福勒１９８８年的社会保障改革对工会改革作了补充，通过减少所谓的〃贫困圈套〃使工作更有意义。工资委员会过去的工作是制定最低工资标准，这类标准导致了人们的失业，特别是青年人失业。后来对这种委员会进行了改革，不再为２１岁以下的青年人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后来又取消了这类委员会。当我开始担任反对党领袖时，在经济政策方面，主要是主张制定收入政策的人与主张〃自由集体谈判〃人们之间进行的大辩论。在我任期结束时，已经取消了收入政策及其所有累赘的曲解。而且工资谈判也远不是〃集体的〃。加入工会的劳动力的比例已经从５０％下降到３５％，这是劳力市场更加灵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标示）。
但是，我们所进行的旨在使市场运转得更好的改革当然没有局限于劳力市场，它涉及到了每一个市场。我们取消了外汇管制，以及对物价、收入和股利的管制。在财务服务方面，我们促进了更大的竞争。我们减少了对私人出租房屋的控制以鼓励人们提供更多的住房，给公营部门的房客很大的折扣购买住房。在教育、国民保健制度和地方政府方面也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促进公营部门的竞争，以提高货币的价值和有更多的选择。
我们已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我们的月标：降低通货膨胀，控制财政和随之而来的削减税收、私有化和实行供应经济学政策的改革。此外，每一项目标都有其自身价值，同样有助于减少国家的作用，使人民能更多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但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我在８０年代所执行的经济计划基本上改善了英国的经济？有许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些证据仍在增加一一表明情况的确如此。
生产率是关键。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的国家是那些劳动力和资本创造了经济价值的国家。生产率不高的国家虽然可以而且应该对它们的汇率进行一些管制，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国家不会享有高的生活水平。英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们与美国之间生产率方面出现了大的差距。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欧洲也很快地赶上和超过了我们。在７０年代，我们在主要工业国中的表现是最差的，而且差得很远。
但是８０年代出现了重大转变。美国劳工局关于制造业中每小时产量的数字表明，自１９７９年以来，英国生产率的增长比其他任何主要的工业国都快，特别是１９８５年以后，情况更是如此。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生产率增长的远景已经在改善，我们不仅仅是只看见了一次性的、〃你追我赶的〃效果。虽然生产率的增长在制造业特别明显，在服务业方面情况也是一样。在英国整个非石油经济中，每个工人的产量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期间每年增长了１．７％（这超过了经济周期），而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９年期间每年只有０．６％。
一系列其他的证据也表明８０年代的政策在英国经济中导致了结构改革。只要这些改革不被错误的政策所彻底改变，到２０００年将使我们的情况处于良好状态。衡量经济成功的一个方法——当然也是政治上最敏感的方法——是它能否兴建新的企业和增加新的工作。虽然生产率增长的直接后果可能会减少就业，但生产率的增长对于使企业能够参与竞争从而可以提供稳定的、高工资的就业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毫不足奇，８０年代的就业人数增加了１５０万。意义深长的是，即使在１９－－９２年底长期失业达到了高峰，但它比上一个经济周期的高峰数字还要少２５万人以上。
在英国，由于我们长期致力于放松管制，因此与邻国相比，我们受在欧洲流行的管制病、高税收和总体主义——它抑制了可能出现的工作机会——的不利影响也要少一些。可是，如果未来的政府要支持马斯特里赫特《社会宪章》，更不用说再回头实行最低工资条例，那将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当我们需要的是美国式的灵活时，这些条例却迫使我们接受欧洲的硬化症。
国际生产率的增长
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制造业中每小时产量
（１９７９年＝１００）
１９７９１９８５１９８９１９９３
英国１００．０１２７．１１５１．１１７４．８美国１００．０１１２．４１２６．３１４１．７德国１００．０１１２．９１１９．７１３０．６日本１００．０１２６．１１５２．３１６８．５意大利１００．０ １３４．３１４７．１１７５．９法国１００．０１２０．１１３９．５１４６．８荷耸１００．０１２７．８１３８．３１４４．０丹麦１００．０１１３．０１１３．７１２２．６挪威１００．０１１８．７１２８．９１３８．４瑞典１００．０１１９．４１２９．５１５６．０加拿大１００．０ １１５．４１１５．６１２６．９
１９７３…１９９３年生产率的增长
１９７３…７９ １９７９…８５ １９８５…８９ １９８９…９３
英国６．３％２７．１％８．９％１５．７％美国无 １２．４％１２．４％ １２．２％
德国２８．１％ １２．９％６．０％９．１％
日本３９．３％ ２６．１％２０．７％ １０．７％
意大利３９．７％３４．３％９．６％１９．６％
法国２８．９％ ２０．１％１６．２％ ５．３％
荷兰３８．１％ ２７．８％８．３％４．１％
丹麦２７．８％ １３．０％０．６％７．９％
挪威１３．１％ １８．７％８．５％７．４％
瑞典１６．９％ １９．４％８．５％２０．４％
加拿大１２．９％１５．４％０．２％９．８％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工局的统计数字，１９９４年８月。
通货膨胀、工业效能和提供就业机会是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但最终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是经济增长，就此而言，经济已经得到改善的全貌也得到了肯定。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人们自然要考虑经济周期的效果。在进行评价时，我们可以看到，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９年期间，英国非石油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不到１％（欧洲经济共同体平均为２。５％），而在８０年代，它每年上升了２．２５％。这与国际上的趋势正好相反，因为整个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地区在８０年代没有改善。
再次叙述８０年代的这些事实是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澄清是非。低估当时发生的一切就很可能会使政府回头寻找其他办法，实际上是７０年代灾难性的药方的回笼。这与美国有相似之处。在美国，主要的共和党人试图与里根时代的做法拉开距离，结果在１９９２年使民主党人占据了中心位置，并且使他们成功地以〃该是变革的时候了〃为主题赢得了选举。事到如今共和党才看到，只有发展而不是背离〃里根主义〃才能取得成功。８０年代我们两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低通货膨胀、更大的增长、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生活水平、更低的边际税率——都表明了什么方法奏效，而７０年代的情况则同样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什么方法不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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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为什么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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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可能在真空里很好了解自由企业经济学的药方，更不用说有效地利用它。这些药方的奏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治条件和我在其他地方阐述过的经济条件。为什么只有现代的西方文明才导致了持续的繁荣，从而在过去２５０年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前景，这很值得讨论。显然，经济增长不仅仅是资本与劳力结合所产生的机械结果。经济的进步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科技的发展，因为科技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它们自身又为文化和其他条件所促进。事实上，同样重要的是如何部估和利用科学与技术。的确，这一条才突出了现代的西方文明。例如，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和水手们使用的罗盘，但是不像西方，他们没有利用它们建立一个海上帝国。西藏人发现了轮运动，但只满足于利用它制作祈祷轮。拜占庭人发明了发条装置，但仅将它用于宫庭的礼仪，在来访的大使们面前将皇帝抬起。但是文化和宗教状况不能作出全部解释。基督教对每个有责任感的人在道德方面的重视，对于具有西方特色的自由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东正教会的东方。它的影响显然很不一样。新教徒的宗教改革和不信奉国教或许也起了作用，但是这不能解释中世纪银行业与商业的发展或威尼斯的兴起。自然，如果任何〃解释〃忽略了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那么，它就不成其为解释。
但是有两个特殊因素表现得至关重要，它们不仅是更加广泛的历史解释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今后政策的指针。第一是几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法治，它提供了发展工商企业、银行业和贸易所必需的信心。显然这为现在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建立自由企业制度所执行的战略具有重要含意。第二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是在关键性时期，〃欧洲当时包括一些分裂的、因而是相互竞争的国家和管辖地区〃。因此，没有哪一个政府能执行破坏经济自由（或者其实还有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推动力的这一政策而不担心会失去资源，因为尽管困难和费用可能很大、但有才干的人最终可能把他们的技术和资金带到其他更欢迎他们的国家去。今天，政府之间的竞争以及它们不同的立法、财政和管理制度之间的竞争仍然是抑制滥用权力和制止社会贫困化的因素。现在有些人想将欧洲的民族国家淹没在欧洲合众国之中，使集权的官僚政治通过协调各种条例不让任何企业逃出它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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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拉丁美洲
在〃西方〃这一辽阔的框架中当然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一个特别具有教育意义的实例是拉丁美洲，因为两种不同的、对立的模式在那里进行了试验。第一种是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所描述的〃重商主义〃，它的传统更久远一些，但不那么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