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奇谭集- 第8部分

“您好！”我应道。

“在这里吸烟可以么？”

“请、请，尽管吸。”我回答。

他在我旁边弓腰坐下，从裤袋里掏出“七星”，用火柴点上，熄掉火柴，投进烟灰缸。

“住26楼。”他缓缓吐出一口烟说，“和儿子夫妇同住，两人说吸烟会把房间熏出味来，所有想吸烟就来这里。您吸烟么？”

我说戒烟十二年了。

“我戒掉也可以的。反正一天才吸几支，想戒什么时候戒都不费事。”老人说，“只是，外出买烟啦、特意出门来这里吸一支啦——由于有这类琐碎的事发生，每天每日得以顺利滑过。还能运动运动身体，避免想多余的事。”

“就是说是为了健康而继续吸烟啰？”

“正是正是。”老人神情很认真。

“您说住在26楼？”

“是的。”

“那么您可认识住在2609的胡桃泽先生？”

“嗯，认识，戴眼镜的那位吧？是在‘所罗门兄弟’工作？”

“merrill　lynch。”我纠正道。

“对，是merrill　lynech。”老人说，“在这里说过几次话。那位先生也时不时坐这沙发。”

“胡桃泽先生在这沙发上做什么呢？”

“这——，我不晓得。大概只是愣愣地发呆吧。好像不吸烟的。”

“就是说像思考什么似的？”

“不大清楚那方面的差异。发呆——思考。我们日常性地思考东西。我们决不是为了思考而活着，却又似乎同样为了活着而思考的。这么说好像和帕斯卡的学说相反，说不定我们有时倒是为了不让自己活着而思考的。发呆——未尝不可以说是下意识地驱使那种反作用。总之问题很难。”如此说罢，老人深深吸一口烟。

我试着询问：“胡桃泽先生没说过什么吗，比如工作压力大啦家里发生矛盾啦……”

老人摇一下头，把烟灰磕落在烟灰缸里。“如您所知，大凡水都流经所给的最短距离。但在某种情况下，最短距离是水本身所造成的。人的思考同水的这一功能相类似，我总是怀有这样的印象。可是，我必须回答您的问话。我同胡桃泽先生从未谈过那么深入的内容，只是不咸不淡闲聊罢了，天气啦公寓守则啦，不外乎这些。”

“明白了。耽误您时间了。”我说。

“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语言。”老人好像没听到我的话，“而与此同时，无须说，语言则常常需要我们这个中介。没有我们，语言就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是这样吗——从而成为永远没有发声机会的语言，而没有发声机会的语言早已不成其为语言。”

“的确如您所说。”我说道。

“这是不知思考了多少次的有价值的命题。”

“就像禅的公案。”

“正是。”老人点头。

吸完一支烟，老人起身，走回房间。

“祝您愉快！”他说。

“再见！”我说。

星期五下午两点过后，我上道25楼和26楼之间的楼梯转角平台，见沙发上坐着一个小女孩儿，一边看着映在镜子里的自己一边唱歌。刚上小学的年龄。粉色t恤，粗斜纹布短裤，背一个绿色d形背囊，帽子放在膝上。

“你好！”我说。

“你好！”女孩儿停止唱歌。

本来我很想在她身旁坐下，但又不愿意有人路过时怀疑自己不地道，便靠在窗边的墙上，保持距离和她交谈。

“放学了？”我试着问。

“懒得说学校的事。”女孩儿一副不容商量的口气。

“那就不说学校的事。”我说，“你住这座公寓？”

“住。”女孩儿回答，“27楼。”

“常在这楼梯走上走下的？”

“电梯臭。”女孩儿说。

“电梯臭，一直走到27楼？”

女孩儿对着映在镜子里的自己大大地点头：“不是经常，有时候。”

“腿不累？”

女孩儿没有回答我的提问。“嗳，叔叔，这座公寓楼梯的镜子里边，这儿的镜子照人照得最好看，而且和我家里的照人完全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自己照照看！”女孩儿说。

我跨前一步，面对镜子，注视一会儿里面的自己。给女孩儿这么一说，觉得映在镜子里的自己同平时在别的镜子里见到的自己是有点儿不一样。镜子彼侧的自己比此侧的自己看上去多少胖些，还有点儿乐呵呵的。打个比方，简直就像刚吃过满满一肚子热乎乎的薄饼。

“叔叔，你养狗的？”

“哪里，狗没养。热带鱼倒是养的。”

“嗬！”女孩应道。不过好像对热带鱼没多大兴致。

“喜欢狗？”我问。

她没有回答，另外问：“叔叔，没有小孩儿？”

“没有小孩儿。”我回答。

女孩儿以充满怀疑的眼光看我的脸：“我妈妈说不能和没有小孩儿的男人说话，说那种男人当中绝对有很多是莫明其妙的。”

“那倒不一定。不过，的确最好提防陌生男人，你母亲说的对。”

“纳叔叔你怕不是莫明其妙的人吧？”

“我想不是。”

“不至于突然亮公鸡出来？”

“不亮。”

“也不搜集小女孩儿的三角裤什么的？”

“不搜集。”

“可有搜集的东西？”

我想了想。现代诗的原始版本倒是搜集的，但这种事恐怕还是不在这里说为好。“没有特别想搜集的东西啊。你呢？”

她也就此想了一会儿，然后摇几下头：“我想我也没有特别想搜集的东西。”

接下去我们沉默了一阵子。

“嗳，叔叔，‘炸面圈先生’里边什么最喜欢？”

“‘老年时装’。”我脱口而出。

“那不知道，”女孩儿说，“好怪的名字。我喜欢的是‘圆圆的月亮’，还有‘泡沫奶油兔’。”

“两个都没听说过。”

“里面有果冻馅的家伙，好吃着哩！妈妈却说光吃甜的脑袋不好使，不常给我买。”

“好像好吃。”我说。

“嗳，叔叔，你在这里干什么呢？昨天也好像在这里了，一闪瞧见的。”女孩儿问。

“在这里照东西。”

“什么东西？”

“不知道。”我实话实说，“大概像门那样的东西。”

“门？”女孩儿问，“什么门？门也有好多形状和颜色的。”

我开始沉思。什么形状和颜色？那么说来，以前还从没考虑过门的形状和颜色。不可思议。“不知道啊。到底什么形状和颜色呢？说不定也不是门。”

“没准像雨伞似的？”

“雨伞？”我接口道，“是啊，不准是雨伞的理由也好像没有，我觉得。”

“雨伞和门，无论形状、颜色还是作用都相差好多啊！”

“相差，的确。不过只要看上一眼，当场就会看明白的：噢，对了，这就是正找的东西。雨伞也好，门也好，炸面圈也好，都无所谓。”

“嗬，”女孩儿应道，“很长时间一直找那个？”

“找了很久，从你出生前就开始找了。”

“原来是这样。”说着，女孩儿看了好一会儿自己的手心，思考着什么。“我也帮忙好了，帮你找那个。”“若肯帮忙真叫人高兴。”我说。

“门也好，雨伞也好，炸面圈也好，大象也好，反正只要找到莫明其妙的东西就可以的吧？”

“是那么回事。”我说，“不过见到了马上就能知道找对了没有。”

“有意思！”女孩儿说，“可今天这就得回去了，往下要练芭蕾舞。”

“那好，”我说，“跟我说了这么多，谢谢！”

“嗳，叔叔你喜欢的炸面圈名字，能再说一遍？”

“‘老年时装’。”

女孩儿现出困惑的神情，在口中低声反复说了几次“老年时装”。

“再见！”女孩儿说。

“再见！”我说。

女孩儿站起，唱着歌跑上楼梯，消失了。我闭起眼睛，再次把身体交给时间的流沙，让时间白白消耗掉。

星期六，委托人打来电话。

“丈夫找到了。”她劈头一句，没有寒暄话没有开场白。

“找到了？”我反问。

“嗯，昨天中午警察来了电话，说在仙台站候车室长椅上躺着的时候被监护起来了。身无分文，证件之类也没带，但姓名、住所和电话号码渐渐想起来了。我立即赶去仙台。分明是我的丈夫。”

“怎么是在仙台？”

“他自己也不清楚，说意识到时就躺在仙台站长椅上了，被站务员摇醒的。至于身无分文怎么去的仙台，二十天时间里在哪里做了什么，怎么吃的东西，都记不起来了。”

“什么衣着？”

“衣着和离开家时一样。长了二十天长度的胡须，体重减了十来公斤。眼镜好像在哪里弄没了。我现在是从仙台一家医院打电话过来。丈夫在这里接受医学检查，ct扫描啦、x光透视啦、精神坚定啦。不过眼下头脑功能已经恢复，身体也好像没有问题，单单记忆消失罢了。离开母亲房间和上楼梯之前记得，往下的记忆就没有了。但不管怎样，我想明天可以一起返回东京。”

“那就好！”

“劳您调查到现在，深表感谢。可是看这情形，往下好像没必要再劳驾了。”

“看来是的。”我说。

“所有的一切全都乱糟糟的，费解之处为数多多，但丈夫总之是好端端地回来了。不用说，这对于我是再要紧不过的事。”

“当然。千真万确。”我说，“那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酬金还是想请您收下，收下可以吗？”

“第一次见面时我就说了，酬金之类概不接受。所以，关于这点，请别放在心上。您的心意我自是感谢。”

沉默。该说明的事已大致说明完毕——便是这么一种意味的凉丝丝的沉默。我也不自量力地加种沉默，领略了片刻这凉丝丝的意味。

“那么，请多保重！”少顷，她挂断电话。话中带有未尝不可以说是同情的余韵。

我也放下听筒，随后一边把新铅笔挟在指间旋转，一边盯视着雪白的便笺。雪白的便笺使我想起刚从洗衣店返回的新床单，新床单使我想起在那上面舒舒服服午睡的性格温顺的三毛猫。躺在新床单上面午睡的性格温顺的三毛猫图像使我的心情多少平静下来。之后，我梳理记忆，把她所说的用工整的字迹一一记在雪白的便笺上：仙台站，星期五中午，电话，体重减少十公斤，眼镜丢失，二十天时间记忆的消失。

二十天时间记忆的消失。

我把铅笔放在写字台上，在椅子上把身体大大向后仰去，仰望天花板。天花板斑斑驳驳地沾有不规则的图形。眯缝眼睛细看，未尝不像天体图。我一面仰视虚构的星空，一面思忖为了健康或许该重新吸烟才对。脑袋里仍微微回响着上下楼梯的高跟鞋声。

“胡桃泽先生”和我对着天花板一端出声地诉说：“欢迎回归现实世界，回到被患有焦虑性神经症的母亲、脚穿冰锥一般的高跟鞋的太太和merrill　lynch包围的美丽三角形世界中来！”

我大概又要在另一个场所寻找门、雨伞、炸面圈或大象等形状的东西，在所有可能找见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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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天移动的肾形石

（／小｜说｜网）
淳平十六岁时，父亲说过这样的话。虽是骨肉父子，但一来关系并未融洽得可以促膝交谈，二来父亲就人生发表哲学（想必，大概）见解是极为稀罕的事，以致当时的交谈作为鲜明的记忆存留下来了。至于因怎样的情由说到那上面的，却是全然想不起来了。

“男人一生遇上的人当中，真正有意义的女人只有三个。既不多于三个，又不少于三个。”父亲说。不，堪称断定。父亲以轻淡而果断的语气这样说道，就像再说地球用一年时间绕太阳一周。淳平默默听着——也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话语让他感到吃惊，至少想不出当时应表达的意见。

“所以，即使你日后同多种多样的女人相识和交往，”父亲继续道，“如果弄错了对象，那也是徒劳无益的行为。这点最好记在心里。”

后来，几个疑问浮上年轻儿子的脑海：父亲已然邂逅了三个女人不成？母亲可是其中之一？若是，同另两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这样的疑问不可能问父亲。如开头所说，两人的关系并非亲密到可以畅所欲言。

十八岁离开家，进入东京一所大学，自那以来同几个女性相识和交往，其中一个对于淳平是“真正有意义”的，对此他深信不疑，即使现在亦然。然而，她在淳平以具体形式表明心曲之前（他要比别人多花时间才能将什么变成具体形式，天性如此），已经同他最要好的朋友结了婚，如今已当了母亲。因此，基本上应该把她从人生选项中剔除，必须横下心将这一存在从头脑中驱除出去。结果，剩给他人生的“真正有意义”的女性的数目——如果原封不动地接受父亲的说法的话——就成了两个。

淳平每次同新认识的女性交往时都要自问：这个女人对于自己是真正有意义的对象吗？而这一提问总是唤起一个苦恼，具体说来，就是他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