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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懂，我却懂，“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说。”上帝才知道您今天是多么乏味！“
“我们的任务是学习再学习，竭力积累尽量多的知识，因为只有在有知识的地方才会有严肃的社会潮流，将来人类的幸福都包藏在知识之中。为科学干杯啊！”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必须给我们自己安排另外一种生活了，”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沉默一阵，想了一阵，然后说，“直到现在我们所过的那种生活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别再谈它了。”
等到我们从她家里出来，教堂里的钟已经敲两点了。
“您喜欢她吗？”医师问。“她挺可爱，不是吗？”
圣诞节假期的头一天我们在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家里吃饭，后来在这整个假期里，我们差不多天天到她家里去。她那儿除了我们以外没有外人，她说得对：她在这个城里除了我和医师以外连一个朋友也没有。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谈话上。有时候医师随身带来一本书或者杂志，大声念给我们听。事实上他是我生平所遇见的头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不能判断他的知识是否广博，不过他经常讲出他的知识来，为的是让别人受益。每逢他讲到有关医学的事，他的说法总是跟我们城里任何一个医师不同，给人留下一种新颖独特的印象，我觉得只要他有意，他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也许是当时唯一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我跟他见面，读他给我看的书，我渐渐地感觉到对知识的渴求。知识给我那沉闷的劳动得到鼓舞。我觉得奇怪，早先我竟不知道，比方说，全世界是由六十种简单的物质构成的，不知道干性油是什么做的，油漆是什么做的，没有这些知识我居然也过得下去。跟医师的结交甚至也把我从精神上提高了。我常跟他争论，虽然我总是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可是由于他，我还是渐渐发现我并没有把自己的看法都弄明白，我就极力在自己的心中形成尽量明确的信念，好让我的良知的指示明明白白，没有一点含混的地方。不过这个全城最有学问最优秀的人距离完美还很远。他的举止，他那种喜欢把任何谈话都变成争论的习惯，他那好听的男高音，甚至他那种亲热，都有点粗野，缺乏教养，每逢他脱掉上衣，只穿一件绸衬衫，或者在酒馆里丢给仆役小费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文化归文化，他身上仍然有点鞑靼人的味道。
到主显节 ②，他又去彼得堡了。他是早晨动身的，午饭以后姐姐来找我。她没有脱掉皮袄和帽子，坐在那儿一声不响，脸色煞白，眼睛瞧着一个地方发呆。她身上一阵阵发冷，看得出她在强忍着病痛。
“你大概感冒了，”我说。
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站起来，去找卡尔波芙娜，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好象我得罪她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用悲苦、怨诉的口气说：“奶妈，我活到现在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呢？你说说看：我岂不是糟踏了自己的青春？我在一生最好的岁月里却只知道记帐、倒茶、数戈比、招待客人，以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了！奶妈，你要明白，我也有和其他人同样的需要啊！我要生活，可是人家却叫我做一个管家婆。这真可怕，真可怕呀！”
她把一串钥匙往门外一丢，钥匙珰琅一 声掉在我的房间里。这些是食器橱、厨房柜子、地窖、茶叶匣的钥匙，也就是当年由我母亲掌管的那些钥匙。
“哎呀，慈悲的上帝！”老太婆害怕地说。“圣徒啊！”
姐姐临走的时候，到我这儿来捡起钥匙，说：“你原谅我吧。近来我起了点古怪的变化。”
「注释」
①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中一个“死魂灵”的姓名。“涅乌伐查依－柯雷托”的意思是“不必敬重洗衣槽”。
②据《圣经》载，耶稣曾三次向人显示其神性，教会规定一月六日为此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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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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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有一回夜色很深了，我从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家里回 来，在我的房间里碰见一个年轻的、穿着新制服的警察分局长。他坐在我的桌子旁边，正在翻看一本书。
“到底来了！”他说，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找您了。省长吩咐您明天早晨九点钟去见他。务必要去。”
他要我写一个笔据，说明我一定执行省长大人的命令，然后他就走了。警察分局长的深夜光临和省长的突然召见对我说来好比晴天霹雳。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怕宪兵、警察、法官，此刻我心里七上八下，好象我真犯了什么罪似的。我无论怎样也睡不着。奶妈和普罗科菲也心神不定，睡不着。此外奶妈耳朵痛，哼哼唧唧，有好几回痛得哭起来。普罗科菲听见我没睡着，就举着一盏小灯小心地走到我房间里来，在桌子旁边坐下。
“您得喝点胡椒酒才对，……”他沉吟一下说。“在人世间的苦难中，喝点酒会觉得轻松些。要是妈往耳朵里倒一点胡椒酒，那也会大有好处。”
到两点多钟，他动身到屠宰场去取肉。我知道这一夜我休想睡得着；为了消磨九点钟以前这段时间，我就跟他一块儿去了。我们带着一盏提灯。他的学徒尼科尔卡年纪在十三岁上下，冻得脸上出现一块块的青斑，那副神情十足象个强盗，他坐在雪橇上跟着我们走，用嘶哑的声音吆喝着马。
“您在省长那儿大概要受罚，”亲爱的普罗科菲对我说。
“省长有省长的章法，大司祭有大司祭的章法，军官有军官的章法，医师有医师的章法，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章法。可您没有遵守您的章法，人家就不能依您了。”
屠宰场坐落在墓园后面，以前我只是远远地看见过它。那是三个阴暗的板棚，四周围着一道灰色篱墙，夏天逢到炎热的日子，风从板棚那边吹来，空气里就充满令人窒息的臭气。现在我走进院子，在黑暗中看不见那些板棚，老是碰到马匹和一 些空的或者已经装好肉的雪橇。人们提着灯走来走去，用下流话互相咒骂。普罗科菲在骂，尼科尔卡也在骂，而且骂得同样难听，空中弥漫着不断的相骂、咳嗽、马嘶的嘈杂声。
到处是兽尸和畜粪的臭气。这正是解冻的时令，雪已经跟泥土混成一片，在黑暗中我觉得自己仿佛在血泊里行走似的。
我们把肉装满雪橇，就动身到市上肉店里去。天亮起来了。挎着篮子的厨娘和穿着大衣的上了年纪的太太一个个地走来。普罗科菲手里拿着斧子，身上系着溅满血迹的白围裙，嘴里恶狠狠地起誓，面对教堂在自己胸前画十字，提高嗓门叫嚷，声音响得整个市场都听得见，再三说他卖肉没赚钱，甚至还亏本。他克扣分量，少找零钱，他这些玩意儿厨娘也看得出来，可是给他的喊声震得耳朵发聋，没有提出抗议，只是骂他一声刽子手就算了。他举起他那把可怕的斧子，砍下来，做出生动有力的姿态，每次都带着凶恶的神情发出“嘿！”的一声吆喝，我生怕他会真的砍掉什么人的脑袋或者胳膊。
我在肉店里待了一个早晨，等到我终于去见省长，我的皮大衣上也有肉和血的气味了。我的精神状态好象是我奉了什么人的命令，拿着矛去猎熊似的。我至今还记得那道高楼梯，楼梯上铺着有条纹的地毯，有一个年轻的官员穿着礼服，纽扣发亮，一句话也不说，用两只手向门口一指，就跑去通报了。我走进大厅，那里面的陈设很豪华，然而索然无味，引不起一点美感，特别刺眼的是在窗间的墙上挂着的那些高而且窄的镜子和窗上挂着的那些黄得耀眼的窗帘。看得出来，尽管省长有更换，这儿的陈设却老是这个样子。那个青年官员又用两只手向门口一指，我就向一张大绿桌子走去，桌边站着一位将军，脖子上挂着符拉季米尔勋章 。
“波洛兹涅夫先生，我请您来，”他开口了，手里拿着一封信，把嘴张得又大又圆，象是字母“”，“我请您来是要向您说明一件事。令尊大人曾写信和口头上向本省首席贵族提出要求，请他召见您，向您指出，您的行为跟您所荣幸地拥有的贵族称号很不相称。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大人公正地认为，您的行为可能引人为恶，觉得光是由他出面对您加以劝告已经不够，而必须采取严肃的行政干涉，因此在这封信里把他对您的看法陈述一遍，这种看法我也是赞同的。”
他说话声音很低，恭恭敬敬，站得笔直，倒好象我是他的长官似的。他也不用严厉的目光看我。他的脸衰老憔悴，皮肉松弛，布满皱纹，下眼泡肿起，他的头发染过色，总之，凭外貌很难确定他究竟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
“我希望，”他接着说，“您会重视可敬的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那种委婉、体贴的态度，他不是正式，而是用私人方式向我提出要求的。我也不是正式邀请您来，不是凭省长的身分，而是凭您父亲的真诚崇拜者的身分跟您讲话的。因此我请求您，或者改变您的行为，回到跟您的称号相称的事业上去；或者为了避免引人为恶，就请您搬到人家不认得您的地方去，在那种地方您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否则，我就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措施了。”
他沉默地站了半分钟，张着嘴瞧我。
“您是素食主义者吧？”他问。
“不，大人，我吃肉。”
他坐下，把一份公文拉到自己面前来，我就鞠躬，走出来了。
吃午饭以前我犯不上再去上工了。我就回家去睡觉，可是睡不着，因为屠宰场和省长的谈话在我心里引起不愉快的、难受的感觉，到了傍晚我心神恍惚，闷闷不乐地去找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我告诉她我去见省长的经过。她困惑地瞧着我，好象不相信似的，忽然间，她快活、响亮、热情洋溢地哈哈大笑起来，只有好心的、乐呵呵的人才会这样大笑。
“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这件事讲一讲才好！”她说，笑得几乎跌倒，赶紧靠在桌子上。“要是能到彼得堡去把这件事讲一 讲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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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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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现在我们常常见面，往往一天见两次面。她几乎每天吃过午饭就坐车到墓园来，一面等我，一面念十字架和墓碑上的题词。有时候她走进教堂里来，站在我身旁，看我怎样干活。这里安安静静，画工和贴金工干着纯朴的工作，萝卜通情达理，我呢，在外貌上跟别的工人没有什么区别，跟他们一样只穿着背心和破鞋做工，别人对我都用“你”称呼，——所有这一切在她都是新奇的，使她感动。有一回她在场，一个在上面画鸽子的画工朝我叫喊：“米赛尔，把白颜料递给我！”
我就把白颜料送到他那儿去，当我顺着不结实的脚手架下来的时候，她就瞧着我，感动得流出眼泪，微微笑着。
“您多么可爱啊！”她说。
我从小就记得一件事：我们的一个富翁家里养着一只绿色鹦鹉，它从笼子里飞出来，后来这只美丽的鸟有整整一个月在我们城里飞来飞去，懒洋洋地从这个花园飞到那个花园，孤单单，无家可归。玛丽雅·维克托罗芙娜使我联想到那只鸟。
“除了墓园以外，我现在简直没地方可去了，”她笑着对我说。“这个城简直叫人烦闷得要命。在阿若京家，大家朗诵、唱歌、娇声娇气地说话，近来她们简直叫我受不了。您姐姐是个孤僻的人，布拉果沃小姐不知什么缘故恨我。我又不喜欢上戏院。请问：我还有哪儿可去呢？”
我常到她家里，身上带着油漆和松节油的气味，手是黑的，这却使她喜欢。她也希望我去找她的时候不要换衣服，就穿普通的工作服。可是在客厅里这身衣服使我感到别扭，就象穿着军服那样叫人发窘；因此每次我去找她，总是穿那身新的花呢衣服。这反而使她不痛快。
“您得承认，您对您的新地位还没有完全习惯，”她有一回 对我说。“工作服使您受到拘束，您穿着它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