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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常会碰见一些滑稽可笑的家伙，”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说。“昨天我到我们的朋友叶果尔·彼得罗维奇家里去，在那儿碰见一位念书的学爷，大概是你们医科三年级的学生吧。好一张脸，……杜勃罗留波夫⑦的脸型，脑门子上刻着深奥的思想。我们攀谈起来。‘年轻人，有这样一件事儿，’我说。
‘我读到一篇文章 ，有个德国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从人的脑子里提取了一种新的生物碱：痴呆。’你们猜怎么着？他真的听信了，脸上甚至现出佩服的表情，好象在说，‘瞧，我们这班人本事有多大！’有一天我到剧院去，在位子上坐下。正好我前面的那一排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我们这班人’之一 ，大概是学法律的，另一个披头散发，是医科学生。那医科学生烂醉如泥。他根本没看台上的剧。他只顾打盹儿，鼻子往前一冲一冲的。可是只要演员开始大声念独白，或者光是提高嗓子，我们这位医科学生就吃一惊，推一下邻座那个人的肋部，问道：“他在说什么？说得美－妙吗？‘’美妙，‘’我们这班人‘之一 回答。’好哇！‘医科学生吼叫起来。’妙啊！好哇！‘你们瞧，这个喝醉了酒的蠢材上剧院里来原来不是为了欣赏艺术，而是要找美妙的东西。他要的是美妙。”
卡嘉听着，笑了。她笑得相当古怪，吸气很快，吸气和呼气有规律、有节奏地互相交替着，很象是在拉手风琴，同时她脸上只有鼻孔在笑。我心里发闷，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忍不住，冒火了，从座位上跳起来，叫道：“别说了！为什么你们两个象癞蛤蟆似的坐在这儿，吐出气来弄得空中满是毒素？我听够了！”
我不等他们嚼完舌头，就准备回家去。说实在的，也应该走了：已经十点多钟了。
“我想再坐一忽儿，”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说。“您答应吗，叶卡捷琳娜·弗拉吉米罗芙娜？”
“行，”卡嘉回答。
“ bene⑧
！既是这样，那就请您吩咐他们再拿一小瓶酒来吧。“
他俩举着蜡烛送我到门厅，我穿皮大衣的时候，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说：“近来您瘦多了，也老多了，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您怎么啦？您病了？”
“对，身体不大好。”
“他却不肯治病，……”卡嘉闷闷不乐地插嘴。
“为什么您不治一治病呢？怎么能这样拖下去呢？天助自助者，亲爱的。请代为向您家里的人问好，我没去看她们，请她们原谅。在我出国以前，一两天里我要去辞行的。一定去！下个星期我就走了。”
我从卡嘉家里出来的时候，由于大家谈起我的病，我心里又激动又害怕，不满意自己。我暗自思忖，是不是真的应该找个同事来看看我的病。我立刻想象到，我的同事给我听诊以后，会默默地走到窗口去，沉吟一下，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极力提防我从他脸上看出真相，用随随便便的口气说：“眼下我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不过，同事，我还是要劝您辞掉工作。……”那就会夺去我的最后一线希望。
谁能不存一点希望呢？近来，每逢我诊断自己的病，给自己开药方，就往往希望自己的无知欺骗了自己，希望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蛋白质和糖分异常的情况、心脏的毛病、有两次在早晨发现的全身浮肿的现象，都是我弄错了。我带着忧郁病患者的那份热心翻看内科学的教科书，天天换药吃，老是觉得会碰到对症的药。这全都没意思。
每天傍晚，不管天上布满阴云也好，月亮和星星正在照耀也好，我在回家的路上举眼望天，心里总是想着：死神不久就要把我带走了。人家也许会以为在这种时候我的思想一定象天空那么深邃，灿烂，令人惊叹。……可是不然！我想到的是我自己、我的妻子、丽扎、格涅凯尔、学生们、一般的人。我的思想卑劣，渺小，我在蒙哄我自己。在这种时候，我的世界观可以用著名的阿拉克切耶夫⑨在一封私信里所说的话表达出来：“这世界上一切好东西都不可能不含有恶，而且恶永远比善多。”这就是说，一切东西都丑恶，根本没有一种可以使人为它生活下去的东西。我活过的六十二年只应该算是白活。我一 发觉自己有这种思想，就极力说服自己：这些思想是偶然的，暂时的，在我心里没有生根，可是我立刻又想：“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我每天傍晚总想去找那两个癞蛤蟆呢？”
我暗自赌咒从此再也不去找卡嘉了，可又明知道第二天傍晚我还是会去。
我在自己的家门口拉了铃，后来走上楼去，却觉得我现在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心再把它找回来。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新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思想不是偶然地、暂时地在我心里出现，它已经占据我的全身心了。我带着痛苦的良心，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四肢都不大能动，觉得身上好象加了几千普特⑩的重量似的，于是我脱衣上床，很快便睡着了。
然后呢，失眠来了。……
「注释」
①指莎士比亚的剧作《汉姆雷特》中的掘墓人。——俄文本编者注
②拉丁语，此处指母校。
③莱蒙托夫的诗《沉思》中的一句。
④马可·奥勒留（１２１—１８０），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哲学家。——俄文本编者注
⑤爱比克泰德（约５０—约１４０），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俄文本编者注
⑥帕斯卡（１６２３—１６６２），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俄文本编者注
⑦杜勃罗留波夫（１８３６—１８６１），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
⑧拉丁语：好。
⑨阿拉克切耶夫（１７６９—１８３４），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时权势极大的专横残暴的大臣。
⑩俄国重量单位，１普特等于１６。３８公斤。
．。
没意思的事情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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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夏天来了，生活发生了变化。
一天早晨，天气晴朗，丽扎走到我的房间里来，用开玩笑的口气说：“走吧，大人。准备停当了。”
我这位大人就给领到街上，被安置在一辆马车里，他们把我运走了。我坐在车上，没事可做，就把道路两边的招牌从右向左看。这样一来，“特拉克契尔”①变成了“里特卡尔特”。这个词倒正好做男爵的姓：里特卡尔特男爵夫人。我的车子往前驶去，穿过田野，经过墓园。虽然我不久就要躺在那个墓园里，它却没使我有任何感触。然后我的车子穿过一片树林，又到田野上了。一点有趣味的东西都没有。坐了两个钟头的车以后，我这位大人就给领进一个别墅的楼下，安置在一个不大的、敞亮的、糊着淡蓝色壁纸的房间里。
我晚上还是跟先前一样失眠，可是到早晨我不再醒着，听我妻子讲话，却躺在床上了。我没有睡着，而是处在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昏昏沉沉，自己知道不是在睡觉，却又在做梦。
我一直躺到中午才起来，拗不过习惯的力量，仍旧靠着桌子坐下来，可是我不再工作，只翻看卡嘉送来的黄色封面的法国小说作为消遣。当然，看俄国作家的书才更富于爱国精神，可是我得承认，我对俄国作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依我看来，除了两三个老作家以外，今天我们的全部文学都不是文学，而是一种特殊的手工业成品，只为了获得鼓励才存在，偏偏大家又不愿意买这类成品。在这些手工业成品当中，就连顶好的也说不上有什么了不起，要真心称赞它而不加个“但是”，那是办不到的。对于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读过的新的文学作品，也应该这样说：其中没有一本是了不起的，不管哪一本书，称赞起来总少不了加个“但是”。有的写得隽永，高雅，却缺乏才气；有的有才气，高雅，却并不隽永；或者最后，有才气，隽永，却又并不高雅。
我不是说法国书写得又有才气、又隽永、又高雅。它们也并没满足我。不过它们不象俄国书那么沉闷，而且在那些书里往往可以找到艺术创造的基本要素：个人自由的感觉，这却是俄国作家所缺少的。我想不起有哪一本新书，作家不是从第一 页起就尽力用种种世俗的偏见和种种对良心的束缚把自己禁锢起来。有的人不敢提到裸体，有的人死命地钻进心理分析，有的人认为必须“对人类持热情的态度”，有的人故意整页整页地描写自然，免得被人疑心他的写作有倾向……有的人一 心要在自己的作品里装得是个平民，有的人却要装做贵族，等等。他们处心积虑，谨慎小心，工于心计，可是既没有自由，也没有要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勇气，因此也就谈不上创作。
这些话指的是所谓美文学。
讲到俄国那些社会学的、艺术的等等的严肃论文，我纯粹因为胆怯而不敢读。不知什么缘故，我在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害怕看门人和剧院里的检票员，这种畏惧一直保留到今天。直到现在我还是怕他们。据说，只有我们不理解的事，我们才害怕。的确，为什么看门人和剧院检票员那么神气，那么傲慢，那么庄严而粗鲁，那是很难理解的。我一读到那些严肃的论文就准会感到同样莫名的恐惧。那种非同小可的自命不凡，那种大将军一样的戏弄口吻，那种对外国作者的过分随便的态度，那种一本正经、净说废话的本事，都使我不能理解，觉得可怕。这跟我读我们那些医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作品的时候所常见的谦虚、文雅、平和的口吻完全不同。不但论文是这样，就是俄国的严肃的人们所翻译的或者编纂的著作我也一样读不下去。
序言的夸耀的教诲口气、译者所加的过多的注解，妨碍我聚精会神地阅读正文。在所有的论文或者书本中由慷慨的译者所加的许多带括弧的问号和sic②，依我看来，对作者个人也好，对我作为读者的独立自主地位也好，都是一种侵犯。
有一回我被人请到地方法院里去做鉴定人。在休息时间，另一个鉴定人，我的同事，叫我注意检察官对待被告是多么粗暴，被告中有两个是有知识的妇女。我就回答同事说，检察官的态度比一些严肃的论文的作者们彼此相待的态度不见得更粗暴，我觉得我这话一点也没夸大。确实，他们的态度是那么粗暴，使人一谈起他们来就不能不痛心。他们相互间的态度和他们对待所批评的作家的态度是：要么不顾自己的尊严，过分捧场，要么就刚好相反，完全瞧不起，比我在这札记中和思想中对我将来的女婿格涅凯尔还要蔑视。动不动就骂人家不负责任，骂人家心术不正，甚至骂人家犯了种种罪行，已经成了严肃的论文照例的装饰品。这正好应了年轻的医学工作者在论文里爱用的说法， ultima ratio③！这种作风无可避免地要影响年轻一代的作家的性情，因此在近十年或者十五年来我所看到的文学新著中，男主人公往往喝很多的白酒，女主人公不十分贞节 ，我也就一点不觉得奇怪了。
我读法国书，朝敞开的窗子外面眺望。我看见花园里用尖头木棍编成的栅栏和两三棵小树，还看见远处栅栏外面的道路、田野以及宽阔的针叶树林。我常常愉快地瞧着两个头发金黄、衣服破烂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爬上花园栅栏，笑我的秃顶。
在他们亮晶晶的眼睛里，我仿佛读到：“瞧，那个秃头！”恐怕只有他们这两个人才不把我的名望和品位放在心上。
现在我不是每天都有客人了。我只想提一提尼古拉和彼得·伊格纳捷维奇的来访。尼古拉通常总是遇到假期才到我这儿来，仿佛是来接洽什么公务似的，其实多半是为了来看望我。他来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以前他在冬天从来没有这样醉过。
“你有什么事吗？”我走出去，在门厅里迎着他问道。
“大人！”他说，把手按住胸口，带着恋人般的痴迷神情瞧我。“大人！求上帝惩罚我！让雷当场劈死我吧！”④他热烈地吻我的肩膀、袖子、钮扣。
“我们学校里事情都很顺当吗？”我问他。
“大人！求上帝做我的审判官……”
他完全没有必要地不住赌咒，不久就弄得我厌烦了。我就打发他到厨房去，由他们招待他吃饭。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到了假日也特意到我家来看我，跟我谈谈他的想法。他通常坐在我房间里一张桌子旁边，谦虚，整洁，审慎，不敢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也不敢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他用轻轻的、平和而又细小的声音对我谈起他在杂志和小册子上读到的依他看来十分有趣而吸引人的各种消息，声调四平八稳，文诌诌的。
那些消息彼此相象，可以归结成这样一个格式：一个法国人发现了一种新东西，另外一个德国人驳斥他，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