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这是不允许的”，便说明了问题的全部严重性。服务人员为此专门开了检讨会。
我跟随总理日久，难免遇上他向我发脾气。有时发得很厉害，其中一次闹了好长时间才过去。
西花厅这个名字好听，其实是座古老迟暮的旧宅，条件差，阴暗、潮湿、陈旧，具体情况在后面的关于总理衣食住行一章里交待。
由于地面潮湿，墙脚常出现一层水迹碱花；总理夜间办公多，从地面冒出的潮气寒气不利健康，总理岁数不小了，常闹腿疼。看到他夜里在腿上盖块毯子办公，我心里很难受。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能想到总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
跟邓大姐多次商量，我也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国家穷，大多数人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
我动了几次脑筋，终于也找出一条过硬理由：“总理，这些房子也是国家财产，而且还有点文物价值，毕竟有年头了，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损坏的。”
总理似乎被打动了。想一想，点点头：“嗯，你讲得有理，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不能损坏。”
我马上建议：“那就由我们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总理点头认可：“行，这件事你来办吧。”他望了我一眼，似有某种不放心，加重语气补充一句：“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知道。”我应着，心里自有主张。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读书，我留在家里负责房屋的维修。我心里琢磨，中央首长里最忙的就是周总理，吉尼斯世界大全其实不全，上面没有说世界谁最忙，谁做工作最多，没说谁睡眠最少，要是有这几条，我们的周总理肯定创世界之最。可他却是在这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我若不改变改变这个环境，那可不只是对不起周总理，首先是对不起全国人民。有朝一日人民会指我鼻子责问的……我先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然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坐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每到下半夜就腿疼。我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这样可以脱离泥土，防止返潮，并且换了新地毯；把过去一块潮湿发霉而且生了虫子的旧地毯搬走了。
窗帘太薄，夜里不隔亮；窗子缝隙大，冬天走风漏气，我指挥工人修理门窗，弄严实，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夜里好隔凉。卫生间也作了改建。过去有个旧澡盆，盆地倾斜，又是弧形，总理年岁渐老，行动不便，他又不许别人帮他洗澡，都是一个人关起门来洗，滑一跤可不得了。当时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一些澡盆，搬一个来换掉旧澡盆。新澡盆盆地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
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也没一个。
我便为她安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久已腐朽，梁上的敷料常往下掉，虫蛀的木粉也时时飘落下来，便指挥工人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之后，我在各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帐。我是警惕了不要过分，惹总理不高兴。算过帐，心里踏实了。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程”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这点“基本建设”对我们泱泱大国的总理说来，简直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我去接站，没提修房子的事，想让总理享受一次全新的感觉。总理有时不乏“孩子气”，环境换新往往能使人产生一种新鲜新奇的孩童般的惊讶和欣喜。
下车后，我紧随总理，悄悄注意他的神情；走过前院，临进门时，我忽然又生出一种隐隐的不安。万一……没容我想清那个“万一”，总理已经跨进门坎一只脚。只跨进一只脚，便怔怔地立住了。让总理“惊讶”、“新奇”之目的从那神情的一怔说明已经达到了。但是接下来的会是欣喜还是发生我所担心的“万一”？
糟了，总理的浓眉毛倏忽间已经蹙起来，眼睛眯细，目光闪闪，寒冷锐利，像机枪射手捕捉目标一样飞快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彩粉刷过的屋顶墙壁。我近在咫尺地听到他的呼吸转粗重，脸孔变成通红，鼻翼由于内心的恼火而张大，牙齿气哼哼地咬紧，在腮上突起一道肉棱……他没有马上讲话发表意见，跨入门坎的一只脚慢慢地，滞重地抽了回来。这种来势不妙的勃然发作之前的沉默逼迫得我朝一边退步，本能地想躲开总理一点距离……可是，还没退出一步，我就被一声喝叫定住了，像被施了定身法，两脚牢牢地粘在地上一动不会动。
“何秘书！”
“到。”我条件反射一样应声：“总理……”
总理直到这时才转脸望住我。他的眼睛睁出有力的线条明确的棱角，只有气愤时才会是这样的眼睛这样地望人。我不敢正视这双眼，更不敢马上躲开这双眼，有点慌慌地手足失措。总理的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沉重：“你花了多少钱？”
“房子太旧，潮湿，夜里你办公……”
“问你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不多。”
“你还想花多少？”
“有些东西是仓库里存货，积压也是积压，放着也是放着……”
“你也是老同志了，啊，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还很穷，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总理抿了抿嘴唇，猛然提高声音：“你说！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我赶紧揽过责任。
“她知道不知道？”
“她也不在，她不知道。”这种时候我不能“出卖”邓大姐或其他任何同志，。最好的选择就是独自承招全部责任。“你腿不好，年龄大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气愤时爱讲的三句口头语，这次一口气说了两句，看来气得不轻。“你要作检查！”
“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汀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擅自作主了……”
“不要你解释，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总理作个严厉的手势，我马上闭了嘴。一着慌怎么忘了呢？总理发脾气时是不能辩解的，越辩越惹他生气。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劲地检查错误。
“总理，是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家还穷，人民生活还不富余……您先进屋休息吧，我回头再写出详细的检讨，从思想深处挖根源……”
“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总理气愤地将手用力一摆，表示断不能接受，严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您，您赔不起。”我小声喃喃。总理和大姐的钱是由我掌握，他们的全部存款不满二千元。“这房子，终归还是公家的……”
周恩来剜我一眼，伸手指向房间里，扫来扫去地大声下令：“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否则我不进！”
总理看来是气坏了。他没象以往那样发过脾气后再讲几句柔和的话来缓解一下气氛。
这一次他发过火，回身就走。我是无法出面劝了，其他工作人员迫上去劝，远远地只听他边走急步边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事情闹大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西花厅名声在外，总理不回家还叫什么西花厅？
钓鱼台5号楼是总理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他就临时住进了那里。我连连写检查，无法使总理消气。我急，邓大姐急，同志们都着急。便想起一个人，纷纷去找陈毅同志。
陈老总与总理私交紧密，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又能来点幽默，半认真半玩笑地去说几句，一定能劝总理消消气，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回到西花厅来。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一句话说得大家放宽了心。他还拍拍垂头丧气的我；鼓励说：“何秘书，不过分，你关心总理做得对，没有什么铺张浪费。”
我嘴上不敢多言，心里真想喊陈老总万岁。
陈毅元帅信心十足去说服周恩来，我们也信心十足等周恩来回家。周恩来刚去天津视察回来，仍临时住在钓鱼台。陈老总去了，没把总理劝回家，反而被总理拉着带到了国务院办公会议上。
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思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说要求别人的事自己没做到。
不仅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讲，平常的汇报会、生活会、计划工作会议，大会小会逢会就讲，就作检讨。几乎国务院的干部全知道总理“犯错误”了，都听到了他的自我批评。
那些日子我好难熬哟，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
当我再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听到周思来就这个问题的反复检讨时，我忽然有所理解了。
“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在这种会议上再次作检讨。有没有这个必要？
我看是有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
这话终于使副总理及部长、副部长们都震动了，都以为我们把西花厅修成什么不得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就不止是震动，而成了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若说添置了一些家具，也决够不上奢侈之类，甚至不比某些部长、省委书记的住房条件好。而总理已经如此自责，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为自己营建“安乐窝”？
我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大道理说尽了，索性说点心里话。我在检查中难过地写道：“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当时正研究对我的处分问题。检查交上去不久，忽然通知我去见总理。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里，我伤心地垂下头。总理抓住我的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几下，发出一声长叹。这声叹息是充满了感情，我心里莫名的一阵泛酸，不禁热泪哽咽。我听到总理的声音，那是兄弟之间，甚至是父子之间谈心才会有的亲切、坦：诚的声音：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一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作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么。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哪，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
别无选择。我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向总理汇报时，陈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罪喽。”
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的家里去。
最后，再讲一种独具特色的周恩来发脾气。这是将不满用一种特殊办法表达出来，给你一个“教训”，至今老人们议论起来，都忍俊不住笑出声，就像看聪明正直的孩子搞的令人开心的恶作剧。
年代的一天，周总理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不巧的是，飞机3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足球出线比赛，中国队对印尼队，也是3点开赛。军事和体育历来联系紧，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想看球。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色，像解脱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惶惶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总理本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看，勃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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