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把这条训诫弄成了“更多地犯罪”。
有一本所谓的《邪版圣经》，也是我们极难见到的一本书，因此也就奇货可居，一面难求。它印刷于查理一世时期，之所以臭名昭彰，是因为它在第七戒中漏掉了一个副词“不”。印刷工们为了这个过错而被罚了一大笔款。现在存世的《邪版圣经》【这本《邪版圣经》出版于1631年，将摩西十戒中的第七戒“你们不要奸淫”误作“你们要奸淫”。这一错误激怒了国王查理一世，于是下令全部销毁，因此现在存世的极其罕见。】，已经知道的只有六本。已故的詹姆斯·伦诺克斯曾经一度藏有过两本。亨利·史蒂文斯在他饶有趣味的自传中告诉我们，他曾花了五十几尼在巴黎淘到过一本，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拉伯雷的印刷工则因为把“穹隆”错弄成了“灵魂”，而把我们这位尖酸刻薄的博士拉进了深水沟。索邦神学院【索邦神学院，即巴黎大学的前身。】理事会将问题提交到弗朗西斯一世，并要求以异端的罪名起诉拉伯雷。国王拒绝这么干，拉伯雷接着就毫不犹豫地指责索邦神学院理事会，仅凭印刷工的错误就滥加指控，弄得理事会很是头痛。
从前，格拉斯哥的福利斯印刷公司决定要印行一套完美的贺拉斯，于是就将校对页挂到大学的校门上，悬赏捉拿每一个错误。
虽然有了这样的防范措施，但这个版本最后出版时还是有六处未修订的错误。迪斯雷利说，所谓的《珍版圣经》，竟有六千个印刷错误！1507年斯特拉斯堡出版的米兰杜拉的皮库斯的作品，给出的勘误表占满了十五个对开页。更糟糕的情况还是《米塞斯·米萨尔斯·安纳托米娅》（1561），一本一百七十二页的小书，其中有十五页专门用来勘误。此书的作者因为这一长串的错误而深感委屈，于是作了一次公开说明，说这一结果完全是因为魔鬼亲自把他的手稿偷去了，篡改了，然后，竟然还强迫印刷工读错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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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商和印刷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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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机智圆巧的解释是不是“印刷工魔鬼”这一术语的来源呢，对此我不是很有把握，不能乱说。
有人认为，胡说八道有时是由于一个人的感觉——或者更糟，是由于他的韵律感——所造成的，这种想法真是可怕。就在上周，在我写的一首关于春天的诗篇中，我本意是要创造一个最美的意象，但当我说到“晶莹的露珠从清新呼吸的玫瑰上滴落”时，却鬼使神差地弄成了“从清新呼吸的鼻子上滴落”【玫瑰（rose）和鼻子（nose）两个单词非常接近。】。
我能够想像到理查德·波森的愤怒（他老先生的火爆脾气谁人不知）。当时，他写了这样一个句子：“人群用他们的呐喊撕裂了空气。”他的印刷工把这一行变成了“人群用他们的猪嘴撕裂了空气。”【呐喊（shout）和猪嘴（snout）两个单词极为相似。】不过话说回来，自从《猪猡大众问答手册》出现以后，这样的错误也算很自然了。谈到容易犯错的问题，那不过是皇家的特权。当路易十四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他说“卡洛斯他如何如何”，他其实应该说“卡洛斯她如何如何”，但他是国王，只要他改变了卡洛斯的性别，那么这种改变就要被接受，从今往后，卡洛斯就是男的了。
报纸上出现这样的错误倒不足为奇，因为一家报社里有那么多工作要匆匆忙忙的处理。不过，有一些这样的错误非常有趣。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曾读到过一家柏林的报纸，上面说：“俾斯麦亲王一直在努力维持他和女孩们之间的诚实而坦率的关系。”
这句话的意思似乎不太好懂，直到后来才发现：这里的单词“machen”（德语：女孩），原来是印错了，本来应该是“machten”，这个单词的意思，指的是“所有的欧洲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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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切内特迷住了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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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流连徘徊的这处花园，有如此多的娱乐消遣抓住我的目光，吸引我的注意，勾起我的回忆——我发现要系统论述它的美景，殊非易事。我这样迷离散漫地随处游荡，前后左右，上下东西，整个一副不负责任的派头，让我惊讶的是：读者诸君却并没有把我当作最无理性的疯子而鄙弃。
但为何不能是别样的方式呢？在我周围，目光所及的一切，就是它们把我从移步就道的小路上拽了回来：我就像一只心不在焉的翩翩蝴蝶，从这儿的甜蜜芬芳，轻轻飞向那儿阳光花束的壮丽狂欢。在这样的爱情中，自私的成份很少。在这方面，我们又有了另一个理由说为什么对于书的激情是有益的。你会特别爱某个女人超过其他人，也会把她视为己有，悉心看管。我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自私的爱。
但真正爱书的人则会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书，而不仅仅是这一本；并且，如果没有人能跟他分享这种高贵的激情，反而会使他黯然神伤。毫无疑问，这才是最无私的爱情。
还是回到书商这个话题吧。我很乐意让你们对这门手艺的卓越之处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颇为了解他们的美德。我和他们之间的交往，涵盖了如此长的一段时期，而且关系又是如此的亲密，以至于即使在数量庞大的人群中，我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分辨出谁是书商，谁不是。
因为，那些老是和书打交道的人，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变得跟他们所捣鼓的玩意儿颇有几分神似，不仅仅表现在外观上，同时也表现在言谈中。我的书商跟那些对开、四开及其他古式卷册一起栖息在他偏僻的一隅，时间实在太长了，以至于他说话都带有一种黑体字的腔调。那谦逊、迷人的外表，看上去就像一种结结实实的棕褐色老式装订。从嗅觉上识别则更其有趣，他呼吸的气息混合着一种发霉和烟草的气味。老实讲，这种味道对那些真正的藏书家来说，要比所有阿拉伯香水都更受欢迎。
我曾经如此勤勉不懈地研究过这门手艺，以至于对某位书商我只要瞧上一眼，就能确凿无疑地告诉你：他所卖的书是什么样的风格。但你应该知道，理想的书商不会追赶时尚，他必定同等地精通并热爱所有的领域、专业、学科以及他的艺术兴趣范围。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种善良的天性，他拒绝说“没有”。不过另一方面，他的公正性却要大打折扣，他总是让那些贫穷的学者花上几个微不足道的小钱，买走那些有钱的暴发户要掏上大把的票子方能买走的好书。他处事总是最合时宜，在该谦恭有礼的地方谦恭有礼，在该体贴周到的地方体贴周到。
塞缪尔·约翰逊曾经连滚带爬地闯进伦敦一个书商的店铺里，请求给他一份文学方面的差事。书商仔细打量了他魁梧的体格、硕大的双手、粗糙的面庞和鄙陋的衣着。
“你会是个不错的门房。”他说。
对于这位青年词典编纂家的容忍度来说，这未免太过分了。他抄起一本对开本的书，不能自制地朝书商的脑袋一通滥砸，然后跨过趴伏在地的受害者扬长而去，说：“给我好好趴这儿，你这个头号傻瓜。”
这位书商就是奥斯本，他在格林旅馆的门口有一间店铺。后来，约翰逊对博斯韦尔解释道：“先生，他对我太无礼了，我只好揍了他一顿。”
雅各布·汤森【汤森（1656…1736），英国出版家。】是德莱顿【约翰·德莱顿（1631…1700），英国作家和桂冠诗人，复辟王朝时期文学界的代表人物。】的书商。早先，卖书者同时也是出版者。德莱顿并不是一直都和汤森友好相处，推测起来大概是因为德莱顿老是欠汤森的钱的缘故。有一回，德莱顿要求提前预支版税，汤森拒绝了，理由是诗人的透支早已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于是，德莱顿写下了下面几行字，叫人送给了汤森，并带去口信说，写这几行字的先生其实还可以写更多：
色眼迷迷脸似牛，
皮肤斑斑犹大头，
跳起舞来手脚笨，
毛孔污秽风也臭。
这几行打油诗产生了理想的效果：汤森给德莱顿送来了他所要求的钱。德莱顿死后，汤森主动跟蒲柏【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作家、诗人，其最著名的作品是讽刺性仿英雄体史诗《夺发记》及《群愚史诗》。】接近，但没过多久，后者就转到了汤森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伯纳德·林托特那儿去了。有一回，蒲柏碰巧同时给这两个出版商写信，然而却鬼使神差地装错了信封。在本打算给汤森的信中，他说林托特是个无赖；而在本来给林托特的信中，他又说汤森是个老混蛋。这两位仁兄在收到信的时候恐怕不会很满意，对此我们不难想像。林托特和汤森也因此把这两封误寄的信件读得滚瓜烂熟。
实际上，负责印行约翰逊词典的出版商是安德鲁·米勒。在词典出版之前，约翰逊按约定抽取了八千美元（更精确地说，是1575英镑）的版税。这倒不足为奇，因为这部作品的准备工作耗去了他八年的时间，而不是他原先预计的三年。当他收到最后一批样书的时候，约翰逊询问送信人米勒先生说了些什么。送信人答道：“他说：‘感谢上帝，我总算忍受完了这家伙。’”听罢此言，约翰逊莞尔一笑，平静地说：“我很高兴他无论什么事都感谢上帝。”
当梅休因法官给我送来一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结束自己的夸夸其谈。不过，这次打断是令人愉快的。“昨天晚上我太忙了，”法官写道，“带给你的这本书是我昨天在拉萨勒大街的一家书摊淘到的。我知道你很喜爱无赖汉维庸【维庸恐怕是西方文学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个诗人。年轻的时候因为杀死了一位牧师而逃亡，后来加入了一个犯罪组织。维庸生活放荡，胡作非为，一生中有多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1463年勉强逃脱了绞刑架，离开巴黎，从此不知所终。】，因此我敢说你会喜欢下面的诗行。毫无疑问，这是此书先前的拥有者在扉页上胡涂乱抹的。”我会喜欢？果不其然。如果读者您和我一样宠爱这位“无赖汉”的话，我想你也会宣布：我们这位匿名诗人写的还真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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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切内特迷住了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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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维庸
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
时光是飞逝还是迟缓又于我何涉？
他将艰辛困苦，日日夜夜地劳作，
就连游荡嗥叫的野狼也不能阻遏！
我带着勇敢的烈酒和不洁的新娘，
外边还有那忠诚的杀手为我站岗，
何必让明日烦恼引发短暂的忧伤？
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
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
半夜昏暗的林阴道上我高声催迫：
“站住傻小子！留下你的财货，否则
就尝尝钢铁的脾气还有当头棒喝！”
他将会给我黄金钻石藤杖鼻烟盒——
“现在回窑子去吧，带上咱们的收获！”
回到窑子，多少美酒使人激情飞跃，
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
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
我们俩都嘲弄法律所升起的绞索，
我住宽敞的书斋，他居贫陋的窝，
我带着我的猎人而他的儿女众多，
他有美德的堡垒而我有天才佑我，
“去，拿笔来，再斟满美酒，玛戈特！”
……
一个赢得不朽而另一个枉自蹉跎，
假如我就是维庸，而维庸就是我。
我是在巴黎结识维庸大师的，那是在我第二次拜访这座迷人的首都期间。有一段时间我拜倒在他的魅力之下，以至于除了维庸之外再也没有读别的书。为了熟悉他所生活过的地方，我还去了鲁昂、图尔斯、波尔多和波瓦第尔等地旅行，不过一直在警察的监视之下。事实上，我完全成了维庸迷，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认真考虑是否该让自己也沉溺于罪恶的生活，这样至少可以在某些生活细节上仿效我心目中的英雄。
可是，要实施这样的计划还有不少障碍。首先，我没法找到那样的同伴来参与我的事业，就像科林·德·凯约克斯和德·格里尼男爵曾经服务于维庸大师一样。我找到了几个缺乏教养、其貌不扬的伙计，我相信这几个伙计与本人的目的还是蛮般配的，但我很快就烦透了这几个小子，因为他们从不读书，且极其无知，甚至搞不清对开和三十二开之间的区别。
后来，当我的维庸狂热再一次发作，我又一次盘算着那种罪恶的生涯，就在这时，我的塞法斯叔叔给我写来了一封信，通知我：凯普提薇蒂·韦特（如今是艾尔弗雷特·帕克太太）用我的名字给她的第一个孩子取了名。这个消息有效地让我迅速冷却并清醒下来。我开始认识到，正在来临的责任和凯普提薇蒂的第一个孩子的洗礼仪式已经强加到我的头上了。这使得我有必要小心翼翼地维护这个名字——这个跟我同名孩子所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