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么睡去。远处哪里有电话铃响。
“打开立柜看看。”她说。
我走到立柜前，乖乖地打开两扇对开柜门。里面满满地挂着衣服，一半连衣裙，另一半是半身裙、衬衫和短外衣。全是夏天的，有旧的，也有几乎没伸进过胳膊的。半身裙尺寸大多是超短的。格调和东西均不坏，倒也不是说怎么引人注目，可是感觉极好。若有这么多衣服，每次幽会都可有不同的打扮了。我看了一会时装陈列，然后关上柜门。
“真不错啊！”我说。
“抽屉也拉出来看看。”她说。
我略一犹豫，然后一个个拉出立柜上的抽屉。女孩不在时在她房间里到处乱翻——尽管有她母亲许可——我觉得实在算不得光彩。但拒绝也是个麻烦，我闹不清上午十一点便喝酒之人想的是什么。最上边的大抽屉里放着牛仔裤、港衫、t 恤，全都洗过，齐崭崭叠好，无一褶痕。第二个抽屉放有手袋、皮带、手帕和手镯，还有若干布帽，第三个抽屉装的是内衣和袜子，无不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无甚缘由地悲伤起来，胸口有点沉甸甸的。我推上抽屉。
妇人依然坐在床沿上观望外面的景致，右手拿的伏特加杯几乎喝空了。
我坐回椅子，又点燃一支烟。窗外是徐缓的斜坡，从斜坡底端升起另一座山丘。翠绿的起伏永远延伸开去，宅院犹如附在上面一般接连不断。哪一家都有院子，哪座院子都有草坪。
“怎么看的？”她仍然眼看窗外，“对她？”
“见都没见过，不清楚。”
“看衣服可以大致了解女人。”她说。
我想到恋人，试图回忆她穿怎样的衣服，但全然回忆不起来，能想起的都是模模糊糊的印象。要想她的裙子，衬衫消失；要想她的帽子，脸又变成别的女孩的脸。不过相隔半年，却什么也记不起了。说到底，对她我又知道什么呢？
“不清楚。”我重复道。
“感觉即可。什么都行，让我听什么都行，哪怕一点点也好。”
为争取时间，我喝了一口伏特加。冰块差不多化了，伏特加变得像糖水。强烈的伏特加味儿通过喉咙，落到胃里，带来渺渺的温煦。从窗口进来的风把桌上的白色烟灰吹散开去。
“像是个一丝不苟、给人以极好感觉的人，”我说，“不怎么强加于人，但也并非性格懦弱。成绩中上等，在上女大或短期大学。朋友虽不很多，但很要好……说中了？”
“接下去。”
我把杯子在手中转动几圈，放回桌面。“再往下不知道了。刚才说的都一点没有信心，不知说中没有？”
“基本说中，”她面无表情地说，“基本说中。”
我觉得女孩那一存在正一点点潜入房间，犹如隐隐约约的白影。脸、手、脚，什么都没有。她置身于光之海形成的小小的畸形漩涡中。我又要了杯伏特加。
“有男朋友。”我继续道，“一个或两个，不清楚，怎样一种程度不清楚，但这怎么都无所谓，问题是……她对好多好多东西都适应不来。包括对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所思所想，自己的追求，别人的需求，等等等等。”
“是啊，”稍后她说，“你说的我明白。”
我可不明白。自己口中语句的含义我明白，但我不明白指的是谁和谁。我筋疲力尽，直想睡觉，觉得睡上一觉很多事情即可豁然开朗。不过坦率地说，即使豁然开朗也难有什么益处。
往下她久久地缄口不语，我也没作声。闲得发慌，遂把伏特加喝了半杯。风似乎略有加强，可以看见樟树的圆形叶片摇来摇去。我眯细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它。沉默仍在持续，但这已不大让人难受了。我留意着不让自己睡过去，眼望樟树，不断用设想中的指尖确认体内如硬核般的疲倦。
“留下你来，对不起。”她说，“草坪剪得太漂亮了，我高兴。”
我点点头。
“对了，付钱。”说着，她把白白的大手伸进连衣裙袋，“多少？”
“过后寄账单来，汇入银行账户。”我说。
妇人喉头深处发出不满似的声音。
我们走下同一楼梯，折回同一走廊，来到房门口。走廊和房门口同刚才进去时一样凉浸浸的，一片幽暗。儿时一个夏天光脚在浅水河里往前走，钻过大铁桥洞时，便是这样的感觉。黑洞洞的，水温陡然下降，沙底带有奇妙的黏滑。在房门口穿上网球鞋开门走出，我真是舒了口气。阳光在我四周流溢，风送来绿的气息，几只蜜蜂发出困乏的振翅声在院墙上头飞来飞去。
“真漂亮！”她望着院里草坪又说了一遍。
我也眼望草坪。剪得确实非常漂亮，不妨称为完美。
妇人从口袋抓出很多东西——的确很多东西，从中分出一张皱巴巴的一万日元钞票。钞票不太旧，只是皱巴巴的。十四五年前的一万元可不是很小的数。我迟疑了一下，觉得还是不拒绝为好，便接了过来。
“谢谢。”我说。
妇人似乎意犹未尽，像是不知如何表达，就那样注视着右手的酒杯。杯空了。之后她又看着我。
“要是再开始做剪草坪这活儿，给我打个电话，什么时候都行。”
“嗯，”我说，“会的。又吃三明治又喝酒，谢谢您的招待。”
她在喉头里发出不知是“唔”还是“哦”的一声，随即迅速转身朝房门走去。我发动引擎，打开收音机。时间早已过了三点。
途中为了驱除困意，我走进路旁的饮食店，要了可口可乐和意大利面条。面条味道一塌糊涂，只吃进一半。但不管怎样，肚子还不算饿。脸色阴沉的女侍者撤去餐具，我坐在塑料椅上迷糊了过去。店里空空的，冷气开得正好。睡的时间极短，梦也没做。睡本身就像做梦似的。然而睁开眼睛时，太阳已弱了几分。我又喝了一杯可乐，用刚才接的万元钞票付了账。
在停车场上车，把车钥匙放在仪表盘上吸了支烟。种种零零碎碎的疲劳一齐朝我涌来，我终于觉得自己是很累了。我先不开车，沉进驾驶席又吸了一支烟。一切恍惚发生在遥远的世界，如同倒过来看望远镜，事物格外的不鲜明和不自然。
“你对我大概有种种的需求，”恋人写道，“而我怎么也意识不到自己在被人需求。”
我想我需求的无非是好好修剪草坪。先用机器割，用耙子耙在一起，再用大剪刀剪齐 ——仅此而已。这我能做到，因为我觉得应该那样做。
不是吗？我说出声来。
无人回答。
十分钟后，路旁饮食店的老板走到车旁，弓身问我要不要紧。
“头有点晕。”我说。
“热的关系。拿点水来好么？”
“谢谢。不过真的不要紧。”
我把车开出停车场，向东驶去。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房子，有各种各样的庭院，有各种各样的人们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我一直手扶方向盘望着如此风景。后车厢里，割草机在咔嗒咔嗒地摇晃。
自那以来我一次也没剪过草坪。什么时候住进带草坪的房子，我兴许还会重操旧业，但我觉得那是很远的将来的事。即使到了那时，我也肯定能把草坪剪得齐齐整整。
她的埋在土中的小狗
！
她的埋在土中的小狗
窗外仍在下雨，已连下三天了。单调的、无个性的、不屈不挠的雨。
雨几乎是与我到达这里同时下起的。翌日早上睁开眼睛时雨还在下，晚上睡觉时也下，如此反复了三天，一次也没停止。不，也许不然，也许实际上停过几次。即使停过，那也是在我睡着时或移开眼睛时停的。在我往外看时雨总是下个不停，每次睁眼醒来都在下。
而这东西有时候纯属个人体验。就是说，在意识以雨为中心旋转的同时，雨也以意识为中心旋转——说法固然十分模棱两可，但作为体验是有的。而这时我的脑袋便乱作一团，因为我不知道此时我们看的雨是哪一侧的雨。但如此说法实在过于个人化，说到底，雨只是雨罢了。
第四天早上，我刮了须，梳了发，乘电梯上四楼餐厅。由于昨晚一个人喝威士忌喝得很晚，胃里面沙沙拉拉的，不想吃什么早餐，却又想不出其他有什么事可干。我坐在靠窗位子上，把食谱由上至下看了五遍，然后很无奈地要了咖啡和纯煎蛋卷。东西端来之前，我一面观雨一面吸烟。吸不出烟味儿，大概威士忌喝多了。
六月一个星期五的早上，餐厅空空荡荡的没有人气。不，也不是没有人气。有二十四张餐桌和一架大钢琴，有私人游泳池那么大的油画。客人则只我一个，何况只点了咖啡和蛋卷。身穿白上衣的两个男侍应生百无聊赖地看雨。
吃罢没滋没味的煎蛋卷，我边喝咖啡边看晨报。报一共二十四版，想细看的报道却一则也找不到。试着把二十四页逐页倒翻一遍，结果还是一样。我折起报纸置于桌面，仍旧喝咖啡。
从窗口可以看见海。若是平时，离海岸线几百米远的前方当有小小的绿岛出现，但今天早晨连轮廓都无从觅得。雨把灰濛濛的天空和暗沉沉的大海的界线抹得一干二净。雨中的一切都模模糊糊，但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也可能是我丢掉眼镜的关系。我闭目合眼，从眼睑上按眼球。左眼酸痛酸痛的。一会儿睁开眼睛时，雨依然在下，绿岛被挤压到了后方。
当我用咖啡壶往杯里倒第二杯咖啡时，一个年轻女子走进餐厅。白衬衣肩上披一件薄薄的蓝色对襟羊毛衫，一条清清爽爽的及膝藏青色西服裙，移步时“咯噔咯噔”发出令人惬意的足音——上等高跟鞋敲击上等木地板的声响。因了她的出现，宾馆餐厅终于开始像宾馆餐厅了。男侍应生们看上去舒了口气，我也一样。
她站在门口“咕噜”转头打量餐厅，一时间显出困惑：情有可原。虽说是度假宾馆的下雨的星期五，但早餐席上只有一个客人无论如何也过于冷清。年长的男侍应生不失时机地把她领到靠窗位子。和我隔两张餐桌。
她一落座就三眼两眼扫了扫食谱，点了葡萄柚汁、面包卷、熏肉炒蛋和咖啡。点菜顶多花了十五秒。熏肉请炒好些，她说。一种似乎习惯于对别人颐指气使的说法。那种说法的确是有的。
点完菜，她臂肘拄在桌上，手托下巴，和我一样看雨。由于我和她相对而坐，我得以隔着咖啡壶把手有意无意地观察她。她诚然在看雨，但我不大清楚她是否真的看雨。似乎在看雨的彼侧或雨的此侧。三天时间我始终看雨，对雨的看法已相当成熟，分得出真正看雨的人和不真正看雨的人。
就早晨来说，她的头发梳得可谓相当整齐。头发又软又长，耳朵往下多少带点波纹，并且不时用手指划一下在额头正中分开的前发，用的总是右手中指，之后又总是把手掌放在桌面上瞥一眼。显然是一种习惯。中指与食指约略分开，无名指和小拇指轻轻蜷起。
总的说来偏瘦，个头不很高。相貌未尝不可以说漂亮，但嘴唇两端独特的弯曲度和眼睑的厚度——给人以固执己见之感——是否让人喜欢就要看各人的口味了。依我的口味，感觉也不特别坏。衣着格调到位，举止也够脱俗，尤其让人欣赏的是她全然没有下雨的星期五独自在度假宾馆餐厅里吃早餐的年轻女子很容易挥发的那种特有氛围。她普普通通地喝咖啡，普普通通地往面包卷上抹黄油，普普通通地把熏肉炒蛋夹到口中。看那样子，似乎既不觉得十分有趣，又不感到怎么无聊。
喝完第二杯咖啡，我叠好餐巾放在餐桌一角，叫来男侍应生往账单上签字。
“看来今天又要下一天了。”男侍应生说。他很同情我。整整被雨闷了三天的住客谁见了都要同情。
“是啊。”我说。
我把报纸夹在腋下从椅子上欠身立起时，女子仍嘴贴咖啡杯，眉头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外面的风景，似乎我压根儿就不存在。
每年我都来这家宾馆，大致是在住宿费便宜些的旅游淡季。夏季和年头岁尾等旺季时的住宿费以我的收入来说未免过于昂贵，况且人多得像地铁站一样。四月和十月最为理想。费用便宜四成，空气清新，海边几乎不见人影，又能天天吃到百吃不腻的新鲜可口的牡蛎。开胃菜两样，主菜两样，全是牡蛎。
当然除了空气和牡蛎外，还有几个理由让我中意这家宾馆。首先是房间宽敞。天花板高，窗大，床大，还有个桌球台那么大的写字台。一切都阔阔绰绰。总之是座应运而生的老式度假宾馆——在久住客占了客人大半的和平时代，人们有这个需求。在战争结束、有闲阶级这一观念本身烟一般消失在空中之后，惟独宾馆酒店始终如一地默默生存下来了。大厅的大理石柱、楼梯转角的彩色玻璃、餐厅的枝形吊灯、磨损的银制餐具、巨大的挂钟、红木橱柜、按上拉手开关的窗扇、浴室里的马赛克……这些都让我喜欢。再过几年——也许不出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