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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报纸的社论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阶层的心声，东京街头及偏远农村的普通民众都同样在进行着大转变。美国占领军简直无法相信，如此友好的国民就是曾经发誓要用竹枪死战到底的国民。日本人的伦理中包含的许多东西是美国人所排斥的，但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得到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异质的伦理也包含着许多值得赞扬的地方。
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国的对日管理，承认了日本人改变航向的能力，而没有采用令人屈辱的手段来阻碍这一进程。如果我们按照西方的伦理把我们的手段强加给日本，从我们的文化上来看也许是能够接受的。根据西方的伦理信念，侮辱和刑罚是使做过坏事的人认识其罪孽的有效社会手段。这种自我认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
但日本人对此肯定看法不同。按照他们的伦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过错所产生的自然后果会使他确认不再这样去做。这些自然后果也可能包括总体战的失败。但是，日本人对这些情况并不视为屈辱而憎恶。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某人或某国对他人或他国进行侮辱，是采用诽谤、嘲笑、鄙视、侮蔑和揭露其不名誉等手段。日本人如果感到受辱，那么复仇就是一种道德。尽管西方的伦理强烈谴责这种信条，但事实上，美国占领的有效性却实在是取决于在这一点上的自制 ———日本人非常憎恶嘲笑，认为这与投降而带来的必然后果，包括解除军备、负担苛刻的赔偿义务等等是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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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后的日本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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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曾经战胜过一个强国。在敌国最终投降，而且日本认为它并未嘲笑过日本时，日本作为战胜者，曾谨慎地避免侮辱失败的敌人。1905年俄军在旅顺口投降时，有一张日本妇孺皆知的著名照片。照片上，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区别只是军服不同，俄国军人并没有被解除武器，依然佩带着军刀。根据日本人流传的著名故事说，当俄军司令官斯提塞尔将军表示同意日方提出的投降条件时，一位日本大尉和一名翻译带着食品来到俄军司令部：
除了斯提塞尔将军的坐骑以外，所有军马已全被宰杀吃掉。因此，日本人带来的50只鸡和100个生鸡蛋受到了由衷的欢迎。
次日，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将军如约会见。
两位将军握手。斯提塞尔将军赞扬日本军队的英勇……乃木将军则称颂俄军长期的顽强防御。斯提塞尔将军对乃木将军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表示同情……斯提塞尔将军把自己心爱的阿拉伯种白马送给乃木将军。乃木将军说，虽然极其希望从阁下手中得到这匹马，却必须首先献给天皇陛下。他相信这匹马一定会下赐给他。他许诺，如果那样，他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爱马那样加意爱护它。
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将军为斯提塞尔将军的爱马专程在住宅前院建了一所马厩。据描述，它比乃木将军自己的住房还要讲究，将军死后，马厩成为了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认为，日本人自上次俄国投降后性格已完全改变，比如，他们在菲律宾的肆意破坏和残暴是众所周知的。不过，对于像日本这样极易随着情况而变化道德标准的民族而言，上述结论未必是必然结论。首先，敌军在巴丹战役之后并没有投降，只有局部地区投降了。后来菲律宾的美军虽然投降了，日军仍在战斗。其次，日本人从未认为俄国人在本世纪初曾经“侮辱”过他们。与此相反，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蔑视日本”，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根本瞧不起日本”。他们对排日的移民法，对美国在朴茨茅斯和约及第二次裁军条约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作出这种反应的。美国在远东经济中影响的扩大以及我们对世界上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态度也促使日本人采取了同样的反应。因此，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和日本在菲律宾对美国的胜利，显示了日本人行为的明显对立的两面性格：受过侮辱时是一面，反之是另一面。
美国取得最后胜利使日本人所处的环境再次发生了变化。如同日本人生活中的通例一样，他们的最终失败使他们放弃了此前所采取的方针。日本人的独特伦理观，使他们能够自行消除积怨。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对日管理没有增添需要清洗的新屈辱，他们只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仅仅属于接受战败的“当然结果”的事情，这种做法显然很奏效。
保留天皇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好。天皇先访问麦克阿瑟将军，而不是麦克阿瑟将军先访问天皇，这件事给日本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其意义是西方人难以估计的。据说，在建议天皇否认神格时，天皇曾提出异议，说到让他抛弃他本来就没有的东西，感到很为难。他真诚地说，日本人并未把他看作西方意义上的神。但是麦克阿瑟司令部劝说他，西方人关于“天皇仍在坚持神格”的想法，将会影响日本的国际声誉。于是天皇勉为其难，同意发表否认神格的声明。天皇在元旦发表了声明，并要求把世界各国对此事的评论全部译给他看。看了这些评论后，天皇致函麦克阿瑟司令部表示满意。外国人在此以前显然不会理解，天皇对发表声明一事竟然感到高兴。
美国的政策还允许日本人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联合指令上明确写道：
对于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劳动、工业、农业诸团体，应鼓励其发展并提供便利。
日本工人在许多产业中组织起来了。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积极活动的农民组合也重新抬头。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能够主动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这就是日本在这次战争后果中有所收获的证明。美国一位特派记者告诉我，东京一位参加罢工者盯着美国士兵喜气洋洋地说：
“日本‘胜利’了！不是吗？”
今天日本的罢工与战前日本的农民起义很相似，那时农民请愿是因为年贡、赋役过重，妨碍了正常生产。它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没有要变革制度本身的企图。在今天，日本各地的罢工也没有降低生产。罢工者喜欢采取的办法是：
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使经营者丢脸。在三井系统一家煤矿中，“罢工”的工作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足尾铜矿的工人在“罢工”中也增加了生产，并把工资提高了两倍。
当然，不论管理政策是如何地具有好意，战败国的行政总是困难的。日本的粮食、住宅、国民再教育等等问题必然非常尖锐。如果执行那种不任用日本旧官员的政策，问题会更麻烦。军队复员是美国当局在战争结束前非常担忧的一个大问题，由于保留了日本官员，这个问题的威胁显然减轻了，但也并不容易解决。日本人深知这种困难。去年秋天，日本报纸以同情的语气讲道，对于那些历尽艰辛的日本士兵，战败这杯苦酒该是多么难喝。报纸请求他们不要因此而影响自己的“判断”。一般来说，遣返军人表现了相当正确的“判断”，但失业和战败也使其中一些人参加了追逐国家主义目标的旧式秘密结社。他们动辄对他们现在的地位感到愤慨。日本人已不再赋予他们那种昔日的特权地位。在以前，日本伤残军人身穿白色衣服，街上行人遇见他们时都要行礼。入伍时村里要开欢送会，退伍要开欢迎会，款以美酒佳肴，伴以美女歌舞，士兵会坐于首席。如今复员军人根本得不到那样的优厚待遇，只有家里人安置他们。在许多城市及村镇，他们受到了冷遇。了解了这种骤然变化对日本人有多么苦痛，就不难想像，这些军人会多么喜欢跟昔日同僚相聚，缅怀过去那种名誉寄托给军人的旧日本时代了。而且，他的战友中可能有人会告诉他，有些幸福的日本军队已经在爪哇、山西、满洲与盟军重新开战。他们会说：为什么要绝望？他将再度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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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后的日本人（4）
国家主义的秘密结社在日本早就存在。这些团体要“洗刷日本的污名”。那些因复仇宿愿未了，而感到“世界不平衡”的人极可能参加这种秘密团体。这类团体就如黑龙会、玄洋社等使用的暴力，在日本的道德中是“份内的情义”，是允许使用的。为了消灭这种暴力，今后若干年内，日本政府还必须继续以往长时期的努力，来强调“义务”，贬抑“情义”。
因此，仅仅号召“判断”正确还不够，还必须重建日本经济，让目前二三十岁的人有生
活之路，能够“各得其所”。必须要改善农民的状况。每当经济不景气时，日本人就会回到故乡农村。但很多地方土地狭小，债务也很繁重，很难养活众多的人口。工业也必须开始发展。反对平分遗产的情绪十分强烈，只有长子能够继承遗产，其他幼子只能到城市去寻找机会。
日本人今后无疑要经历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但是，如果国家预算不列入重整军备的费用，他们就有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珍珠港事件前大约10年间，日本年收入的一半都花在军备及维持军队上。这样的国家如果停止这类支出并逐步减轻农民的租税，是有可能为健全的经济建立起基础的。日本农产品的分配是耕种者得60％，其余40％用于支付租税及佃租。同是种稻国的缅甸、暹罗，传统的分配方式是90％留给耕种者。日本耕种者所交纳的巨额税金归根结底用在了支付军费上。
今后10年间，欧洲或亚洲任何不扩充军备的国家，都将比搞军备的国家具有潜在的优势。这类国家可以把财富用来建设健全而繁荣的经济。在美国，我们在推行亚洲政策及欧洲政策时几乎未注意这种情况。因为我国不会因国防计划的巨大费用而陷入贫困，我国没有蒙受战争灾祸。我们不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我们的重大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我们的机械设备和大批量生产模式已如此完善，若不从事大规模军备、奢侈品生产、福利事业及研究设施，我们的人就将面临失业。盈利投资的需求也十分迫切。
其他国家情况则完全不同，即便西欧也很不相同。德国尽管要负担巨大的赔偿，但因为不能重新武装，在今后10年左右，如果法国推行扩充军备政策，那么德国就有可能建设起法国所不能建立起来的健全而繁荣的经济基础。日本也将利用同样的优势超过中国。中国的当前目标是军事化，而其野心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日本的国家预算中如果不包含军事化目标，它将在不远的将来奠定繁荣的基础，并成为东方贸易中的主角。它的经济将建立在和平利益的基础上，并将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平的日本将在世界各国中获得有声誉的地位，如果美国能利用其势力支持这项计划，将对日本提供很大的帮助。
依靠强制力量去塑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美国办不到，其他国家也办不到。不论是哪一次征服，这种办法从未获得过成功。任何国家都无法强迫一个习俗和观念都不同的民族按照外国的模式去生活。光凭法律不能让日本人认可选举的权威，不能使他们无视其等级制度中的“各安其位”；法律也不能使他们具备我们美国人所习惯的那种自由随便的人际交往、自我独立的强烈要求，以及拥有自由选择配偶、职业、住宅和承担各种义务的热情。但是日本人已明确地认为需要向这个方向改变。日本投降后，他们的为政者说，日本必须鼓励男女国民掌握自己的生活，尊重自己的良心。他们虽然没有明说，但每个日本人心里都明白，他们已在怀疑“耻” 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而希望在同胞中发展新的自由，不再害怕被周围的人批评或者排斥。
这也因为，不论如何心甘情愿，日本社会对个人的要求太过分了。社会压力要求他隐蔽个人感情，抛弃个人欲望，以家庭、团体或民族代表的身份面对社会。日本人曾经证明，他们能够忍耐这种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一切自我训练。但是，负担实在太过沉重，他们必须高度抑制自己以求得善遇。他们不敢要求过一种心理压力较轻的生活，结果却被军国主义者引到了一条牺牲累累、漫无止境的道路上。过去的几百年里，他们为生活付出了太过高昂的代价，变得自以为是，并且鄙视那种道德观念比较宽容的民族。
日本人走向社会变革的第一大步，是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是全体事业失败的根源。他们十分希望在和平国家中重新取得受尊重的地位。这就必须实现世界和平。今后数年间，如果俄国和美国致力于扩充军备，准备进攻，日本则将利用其军事知识参加那场战争。但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