溅伤，甚至烧死，所以我们非得互相照应不可。他开始对我很严厉，日子一长，也就随和多了。在劳动快要结束时，有一天晚上下了中班，夜深人静，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马路上行走，他忽然叫了一声：“喂！姓吴的，走慢些，我有话跟你说。”当时学生已不愿、也不能对我们叫“老师”了，一般是直呼其名，客气一点就叫“老吴”、“老王”，这位同学却是别出心裁，一直叫我“姓吴的”。
我吃不准他有何见教，只好洗耳恭听。
他压低声音对我说：“姓吴的，你不要以为这次劳动是随便分组的，我是工宣队特意派来监视你的。他们要把你分配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岗位，所以也就苦了我。刘家国交代的，说你是坏人，要我暗中监视。我跟了你三个月，发现你不是坏人，而是好人，我甚至对你有些佩服。你放心好了，我决不会陷害你，但总得汇报些情况，你得心中有数。等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交朋友，但现在不能。工宣队总想要整你，不是我能说服得了的。如果一发现我与你亲近，他们马上会另调一个人来监视你，对你也不利。”
我虽明知工宣队对我很歧视，但以为既已整过一次，又整不出什么名堂，总该可以歇手了吧，没想到他们这样看重我，连特工手段都用上了。所以听了这些话，也还是微微吃惊。派来监视我的学生因为出身成分好，所以受到信任，但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根据实际接触，对事物持有自己的看法。承蒙他对我的信任，我自然很感谢他，但决不愿连累他，所以也不想与他亲近。这样，他一直担任着监视我的任务。随着我由暗中被监视转为明的被隔离，他也由暗的监视员变为明的看管员。
他一路上跟着我，保持几步的距离，别人既看不出他是监视我的，也不会疑心他是我的同行者。到家之后，我随手把门关上，想与他说几句话，但他马上把门打开，并警惕地到门外看了看，然后轻轻地对我说：“不能关门，可能还有监视的人，也许有人会告密，说我们关着门说私房话。得敞开门说话，才不会犯疑。”
我很佩服他的见地。小小年纪，难为他想得周到。
我看见地板上有几封信，是我不在家时邻居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我赶忙拆开来看，有两封是朋友来信，无甚要事，一封是高云从黑龙江边写来的，说他们在严寒中战天斗地的情况。她革命热情很高，要我争取尽快到黑龙江去。她哪能料到，我此时已成阶下囚，别人早已不承认我是革命群众了，也不要我革命了。我看过信，照例要撕毁，但被这位同学制止了。
“不能毁！刘家国特地要我看看有没有信，有信要交给他。”
虽然我们大家都学过宪法，知道人民有通信自由，但这时连人身自由、居住自由都不讲了，他们不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就抄了我的家，限制了我的行动，还谈什么通信自由呢！何况这等事在“文革”中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而且，淫威所在，谁敢抗议就罪加一等。事情颠倒到这个地步：捍卫宪法者有罪，践踏宪法者执法，复有何说！我只苦笑一声，把信交了出去。
他接过信去，说道：“这次运动来势凶猛，非同小可。胡守钧案子是全市重点大案，工宣队把你挂在这个案子里搞，是决心要把你整倒，使谁也不敢讲话，要逼得大家都揭发你，使你众叛亲离，在精神上压垮你。到时候你千万不能自杀。”
“我干么要自杀？死了就搞不清问题了。我还得活着看看事情的结局呢！”
“这样就好。我仍旧相信你是好人，但是随着你问题的升级，我也只得跟着骂你，以后我们也不会再有单独谈话的机会了，你自己珍重！”
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在我的脸上被随意涂上白粉的时候，居然还有人相信我是好人，而且这人又是工宣队依靠的对象，是监视、看管我的红卫兵，这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人心自有公道在！
家里不便多留，我简单地拣了几件衣物，就匆匆地跟他回学生宿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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