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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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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1896年作品
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
一
主任对我说：“我留用您，纯粹是出于对您可敬的父亲的尊重，要不然，您早就从我这儿滚开了。”我回答他说：“大人，您认为我会滚开，未免过奖了。”这以后我就听见他说：“把这位先生带走，他惹得我冒火。”
过了两天光景，我就给辞退了。自从我被人看做成人以来，我照这样更换过九次工作，这使得我父亲，一个城市建筑师，十分伤心。我在各式各样的机关里做过事，可是所有那九 种职务却彼此相象，就跟这滴水和那滴水相象一样：我总得坐着写字，听愚蠢的或者粗鲁的训斥，等着革职。
我去见我父亲的时候，他正靠在一把圈椅上，闭着眼睛。
他的脸又瘦又干，胡子剃光的地方颜色发青，好象天主教堂里年老的管风琴师，现出谦卑的、听天由命的神情。他没有理睬我的问候，也没有睁开眼睛，只是说：“要是我那亲爱的妻子，你的母亲，如今还活在世上，那你的生活就会成为她经常苦恼的源泉。她死得这样早，我看倒是天赐之福了。”他睁开眼睛，接着说，“请你教教我，你这倒霉的家伙，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从前我年纪小的时候，我的亲人和朋友都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有的劝我去参军，有的劝我进药房，有的劝我进电报局，可是现在我已经满了二十五岁，两鬓甚至出现了白发，我已经参过军，做过药剂师，进过电报局，人间的一切工作我好象都已干过，别人就不再劝我，只是叹气或者摇头了。
“你对你自己是怎样想的呢？”父亲接着说。“一般年轻人到了你这种年纪都有牢靠的社会地位了，可是你看你自己，没家没业，穷叫化子，吊在你父亲的脖子上靠他养活！”
接着，他照例讲到现在的青年人都在自取灭亡，因为他们不信宗教，却相信唯物主义，过分的自高自大，还讲到业余演出应该加以禁止，因为这种玩意儿引诱青年离开宗教，放弃自己的责任。
“明天我们一块儿去，你要跟主任赔罪，答应他以后勤恳地工作，”他最后说。“你不应该没有社会地位，哪怕一天也不行。”
“请您听我讲，”我闷闷不乐地说，对这种谈话根本不存一 点指望。“您所谓的社会地位是用金钱和教育换来的特权。没有金钱和没受过教育的人靠体力劳动来糊口，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应当成为例外。”
“你一讲到体力劳动，你那些话就又愚蠢又荒唐！”父亲气恼地说。“你要明白，蠢才，没脑筋的家伙，你除了粗野的体力以外还有神灵，圣火，它使你远远地高出驴子和爬虫，使你接近神！几千年来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得到这种圣火。你曾祖父波洛兹涅夫将军参加过波罗金诺战役①，你祖父是诗人、演说家、首席贵族，你伯父是教师，最后我，你父亲，是建筑师！
波洛兹涅夫家代代相传的这种圣火莫非要你来扑灭它！“
“应当公平才对，”我说。“成千成万的人都在从事体力劳动。”
“让他们去从事体力劳动好了！此外他们也不会干别的！
体力劳动什么人都干得了，就连十足的蠢货和犯人都会干，这种劳动正是奴隶和野蛮人的特点，圣火却只有少数人才能得到！“
再谈下去也无益了。父亲崇拜自己，只有他自己说的话才能使他信服。此外我很清楚地知道，他这种对待粗重劳动的高傲态度骨子里倒不是出于对圣火之类的考虑，而是由于他暗暗担心我会去做工人，招得全城的人议论纷纷。主要的是所有我的同辈早已在大学里毕业，有了很好的前程，国立银行办公室主任的儿子已经做了八品文官，我这个独生子却什么也说不上！再谈下去是无益了，也不愉快了，可是我仍旧坐在那儿，无力地反驳他，希望他终于会了解我。其实，整个问题简单而明白，无非是我用什么手段维持生活罢了，可是父亲却不明白，找出些堂皇得肉麻的词句跟我讲什么波罗金诺，讲圣火，讲伯父，一个以前写过矫揉造作的坏诗、如今已经被人忘记的诗人，而且粗暴地骂我是个没脑筋的傻瓜和蠢才。而我多么希望他明白我的意思啊！不管怎样，我是爱我父亲和我姐姐的。
我从小就养成习惯，做事总要请求他们的许可，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日后恐怕也改不掉了。这样做对也好，不对也好，总之，我怕伤他们的心，我生怕父亲激动，看到他那细脖子涨红，生怕他就此中风。
“象我这样的年纪，”我开口道，“老是坐在一个不通气的房间里抄写，好比一架写字的机器，未免丢脸，难堪。这哪儿谈得上什么圣火呢！”
“这毕竟是脑力劳动啊，”父亲说。“可是算了，别再谈了去了。不管怎样我要警告你：要是你再不去上班，而放纵你那种可鄙的倾向，那我和我女儿就不再爱你。我当着上帝发誓：我要取消你的继承权！”
我十分诚恳地想要证明我的动机完全纯正，我打算一辈子照这原则生活，我就说：“对我来说，继承权问题是无关重要的。我预先声明，什么东西我都不要。”
不知什么缘故，完全出乎我的意外，这些话深深地惹恼了我父亲，他的脸涨得通红。
“不准你这样跟我讲话，蠢才！”他用尖细的声音叫起来。
“坏蛋！”他用敏捷、熟练、习惯的动作照准我的脸颊打了两巴掌。“你变得无法无天了！”
我小时候，父亲动手打我，我总是站得笔直，手心对着裤缝，直直地瞧着他的脸。如今他打我，我张皇失措，仿佛我的童年仍旧在继续着似的，我挺直身体，极力直着眼睛瞧他的脸。
我父亲苍老了，而且很瘦，可是他的瘦筋肉一定象皮带那么结实，因为他把我打得很痛。
我往后退，退到了前堂，他在前堂抓起一把雨伞，照准我的脑袋和肩膀又打了好几下。这时候姐姐推开客厅的门，想看一看为什么这样吵闹，可是她立刻带着害怕和怜悯的神情扭转身去，没有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
我那种不预备回办公室而打算过新的劳动生活的心愿已经没法动摇了。剩下来要做的只有选择哪种行业，这是不大困难的；因为我觉得我身体强壮，刻苦耐劳，最繁重的劳动也担得下来。我的面前摆着一种单调的工人生活，半饥半饱，周围一股臭气，环境粗俗，经常盘算工钱和面包。而且谁知道呢？日后我下工回来，走过大贵族街，也许会不止一次地嫉妒靠脑力劳动生活的工程师陀尔席科夫吧，可是现在我想到日后这种苦处反而觉着高兴。从前我也想望智力工作，一会儿想象自己做教师，一会儿想象自己做医师，一会儿想象自己做作家，然而想望始终只是想望罢了。我热烈地爱好智力方面的享受，例如看戏啦，看书啦；可是我究竟有没有从事脑力劳动的才干，那我就不知道了。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我对希腊语厌恶极了，因此我念到四年级，家人只好把我从学校里领出来。家里有很长一段时期请了家庭教师给我补习功课，准备考五年级。后来我在各种机关里做事，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十分清闲地度过，而人家却对我说，这就是脑力劳动。我在校读书和在机关里做事都不需要很强的智力，也不需要什么才能或者个人的才具，更不需要创造的热情，那是一种机械的活动。我把这样的脑力劳动看得低于体力劳动，我瞧不起它，我认为这种劳动决不能成为人们过无忧无虑的闲散生活的理由，因为这种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骗局，只不过是闲散的一种形式罢了。大概，真正的脑力劳动我还从来没见识过吧。
傍晚来临了。我们住在大贵族街，这是城里的一条主要街道。由于缺乏象样的城市公园，我们的beaumonde②每逢傍晚总到这条街上来散步。这条美丽的街道好歹代替了公园，因为街道两旁栽种着白杨，发散出清香，特别是在雨后。另外从围墙里和小花园里露出一棵棵洋槐树、高高的紫丁香树丛、稠李树、苹果树。虽然春天年年来，然而五月的暮色，柔和清新的绿荫，紫丁香的芬芳，甲虫的嗡嗡声，寂静，温暖，这一切显得多么新奇，多么不平常啊！我站在门口，看那些散步的人。我跟其中大多数人一块儿长大，从前一块儿玩过，现在我站在他们旁边却只能使他们发窘，因为我穿得寒酸，又不时髦，人家看到我那很窄的裤腿和又大又笨的靴子，就说这好比两条通心粉挂在海船上。此外，我在城里的名声不好，这是因为我没有社会地位，常在便宜的酒馆里打台球，也许还因为我有两次被人硬拉去见宪兵军官，而在我这方面其实并没有犯什么过错。
在街对面工程师陀尔席科夫的那所大房子里有人在弹钢琴。天色黑下来，星星开始在天空眫眼。这时候我父亲头戴一 顶宽帽檐向上卷起的旧的高礼帽，挽着我姐姐的胳膊，一面跟熟人点头，一面慢慢地走过去。
“你看！”他对我姐姐说，同时举起刚才用来打过我的那把伞指着天空。“你看天空！那些星星，连顶小的也在内，都各成一个世界！跟宇宙相比，人是多么渺小啊！”
听他说话的口气，仿佛他为了自己这样渺小而觉得非常得意和愉快似的。他是一个多么庸庸碌碌的人啊！不幸他是我们城里唯一的建筑师，就我的记忆来说，近十五年到二十年以来城里就没有盖过一所象样的房子。每逢人家来请他设计，他总是先画出大厅和会客室。如同旧日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跳舞必得从炉子旁边跳起一样，他的艺术构思也只能从大厅和会客室开始，往前进展。他画好大厅和会客室以后，再画饭厅、儿童室、书房，各个房间都有门相通，结果那些房间就难免成了过道，每个房间都有两道以至三道多余的门。大概他的构思总是不清楚，非常杂乱，残缺不全。他每回都似乎觉得还缺点什么，就想出各种拼凑的办法，这儿添一间，那儿挤一间。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又窄又小的前堂，又窄又小的过道，弯弯曲曲的小楼梯，那些楼梯通往阁楼，人要站在阁楼里就非弯着腰不可，而且那里有三层大台阶代替地板，象是浴室里的蒸浴床。
厨房一定在房子底下，盖着拱顶，地面铺砖。房子的正面显得笨重，呆板，一副干巴巴、十分局促的模样。房顶很低，是平的。
在那些仿佛虚胖的粗烟囱上总是扣着用铁丝编的罩子，罩子上有一个吱哩吱哩响的黑色风向标。这些由我父亲设计建造的房屋彼此十分相象，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总是使我隐隐约约联想到他那顶高礼帽和他那僵硬干瘪的后脑勺。日积月累，城里人也就看惯我父亲的平庸，于是这平庸生下根，变成我们的风格了。
父亲还把这种风格带到我姐姐的生活里来。首先他给她起名克列奥帕特拉（如同给我起名米赛尔一样）。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他就给她讲星星啦，古时候的圣贤啦，我们的祖宗啦，还花很长的时间给她解释究竟什么叫做生活，什么叫做责任，弄得她战战兢兢，心里害怕。现在她已经二十六岁，他却仍旧讲他的老一套，只许她跟他一个人出门，挽着他的胳膊。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象早晚一定会出现一个规规矩矩的青年人，由于尊敬他的人品而愿意跟她结婚。她呢，崇拜我父亲，怕他，相信他的不平常的智慧。
天完全黑下来，街上渐渐没有行人了。对面房子里的音乐声停下来，大门打开，出现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马车，顺着我们的街道驶去，一路上小铃铛轻柔地响着。这是工程师带着女儿坐车出来兜风。我却该睡觉了！
正房里有我自己的房间，可是我住在院子里一个小屋里，这个小屋跟砖砌的堆房共用一个房顶。当初造这个小屋大概是为了存放马具的，墙上钉着大钩钉，可是现在这个小屋没用了，三十年来父亲在这屋里存放报纸，不知什么缘故还把这些报纸每半年装订成一册，不准人动一动。我住在这儿，父亲和他的客人看见我的机会就比较少。我觉得既然我不是住在一 个真正的房间里，又不是每天到正屋里去吃饭，那么父亲说我靠他养活的话听起来就似乎不那么使人难受了。
姐姐在等我。她瞒过父亲把晚饭给我带来了：一小块冷的小牛肉和一小块面包。我们家里常常说这样的话：“钱要算计着花”，“积少成多”，等等，姐姐经不起这些俗套头的压力，就千方百计节省开支，因此我们吃得很坏。她把碟子放在桌子上，在我的床上坐下，哭起来。
“米赛尔！”她说，“你在怎样对待我们啊？”
她没有用手蒙住脸，她的眼泪滴在她的胸脯上，手上。她的神情悲伤。她一头倒在枕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