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听着，好奇地瞧着他的脸。
“我跟你在一块儿，真是无限幸福，我亲爱的，”他说，抚摸着她的手指头，或者把她的辫子拆散，再编好。“不过我不认为我这种幸福是偶然落到我身上来的，好象从天上掉下来似的。这幸福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合情合理的、势所必然的现象。我相信人是自己的幸福的创造者，现在我得到的正是我自己创造的东西。是啊，我要不假装谦虚地说：这幸福是我自己创造的，我有权享受这幸福。你知道我的过去。孤苦贫困和不幸的童年、惨淡的青春，——这一切都是奋斗，这就是我开辟的、达到幸福的道路。……”十月间，中学校遭到重大的损失，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脑袋上生了丹毒，去世了。他临死的前两天，已经神志不清，说胡话了；不过哪怕是说胡话，他也只说些人人都知道的事情。
“伏尔加河流进里海。……马吃燕麦和草料。……”他出殡那天，学校停课。他的同事和学生抬着灵柩，在到墓园去的一路上，学校的唱诗班唱着《神圣的上帝》。三个神甫，两个助祭，所有的男学生和学校的教职员，还有主教那个穿着讲究的长衣的唱诗班都参加了出殡的行列。过路的行人碰见这隆重的出殡行列，就在胸前画十字，说：“求上帝让我们大家都死得这么风光才好。”
从墓园回到家里，尼基丁感动得很，从桌子抽屉里找出日记本，写道：“我们刚刚把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雷席茨基放进坟墓。
“安息吧，勤劳的工作者！玛尼雅、瓦丽雅和所有送殡的女人全都动了真情，哭了，也许因为她们知道这个不吸引人的、受尽折磨的人一生没被任何一个女人爱过吧。我原想在我同事的坟墓前说几句热情的话，可是有人警告我，说这样会惹得校长不高兴，因为他不喜欢死者。自从结婚以来，好象这还是第一天，我的心头不轻松。……”后来在这一学期里，没出什么特别的事。
冬天天气暖和，下着湿雪，不算太冷，比方说，在主显节 ①的前夜，大风整整哀号了一夜，仿佛到了秋天似的，水从房檐上滴下来，到早晨，在举行水祓除仪式②的时候，警察不许任何人到河面上去，因为据说冰在膨胀、变黑了。可是尽管天气坏，尼基丁生活得仍旧跟夏天一样幸福。他甚至又添了另外一种娱乐：他学会了玩“文特”③。只有两样东西偶尔使他烦躁，惹他生气，似乎妨碍他完全幸福，那就是猫和狗，这是他连同妻子的嫁妆一齐接收下来的。各房间里，特别是在早晨，总有一股动物园里的气味，任凭怎么样也消除不掉那股气味；猫常跟狗打架。凶恶的穆希卡一天要喂十次才行，它至今还是不认尼基丁，老是朝着他狂吠：“呜……汪汪汪……”大斋期间的一天午夜，他打完牌，从俱乐部出来，回家去。天黑，下雨，道路泥泞。尼基丁心里有一种不痛快的感觉，怎么也弄不清这是什么缘故：是因为他在俱乐部里打牌输了十二个卢布呢，还是因为付牌帐的时候有一个对手说，尼基丁有的是钱，这明明指的是他妻子的陪嫁钱？他并不心疼那十二卢布，对手的那句话也没什么可气的地方，不过他还是觉得不痛快。他甚至不想回家去了。
“唉，真糟糕！”他说，在一个灯柱旁边站住。
他猛的想到他所以不心疼那十二卢布，是因为那笔钱是他白白得来的。如果他是工人，那他就会明白每一个戈比的价值，就不会不在乎输赢。再者，他心想，就是他的全部幸福也完全是白白得来的，他没费什么气力，这幸福实际上对他来说是一种奢侈品，就跟药物对健康的人来说是奢侈品一 样。要是他跟绝大多数的人那样老是为一块面包操心，为生存奋斗，要是他工作累得胸口和背脊疼痛，那么晚饭啦，温暖舒适的住所啦，家庭幸福啦，才会成为他生活中的必需品、奖赏，使生活变得美好、丰富多采；照眼前这样，那么，一 切在他却只有一种古怪的、不明确的意义。
“唉，真糟糕！”他又说一遍，十分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本身就已经是坏兆头。
等他走到家，玛尼雅已经睡在床上了。她呼吸平匀，脸上带着笑容，明明睡得很舒服。一只白猫躺在她身旁，蜷成一团，在打呼噜。尼基丁点亮蜡烛，开始吸烟，玛尼雅醒来了，一口气喝下一杯水。
“我吃了许多果子软糖，”她说，笑起来。“你到我家里去了吗？”她停了一停，问道。
“没有，我没去。”
尼基丁已经知道波梁斯基上尉（瓦丽雅最近在他身上寄托了很大希望）要调到西部的一省去，他已经在城里各处辞行，因此岳丈家里很沉闷。
“今天傍晚瓦丽雅来了一趟，”玛尼雅说，坐起来。“她什么也没说，可是从她脸上可以看出她多么难过，可怜的人！我非常不喜欢那个波梁斯基。他胖得肌肉松弛，一走路，一跳舞，他的腮帮子就哆嗦。……我绝不会挑中那种人。不过，我本来总当他是个正派人。”
“就是现在我也认为他是正派人，”尼基丁说。
“那他为什么对待瓦丽雅那么恶劣？”
“怎见得恶劣呢？”尼基丁问，开始气恼那只白猫，它正在伸懒腰，弓起背来。“据我所知，他并没求过婚，也没向她许过什么愿。”
“那他为什么常到我家里去？要是他不想跟她结婚，他就不应该去。”
尼基丁吹熄蜡烛，上了床。可是他不想睡，也不想躺着。
他觉得自己的脑袋又大又空，跟粮仓一样，有些特别的新思想好象阴影似的在里面游荡。他心想，除了那盏长明灯的柔光所照着的恬静的家庭幸福以外，除了他和那只猫平静、甜蜜地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小世界以外，还有另一个世界。……他就忽然生出热烈迫切的愿望，一心想到那个世界走，在一 个工厂或者什么大作坊里做工，或者去发表演说，去写文章 ，去出版书籍，去奔走呼号，去劳累，去受苦。……他需要一 样东西来抓住他的全身心，使得他忘记自己，不关心个人幸福，这种幸福的感觉是那样地单调无味。他的脑海里忽然活生生地现出谢巴尔津那剃光胡子的模样，吃惊地对他说：“您连莱辛的书都没读过！您多么落后！上帝啊，您多么堕落！”
玛尼雅又起来喝水。他瞧着她的脖子，瞧着她的丰满的肩膀和胸脯，想起当初那个准将在教堂里说过的那句话：“一 朵美丽的鲜花。”
“美丽的鲜花，”他嘟哝了一句，笑起来。
他的笑声由床底下睡意蒙？�的穆希卡的吠声接应着：“呜……汪汪汪……”沉重的愤恨象一把冰凉的小锤子那样捣他的心。他有意对玛尼雅说句粗鲁的话，甚至想跳起来打她。他心跳起来。
“这么说来，”他抑制着自己的愤怒问。“当初我经常到你们家里去，我就非跟你结婚不可吗？”
“当然。这你自己十分清楚。”
“真是怪事。”
过了一分钟，他又说一遍：
“真是怪事。”
为了少说废话，为了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尼基丁就走进自己的书房，在长沙发上躺下来，也不垫个枕头。后来他又躺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
“简直是胡想！”他宽慰自己说。“你是教师，干的是顶高尚的职业。……你何必还要什么另外的世界？真是荒唐！”
可是他立刻很有把握地对自己说，他完全算不得教师，不过是个官僚罢了，跟那个教希腊语的捷克人一样庸碌无能。他从来没有当教师的志向，一点也不懂儿童教育，对它也从不发生兴趣。他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孩子才好，他不明白他所教的课的意义，也许简直没教对。已故的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明显地愚笨，所有的同事和学生都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都料得出他的作为；可是他尼基丁跟那个捷克人一样，善于掩盖自己的愚笨，巧妙地蒙哄大家，装出他的一切都顺顺当当的样子。这些新想法使得尼基丁害怕。他竭力摆脱这种想法，称它们是傻念头，相信这全是因为他神经质的缘故，将来他会笑他自己的。
到第二天早晨，他果然笑自己神经质，骂自己是个娘们儿，可是他已经清楚地感到他的平静心境消失了，大概永远消失了。在这没抹泥灰的两层楼小房子里，要想幸福，在他已经不可能了。他领悟到幻想已经破灭，一种新的、不安定的、自觉的生活正在开始，这跟平静的心境和个人的幸福却不能并存。
第二天是星期日，他在中学校的小教堂里碰见校长和同事。他觉得他们都仿佛在费尽心机遮盖自己的无知和对生活的不满。他自己为了不在他们面前露出自己的心慌意乱，就赔着笑脸，讲些废话。然后他到火车站去着邮车开来，再开走；他觉得剩下自己一个人，不必跟别人敷衍，心里倒痛快些。
回到家里，他碰见瓦丽雅和他的岳丈来他家吃饭。瓦丽雅脸上带着泪痕，抱怨头痛。谢列斯托夫吃了很多东西，说眼下的青年人全靠不住，他们当中很少人有正人君子的风度。
“这是粗鄙！”他说。“我要当面对他这样说：”这是粗鄙，先生！‘“尼基丁赔着笑脸，帮玛尼雅招待客人，可是吃过饭，他却走进自己的书房，关上了门。
三月的太阳光辉灿烂，透过玻璃窗，在桌上投下热的光。
这天只不过是这月的二十日，可是马车已经装上了轮子④，椋鸟已经在花园里嘁嘁喳喳地吵闹。看样子，玛纽霞马上会进来，伸出一只胳膊搂着他的脖子，告诉他说乘骑的马或者轻便马车已经等在门口，问他她应该穿什么衣服才不致挨冻。春天开始了，跟去年春天一样美妙，预示着同样的欢乐。……可是尼基丁却在想：现在请个假到莫斯科去，在涅格林诺他熟悉的那所房子里住下才好。在隔壁房间里，家里的人在喝咖啡，谈着波梁斯基上尉。他极力不去听他们的话，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道：“我的上帝，我是在什么地方啊？我让庸俗团团围住了。乏味而渺小的人、一罐罐的酸奶油、一壶壶的牛奶、蟑螂、蠢女人。……再也没有比庸俗更可怕、更使人感到屈辱、更叫人愁闷的了。我得从这儿逃掉，我今天就得逃，要不然我就要发疯了！”
「注释」
①主显节 ，基督教节日，在圣诞节后第十二天。
②对水进行祓除的基督教的一种宗教仪式，在俄历一月六日举行。
③一种牌戏名。
④按理这时候天气还冷，雪没化，马车上应该装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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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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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园里
巴威尔·伊里奇·拉谢维奇走来走去，轻轻踩着铺了小俄罗斯式长条粗毯的地板，在墙上和天花板上投下狭长的阴影。他的客人，履行法院侦讯官职务的梅耶尔，盘起一条腿坐在土耳其式长沙发上，吸烟，听着他说话。时针已经指到十一点，可以听见这个书房隔壁的房间里响起了摆饭桌的声音。
“不管您怎么说，”拉谢维奇说，“从博爱、平等之类的观点看来，牧猪人米特卡跟歌德、弗里德里希大帝①同样是人，可是如果您立足于科学的土壤，有勇气正视事实，那么您就会明白：白骨头②并不是偏见，也不是娘们儿家的胡诌。我亲爱的，白骨头自有天然的历史根据，否认这一点，依我看来，就象否认鹿有犄角一样古怪。应当正视事实！您是法律学家，除了人文科学以外别的任什么科学都没有涉猎过，您还能够用平等、博爱之类的幻想迷惑自己，我呢，是个顽固不化的达尔文主义者，对我来说，象出身、贵族身分、贵族血统之类的字眼都不是空话。”
拉谢维奇情绪激动，讲得动了感情。他的眼睛发亮，夹鼻眼镜在鼻子上架不稳了。他兴奋地耸动肩膀，眨巴眼睛，讲到“达尔文主义者”这几个字的时候，就雄赳赳地照一照镜子，伸出两只手理顺他的白胡子。他穿一件很短的旧上衣和一条紧身裤子。他动作的敏捷，雄赳赳的气派和那件短小的上衣，都跟他有点不相称，看上去仿佛他那留着长发、气度尊严、俨然象是大主教或者年高望重的诗人的大脑袋错安在一个又高又瘦、装腔作势的青年脖子上了。每逢他大幅度叉开两条腿的当儿，他的长影子就象是一把剪刀。
一般说来他喜欢谈话，总是自以为说出了什么新颖独到的见解。在梅耶尔面前他觉得自己精神特别旺盛，思潮特别汹涌。这个侦讯官由于年轻，健康，风度优美，举止稳重，而且主要是由于待他以及他一家人的态度十分热诚而招他喜欢，使他兴致勃勃。总的来说，拉谢维奇的熟人都不喜欢他，疏远他，说他闲话太多，竟把妻子赶进了坟墓，这种议论他自己也知道，大家背地里都说他心眼恶毒，叫他癞蛤蟆。只有梅耶尔是新来的人，不抱成见，常到他家里来，而且很乐意来，甚至在一个什么地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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