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大传- 第4部分

因此，臣冒昧求见大王，想提供奏国平定天下的具体建议。大王如果能接受我的策略，相信必能一举攻破天下群雄。我敢大胆建言，我的方法如果不能马上降赵、灭韩，使魏楚称臣、齐燕求和，使大王无法完成雄霸天下的愿望、诸候不主动向秦国朝贡，便表示我的策略误国、未尽言臣之责，大王可立刻将我斩杀，以戒为王谋而不忠者。　

或许韩非话说得太满，态度又过分讨好，使一向好疑、不喜欢臣子抢风头的秦王政反而不太放心，对接见韩非一事显得犹疑不决。　

这个弱点自然很快被秦王政身旁的李斯看破。　

李斯和韩非早年同属楚国大儒苟子之门下，韩非不但思考力敏锐，博学多闻更在李斯之上，惟一的缺点是本身有严重口吃，语言表达能力不佳。　

对韩非的过人才学，李斯一向便颇为嫉妒，更害怕秦王重用韩非后，将影响到自己的宦途，乃趁此机会对秦王政表示：　

“韩非本属韩国之贵族，在国内身份地位崇高，心态及实际利害上都不可能背离韩国，因此绝不如平民出身的外籍策士那样，能真正向秦国效忠他的话虽讲得好听，但最终目的仍在设法保住韩国，绝不会对我们并吞六国的工作真正有所帮助。　

“如今他又在秦国待那么久，势必获得不少我方的内在情报，这样让他回去韩国，对我们即将展开的兼并行动恐造成不利。不如先找个借口，以他到秦国搜集情报的罪名扣留之，以免有意外的不利情况发生……”　

秦王政一向信任李斯，加上工作非常忙碌，无暇对此事件作较深入了解，乃依从李斯建议，派执法官员逮捕韩非，借口调查其罪行而暂时扣留之。　

李斯深恐夜长梦多，乃暗中使人拿毒药给狱中的韩非，嘱咐其自杀，以免受辱。韩非虽很想为自己辩护，但终无法晋见秦王，悲愤之下，乃自杀死于狱中。　

不久，秦王政又想起了这件事，觉得韩非可怜，乃派人到狱中赦免之，可惜韩非已死去多时了。　

秦王称帝，完成军事统一

秦王政十七年，韩国首先纳地效玺，成为秦国的藩臣，秦王政下令将韩国改置为颖川郡。　

十九年，秦国首席大将王翦大破赵军，攻陷赵都邯郸，虏获赵王迁。虽仍有不少残存赵王室贵族逃往北方的代，意图复国。但中原最强大的军事国——赵，确已名存实亡。　

二十、十二一年间，燕太子丹派荆轲谋刺秦王政失败，王翦奉命由赵国通过魏地攻打燕国，燕王喜杀太子丹谢罪，但京城仍为秦军攻破，燕王逃往辽东。　

然而此时最让秦王政感到头痛的，仍是南方的楚国。经由间谍战的运用，楚国虽已陷于四分五裂中，但其庞大的作战力，使勇猛的秦军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取得胜利。　

秦王政原本属意老将王翦负责征楚战役，但王翦坚持动用六十万大军，秦王不同意，乃改由李信和蒙恬联合指挥楚军总司令项燕集结楚部落联军，与秦军进行大会战，居然大败李信和蒙恬联军，使秦国的气势为之大挫。　

秦王政不得已，只有再请出退休的老将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攻打楚国。　

楚国属分权式部落联盟，各部落兵力若让其集结，数量非常庞大，即使王翦的六十万大军也非其对手因此王翦不愿以硬碰硬，他下令进入楚境后，各军团立刻构筑防御堡垒，坚壁清野，不肯进行会战，楚军虽数度挑战，但王翦以逸待劳，相应不理。　

这段期间，王翦和军士共起居、共饮食，以维持住秦军之向心力。久而久之，联盟式的楚军，缺乏强有力的指挥及领导，便逐渐松懈了下来。加上人数庞大，粮食补充困难，行政体系混乱，各自为政，各部落军团不得已只好向东退却。王翦趁机追击，楚军士气溃散，被击得大败，总司令项燕战死，郢都也被攻破，庞大富足的楚国因而灭亡。　

22年，王翦之子王贲奉命伐魏，以水攻大破大梁城，魏国遂亡。　

25年，王贲大举攻进辽东，虏获燕王喜，燕国也正式亡国。　

26年，秦王政下令驻守辽东的王贲大军，自燕国南下攻打齐国，齐军不敢与之对抗，齐王也只好举国投降了。　

自周平王东迁以来，历经四百多年的天下乱局，自此又有另一个新秩序诞生。　

这年，秦王政正值39岁的盛年。　

统一六国以后的秦王政，改名号为皇帝，并以自己为第一任的始皇帝，期望以后能二世、三世依序传承下去，史称之为秦始皇。　

【陈文德说评】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这短短的21个字，却道尽天地间各股力量互动及成长的现象。　

和德国唯心主义大师黑格尔的“正反合辩证思考法雷同，老子的道也隐藏有“相反相成，循环反复”的两大层次宇宙万物是由相反对立的各种型态所构成，这种相对立的型态，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美丑、善恶其实也是相对而相成的，是以“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　

这种相互对立、相反相成道理，也是循环反复的例如春、夏、秋、冬，阴、阳、寒、暑都是互换互生、自然运行的季节常模；运用于人生上，便是强弱互见、吉凶易势的大道，《易经》上的“剥极必复、“否极泰来”所讲的便是这个道理。”　

既然一切是循环相生，则弱必生强，强必转弱，弱是强的成长基础，强也会反成为转弱的起点。因此，老子强调“守弱”，弱者道之动也。　

柔弱者所以能胜刚强，在于弱者较容易“存活下去，显现柔弱面，使其更易于保存生机，这也便是所谓“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刚强”的道理。”　

随着时间的发展，原先的弱者会转为强者，但变强以后，又可能趋于弱，如何使自己永不转弱，也就是老子所谓的“守弱”之道。　

守弱的要诀，老子主张谦下，虚怀若谷，永远努力找出自已的弱点，便可以维持住“转强之势不让刚强之气显出来，反而可以长久维持住内部的强韧《行销战争》一书的作者赖兹，对市场上拥有强势的企业建议，要不断自找麻烦去发现自己的弱点或缺点，这是强势企业经营上最重要的法宝。”　

天上最柔弱者为风，遇到薄纸阻碍，也会因而转向，再小的缝隙也会屈身而过。但等到累积的力量成为飓风时，则拔树倒屋，无坚不摧。只是飓风一旦从海上登陆，也便是它转弱到消失的时候了。　

地上最柔弱者为水，任何再微小的阻挡，都可以改变其方向和形状在圆形容器中，水是圆形的，在方形容器中，水则又成为方形，似乎是最没有自我主张的东西但一朝积成洪水之势时，则再巨大的岩石也都难挡其势。　

然而一般弱势之人，却很难懂得这层道理。通常很少人能忍住弱势，反而急着想要强大，以致常冒险乱闯、乱投机，因而惹来提前败亡的命运。　

有的人在弱势时，固然能坚忍不拔，但只要累积力量到达成功后，便又急于表现自己的气势，而忽略了强必转弱的危机，以致难逃败亡的命运。　

周王朝成立时，赢氏一族的命运便陷入了最悲惨的黑暗时代，但他们的子孙都能坚毅不拔地努力，加上新建的大本营地处偏僻，反而不会卷入中原各国的争权夺利及晋楚两国的南北大对抗中，因此更能够累积实力，终能成为真正的大赢家。　

异人和吕不韦一党，在秦王室继承权的争夺战中，原本也是最弱势的特别是异人身处危机四伏的赵国京城，但“生于忧患的内张力，使他们比别人更需要夺权以求自保，才能在关键时刻反败为胜，成了大赢家。”　

即使秦始皇本人，早年的环境也是非常艰困的，但这些成长中的磨练，却也是他成功的最大本钱。　

吕不韦成功后，奢侈骄纵，因而惹来杀身之祸相反地，秦王政在夺得大权后，却仍压制自己原先的意念，采用李斯和尉缭的建议，使自己的运势更进而往上成长，终能击败六国，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只是愈大的成功，时常隐藏着更大的危机，也使秦始皇本人必须去面对一个更大、更危险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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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统一的弱点

　生
中央与地方间的距离，造成统治命令贯彻上的困难，尤其遥远的齐、燕及荆楚，几乎不可能贯彻法治主义，因此还是保持着半独立的封建制度。　

中央集权，成功中暗藏危机

当秦国在雍岐一带重行建国时，在组织结构上仍承续祖先蜚廉、恶来的传统武风，一直维持着部落式的战斗团体组织为强化各部落的机动性和独立性，在统治管理上便相当松懈，全赖领导者的个人魁力以作整合因此，建国以来其战斗力虽强，国力则一直未能作强有力发挥只有像秦穆公般的英雄人物出现，秦国在国际舞台上才有较高的表现，秦穆公去世后，便又停滞了下来。　

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是秦国文明发展的另一个高峰。他运用其父亲秦献公时代设计的地方基层组织——什伍制度，加上实行连坐法，使原本松散的部落组织，成为关系密切并可以相互监督的基层团体。十年后的第二次变法，更以郡县制度使传统的战斗部落集团正式解散，各部落的武装部队改由秦王室直接指挥，彻底达成中央集权的军队国家化。　

这不但是秦王室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经验，也完全不同于数千年来华夏文明的传统式平行政治组织，就算周公旦所创制的宗法和封建制度，在结构的严密上也无法和其相提并论。　

换句话说，商鞅的改革，是纯理论逻辑推论下的设计，可以说是空前大胆的尝试，全无前例可循。因此，秦孝公和商鞅在执行上是非常的小心谨慎。　

（有关其过程及细节，在拙著《秦公司兴亡史》中有较完整描述，以供参考。）　

幸好秦国是移民式部落组织，本身没有什么包袱，思考上较为单纯，加上武装集团一向较服从指挥的传统习性，使秦孝公和商鞅连续两次“大地震式的改革运动，尚无太多的阻力。”　

作战式部落集团一向便较富积极性和行动力，变法以后，所有军士全归中央统一管理，力量更为集中，所以自秦惠王、秦昭襄王起，一直到秦王政初年，秦国的声势一直迅速膨胀。　

配合这股力量，秦王室当局不停地发动更多更大规模的战争，不但使秦国的版图跟着飞快成长，统治人员也迅速增加，加上各地方结构日益复杂化，于是中央集权式的统治效率开始遭到严重的挑战。　

秦昭襄王时代，便曾在韩、赵两国的新占领区上试行郡县制度，试图和秦国本土建立同样的管理模式。但到了吕不韦和秦王政期间，由于占领区急速膨胀——特别是较远的齐、燕、楚地，根本无暇作较有系统的规划，只得暂时维持军事占领方式、未曾纳入秦王室中央集权的体制中。　

统一六国的政治规划，虽然一直控制在外籍政团手中，但真正指挥作战的，仍大都是本土派的部落领袖，因此在完成征讨后，负责镇守新占领区的，便是这些作战军团的将领。为了有效达成任务，他们也大多能和被征服国家的残存政治势力保持相当程度的合作态度，所以对各地区的情形反而能有较多实际的认识。　

新旧党争，暴露新政权问题

秦王政称帝，新皇朝成立后，以丞相王绾为首的本土派领袖，便向秦始皇提出建议：　

“我们刚刚并吞了各国，一统天下，版图增大很多，尤其燕、齐、楚地相当遥远，最好先设立诸侯王，以建立永久的统治根基，因此请立诸皇子为王，以有效统领新增加的版图及各国族民。”　

但是，对主政的外籍政团而言，秦国的现行体制才是他们的理想，秦国有能力统一全中国，更是他们最为骄傲的成就。况且，传统的封建制度，一直是他们最为摒弃、认为最不合理的现象，应该加以彻底的改革，如果又恢复封建体系，他们也很可能再度成为“无权阶级”。因此，只有彻底维持现行的郡县制度及官僚系统，才是他们的执政理念，也是他们投入热情及生命的目标，对他们而言，封建制度早就该淘汰了。　

秦始皇早年夺权成功，是靠本土派领袖的拥护，才有力量驱逐吕不韦等外籍政团即使他后来接受李斯进谏，再度重用客卿，但在皇廷中，仍是以本土派的领袖占有绝对优势因此面对新的政治态势，在本土派领袖们积极建议之下，虽然并不合乎秦王室现行政制精神，但秦始皇仍不得不慎重考量这件事的利害《史记》上记载：　

“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　

但身为外籍政团领袖的廷尉李斯，立刻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挺身辩护：　

“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