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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无形的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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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纪以前，我们人类自身已开始讨论，为什么在等级和职能方面社会如此区分男人和女人。某些特别无畏的女性之前已经提出了这类问题，比如像法国人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她于1405年撰写了la cité des dames《女士之城》；但是要等到实证主义和诸神最终之死的到来，西方世界的民众才会蔑视自然秩序的不可改变性，开始大规模地质疑事物的缘由，尽管许多男人和女人表示反对，这一知识好奇心仍不得不强制性地包括了与女性本质有关的诸多个为什么：女人的本质是不同的，疏远的，被征服的。
①罗伯特·格雷夫斯（1895…1985）：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和观点文学学者。他最有争议的一部学术著作是《白色女神：诗的神话的历史语法》（1948）。他在书中争辩说，一个起源于遥远的过去并持续至公元的最重要的宗教的存在是建立在对一位女神的崇拜之上的——译注。
②维伦道尔夫（willendorf）：位于奥地利，人们在那里发现了一座旧石器时代的维纳斯雕像，高11厘米，刻在石灰石上——译注。
实际上对那些问题尚未有一个明确的答复：等级制度是如何建立的，何时发生的，是否历来如此。已经推出了一些理论，其中任何一种都未得到充分的论证，它们提到人类有一个最早的母系社会阶段。谈到万能的伟大女神，像罗伯特·格雷夫斯①描写的地中海白色女神。或许那不是一个母系社会阶段，而仅仅是性别之间的社会平等，女性和男性各有特殊领地。女人生育，或许正是这种惊人的能力使女性非常强大。从至今所见的史前的丰产维纳斯（如维伦道尔夫的维纳斯②：肥胖，大肚子，可爱）到后来众多的女性形象，那些新石器时代的强壮石头女神，都涉及了那种能力。
恩格斯认为，当人类停止游牧并定居在农耕者村落时，妇女的屈从与私有财产和家庭同时产生了；男人需要确保有一些自己的儿女，把自己的财产传给他们，因此要控制女人。我的想法是，也许是女性的繁殖能力使男性产生恐惧，特别是当他们变成了农民。在此之前的游牧和狩猎生活中，两性的价值是明确区分的：女性生育，哺乳，抚养；男性狩猎，保护。这些基本职能在其价值上是可以交换的。但在之后的农业生活中，男性都做什么特殊的事呢？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照管土地，或许从魔法的角度看，她们甚至管得更好，因为多产是她们的王国，是她们的领地。他们大概看女性太强大了，这的确是合乎情理的。也许男性的控制欲就是源自这种恐惧（以及他们体力上更强壮的优势）。
那种对女性能力的疑惧已经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神话中，在创造世界的故事中显露出来，一方面它们竭力限定女性的服从角色，但同时赋予女性一种远远超出我们从属地位的伤害性能力。夏娃因听凭蛇的诱惑而伤害了亚当和全人类；据希腊神话说，宙斯为惩罚人类而创造的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做了同样的事：上帝送给潘多拉一个装满灾难的盒子，她受无法遏制的女性好奇心驱使打开了它，于是所有的灾难都被释放出来。这两个主要故事都把女性呈现为一种柔弱、轻率和缺乏理智的人。可另一方面，好奇心又是智慧的一个基本要素，在这些神话中，是女性有勇气问自己彼处尚有何物，是女性渴望发现被隐藏的事物。此外，夏娃和潘多拉带给世界的灾难是死亡，疾病，时间，这些构成人类自身实质的条件，因此实际上神话传说赋予了她们一种让人又喜欢又讨厌、但宏大的角色……作为人类的创造者。
夜妖的故事更加神奇。犹太传统认为夏娃不是亚当的第一个女人，夏娃之前存在过夜妖。这个夜妖想和男人平等：比如，当她被强迫在亚当身体之下与他做爱时，她极为气愤，她觉得这种姿势是侮辱性的，要求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亚当利用自己更大的体力试图强迫她服从，但夜妖因此抛弃了他。夜妖是宇宙第一位女权主义者，但她温和的要求对那个时代的父系上帝来说自然是无法接受的，他把夜妖变成了一个弑婴的魔女，判处她承受每天死去一百个她的孩子的痛苦，这个可怕的惩罚完全象征着男性对女性的权力。因为或许在夜妖这个神话中潜藏着从一个无性别歧视的古老世界（女人像男人那样强壮和独立）可能过渡到之后建立的男性新秩序那种被忘却的回忆。
总之，事实上，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北方还是南方，几千年里妇女一直被视为二等公民。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罗马人还是中国人或者埃及人，按性别弑婴（与渴望得到的男孩相反，女婴被当做是一种负担而在出生后即被杀死）都曾是一种非常广泛和通常的做法，甚至在今天还在许多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差不多公开上演。这反映出女性被赋予的卑微价值，女性是带着不被人想望的根本不幸来到这个世界。
由于今天的人类仍然是十八和十九世纪改良及进化思想的产物，人们倾向于认为今天自己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整体上比往昔的社会好，比明天的社会差，仿佛事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抗拒地处理好。另一方面，这种虚假观点如此显然，不值得加以论证。于是在妇女这件事上人们已习惯于认为平等在逐步争取，直至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这并非完全是事实。因为今日西方妇女的处境虽然看来比任何时候都好，但其历程并不是直线型的：女性有过享有更大自由的时刻，但紧接着是反动时代，有些时候，镇压达到耸人听闻的程度，如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初对女巫的抓捕和惩治，那也许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沸腾的一个回应。在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曾有过成千上万的人被处决，因行巫术而被活活烧死的罪犯中百分之八十五是各年龄层次的妇女，包括女孩。在德国的一些村庄每年有六百人被 处决。在图卢兹①，仅一天之内有四百名妇女被送上篝火堆。有些作家说死亡人数达几百万。判处烧死那些女巫的罪名有时是胡乱的（她们与魔鬼有关系，喝孩子的血），但是也因为她们给其他妇女服避孕药、堕胎或施用毒品以减轻分娩痛苦等罪孽。这就是说，正因为她们显示了一种对自我生命的控制，掌握了禁忌的医学知识（妇女不能学习），拥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才遭致火刑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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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无形的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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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图卢兹：法国南部工业城市，有法国最大的罗马式教堂，还有创建于1229年的图卢兹大学——译注。
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和它的正义与博爱的理想，使少数男人和女人开始明白，平等或者是给予所有个体的，或者不赋予任何人：〃要么人类的任何一员都不拥有真正的权利，要么我们大家都具有同样的权利；投票反对别人权利的人，不论他的宗教、肤色或性别是什么，他都在以那种方式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是孔多塞①1790年在他《关于承认妇女享有城市权利》一文中所写的话，这位令人崇敬的法国哲学家参与起草了革命宪法。孔多塞是一位热情的女权主义者；他与其他少数敏锐的绅士开始揭露妇女的困境。当时不抱有性别歧视的男人所发出的那些最初宣言极为重要，只有具备文化修养才能承担一种批评态度，而那个时代的妇女几乎完全缺乏教育。
①孔多塞（1743…1794）：法国启蒙思想家，主张自然神论，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导人之一——译注。
伴随大革命的热潮，法国各地（又迅速波及整个欧洲）开始出现妇女俱乐部和妇女协会，并产生了著名的女权主义革命家，像奥兰普·德·古热和泰鲁瓦涅·德·梅里古。但那种正义和自由的梦想十分短暂：恐怖统治时代的到来再次把妇女关进家里。1793年6月，泰鲁瓦涅受到一群女市民的攻击，脑部被石头击中；她没有死，但神经失常，在一个疯人院度过余生。奥兰普于1793年11月被斩首，妇女俱乐部被禁止。至于孔多塞，罗伯斯庇尔判处他死刑，同年9月，这位哲学家在他入狱的第一个晚上宁愿服毒自尽。性别歧视的偏见，再度回潮。
然而；几十年后的十九世纪中叶，〃妇女问题〃这一说法被制造出来，这就是说，妇女第一次被理解成一个社会问题。
这是工业革命的一个结果，它结束了传统的家庭生活。从前家庭妇女隶属于男性，还承担着大量日常生活的重担。她们做罐头，腌鱼，缝制家人的衣服，照管菜园和家畜，制作肥皂、蜡烛、鞋子，认识药草，照顾家人的健康。她们在家庭范围内是活跃而重要的人物。但是工业革命逐渐消解了她们所有的职权：肥皂在商店里买，菜园和家畜因城市人口增多而越来越少，健康开始由医生掌管。总之，妇女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位置。
另外经历了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高潮。上帝奄奄一息，不变的自然秩序作为费解事物的一种绝对答案已不再被接受，整个宇宙必须被重新定义。女人是存在的又一个未知数，一个该用科学术语揭示的秘密。十九世纪末，人们相信通过智者的定义，通过博学之士的分类，人类能够梳理并看清现实的所有蒙昧。
妇女因此变成了男人研究的对象，把她们与〃正常性〃，即男性的价值和特质进行比较。达尔文认为，〃通常承认女性身上的直觉、感觉以及或许模仿的能力比男性更为突出，但这些功能中的一部分至少是低等种族的特征，因而是一种过时的、较不发达的文明状态的特征。〃从男性的角度，女性开始被视为一种异常性，一个受制于月经和疼痛的病人。不健康的和折磨人的女式时尚胸衣（女性被这种胸衣扭伤肋骨，引起子宫和肝的错位）加重了窒息及昏厥，社会地位和生命前景的缺乏加大了沮丧和苦痛。女人因此被看做病人，她的确病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出现一种〃瘟疫〃，这些得厌食症的女人，受奇怪的慢性病折磨的女患者，甚至成为弗洛伊德所说的歇斯底里女人。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善于在他的书中塑造他那个时代的妇女典型，聪明而富有激情，却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可能是亨利的妹妹爱莉丝·詹姆斯给了作家灵感，她是一位富于创造性和敏感的女人，喜欢写作（她的日记不久前已出版），但是不能上大学，也得不到必要的支持，她不能像亨利那样从事文学。爱莉丝是个慢性病患者：从十九岁起神秘的疾病使她变成了一个废人，四十三岁时她患上急性癌症，她很高兴自己死去。
对妇女来说，那个时代大概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岁月：下层妇女被工厂十六个小时的倒班弄得筋疲力尽，而且还要生育子女，照顾家庭，而中上层妇女则被关在金牢笼里。十九世纪文学中的女主角（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庭长夫人》里的安娜·奥索雷斯）讲述了一些敏感、聪明而又能干的妇女的悲剧，她们过着无意义的生活，试图通过浪漫的爱情来逃脱空虚，她们因触犯了严苛的戒律而付出了昂贵代价。除了特例（比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一直是个令人愉快的女权主义者），那个时代的男性环境大多是敌对的，对女性的不理解极为严重，致使许多妇女开始选择独身，或与其他妇女建立终身的同居关系。在美国，女性同居关系当时被称为波士顿式的婚姻（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波士顿女人》讲述的正是那种女性世界），它不必一定具有女同性恋的意涵，而是在很多情况下，相对于那些积极、独立、思想不安分、不愿屈从社会禁锢的妇女的生活，它是一种情感和同道的结合。
尽管如此，最令人惊讶的是，证实了一直都有能够战胜最艰苦的环境，富于创造力的女性存在，那些女战士，女冒险家，女政治家，女科学家，她们有能力有勇气摆脱像坟墓那样狭隘的命运。当然，与大批默默无闻、屈从于世界强加给她们限制的女性相比，这样的女人是少数；可是毫无疑问，这样的女人比我们今天知道的和记得的要多得多。因为正如意大利女作家达西娅·马拉伊妮所说，妇女死的时候，她们是永远地去了，服从肉体和记忆的双重结束。历史学家、百科全书编撰者、院士、官方文化和公众记忆的保管人一直都由男性充当，妇女的行动和作品很少进入年鉴。今天，这种性别歧视的健忘症终于得以改善：女性在学术和知识层面上的日渐出现开始使形势趋向正常化，一个完全新型的研究领域开辟出来，这些研究大部分由妇女进行，她们力图从历史的阴霾中挖掘出我们的女性前辈。
①湖南江永县、道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