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随之而起的意外事件，倒使我心里暂时松了口气。又宽又重的折门咣地一声大开了，冲力又猛又急，房间里的烛火犹如受到巫术操纵，全都熄灭了。将熄未熄时的一线亮光，刚好让我们看到进来了一个陌生人。那人身高与我不相上下，身上紧紧裹着件披风。房间里一片漆黑。我们感觉得到，他就站在我们中间。他这么粗蛮地闯进来，我们不由大惊失色，还没恢复镇静，就听得这入侵者说话了。
“各位，”他说，嘶嘶的声音低沉、清晰，那让人毕生难忘，吓得我连骨头缝里都渗入了凉意，“各位，我不想为自己的行为道歉，我这么做，是为了尽我的责任。今晚这个人玩纸牌赢了葛兰丁宁爵爷一大笔钱，不用说，对他的本性，你们并不了解。所以，我给大家提一个迅捷有效的办法，以便认清真相。你们要是有空，请检查一下他左袖口的衬里，那件绣花晨衣的大口袋里，或许就藏着几小包东西。”
他说话的时候，四下里静得出奇，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到。说完，他马上离开了。
来无影去无踪。我的心情，可以描述么？要描述么？难道得说我被这该死的家伙吓坏了？确信无疑的是，我已经没时间思量了。大伙七手八脚把我当场揪住。烛火霎时间又亮了。搜身开始了。玩埃卡特时必不可少的花牌从我袖口的衬里中翻出来了。在晨衣的口袋里，也翻出了几副纸牌，跟我们在牌局上用的一模一样，只是，这几副都是术语叫做“鼓肚子”的那种，大牌的上下两边微微凸起，小牌的左右两边微微凸起。如此部署，当受骗者按照惯例竖里砌牌，必然发现，自己发给对手一张大牌；赌棍则是横里砌牌，当然不会发给对手一张计分的大牌。
发现真相后，不管大伙多么义愤填膺，对我都一点影响也没有；沉默不语或者冷冷的讥讽，反而会刺伤我。
“威尔逊先生，”房主普雷斯顿开口了，同时弯下腰，从脚下取出一件毛皮稀有的豪华披风，“威尔逊先生，这是你的东西。”（天冷，离开自己的房间时，我在晨衣外披了件披风，到了牌场才脱下）“我看，还得搜一搜这件披风，（他脸上挂着抹冷笑看着披风的褶皱）再给你那套把戏找出些证据。说真的，证据已经够了。希望你明白，你必须离开牛津大学——无论如何，必须马上离开我的宿舍。”
当时，我虽然很卑微、很卑微，都低到尘埃中了，可要不是思绪被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攫住了，听到这番难堪的话，我肯定马上大动肝火。我穿的披风是用稀有的皮子缝的，稀有到无从描述，具体值多少钱，我也不敢说。它的式样也是我本人别出心裁的发明。我酷爱打扮，虚浮轻狂，在衣饰上挑剔到可笑的田地。所以，当普雷斯顿先生从折门附近的地板上拾起一件披风，交到我手上时，我吃惊到近乎恐惧了，我发现自己的披风已经搭在了手臂上。我自然是无意间搭上的。递给我的那件，与我手臂上的这件完全相仿，连最细微的地方，都如出一辙。我记得，那无情地揭露我的怪人身上，是裹了件披风的。而我们这伙人中，除了我谁都没穿披风。我没露声色，取了普雷斯顿给我的那件披风，悄悄放在自己的那一件上面，怒容满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里。次日，天还没亮，我就离开了牛津，匆匆踏上奔赴欧洲大陆的旅途。心里又是恐惧，又是羞耻，苦恼得难以言喻。
逃也是瞎逃。厄命仿佛一直得意洋洋得追随着我，真的，这证明了，厄运如此神秘得摆弄我，只不过是个开头。我还没在巴黎站住脚，就看出了新的迹象，这个威尔逊又管起我的闲事了。真是可恶。年复一年，我心里的弦一直绷着。坏蛋！——在罗马，他对我的雄心横加干涉，闲事管得多么不合时宜、鬼鬼祟祟！在维也纳也是，在柏林，在莫斯科，都是如此！
说实话，我在哪里不对他怨声载道，不在心里咒他不休？他匪夷所思的苛刻管束，总是让我最后仓皇出逃，像是逃避瘟疫。可纵然是逃到天涯海角，终归也是瞎逃一场。
我一次又一次地暗自寻思，冲着自己这么发问：“他是谁？——他来自何方？——他到底想干什么？”可就是想不出答案。接着，我万分仔细地观察起无故监督我的形式、方法、主要特征来，但从这里也看不出个究竟来。确实，他最近常常跟我作对，每一次，都想着要阻碍我的计划、扰乱我的行动。如果我的计划得以实施，结果难免造成的痛苦的灾祸——对于神气活现的大亨来说，这个理由真的很苍白；对于独断专行的天性来说，就算碰到无礼而执拗的横加干涉，这理由也保障不了什么。
我不由看到，那长久折磨我的人，一直有个怪念头，就是小心谨慎、灵敏机巧地穿着和我一样的衣服，每当想干涉我的意愿，总是竭力不让我看到他的脸。不管他是不是威尔逊，这样做都氏族做作，十足愚蠢。在伊顿公学忠告我的，在牛津大学毁我名誉的，在罗马不让我如愿，在巴黎妨碍我复仇，在那不乐斯阻挠我热恋，在埃及不让我满足欲望——他诬称之为贪婪，难道一时之间，他以为我认不出这个心腹大患、邪恶的天才就是我小学时代的同学威廉。威尔逊？难道我认不出他就是那个与我同名同姓的人，我的伙伴、冤家多头——那个勃兰斯比博士的学校里可恨又可怕的冤家对头？不可能！让我赶紧把这出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场唱完吧。
至今我还被威尔逊控制在掌心中。我一贯认为他人格高贵，智慧不凡，这让我深深敬畏，他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是本事，让我深深敬畏；他的某些天生和假装的特性，又让我害怕。
由此可知，我是多么软弱，多么无助；我也由此明白了，尽管不想痛苦地勉强屈服于他的专断意志，但还是盲从为好。可最近，我彻底彻底沉湎于酒乡，酒精使人发疯，它刺激了我祖传的脾性，害得我越来越焦躁，难以控制。我开始低声抱怨——踌躇——反抗。促使我相信自己一天比一天坚定，折磨我的人一天比一天疏离的，难道只是纯粹的想象？即便如此，我也渐渐开始感觉到炽热的希望汩汩喷涌，最后，那不顾一切的决定终于孕育而成。我不愿再受别人的奴役。
罗马。18x x 年。狂欢节。我去参加那不勒斯公爵德。布罗利奥府的化装舞会。我比平日里还要纵饮无度。房间里人潮滚滚，空气窒息，这让我恼火得不行。我我穿过闹哄哄的人群，费劲极了，我的火气一点都没退，因为我在寻找年老昏聩的德。布罗利奥那青春、放荡、美丽的妻子。别让我说出自己那卑鄙的动机吧。她先前就恬不知耻地私下里跟我说过，她会化装什么样子。现在，我看到她了。我马上急匆匆地朝她走去。这当口，我感到一只手轻轻搭上肩头，那难忘的、该死的低语在耳边响起。
我怒不可遏。一个急转身，狠狠揪住与我作梗的人的领子。果然不出所料，他打扮得跟我一模一样：西班牙式蓝天鹅绒披风，猩红的腰带，腰带上挂一把长剑，脸上蒙着黑色的丝绸面具。
“恶棍！”我叫道，愤怒得声音都哑了。每吐出一个字，怒火都要旺盛几分，“恶棍！
骗子！可恶的大坏蛋！你不该——你不该这样把我缠个死！跟我来，不然我一剑刺穿你！”
我拽着他就走，我们穿过人群，离开舞场，来到隔壁的小会客厅。
一进屋，我就猛地把他搡了出去。他跌跌撞撞退到墙边。我骂了一句，关上了门。我让他拔出剑来。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幽幽地叹息一声，默默拔出剑，拉开了防御的架势。
决斗的时间实际上很短。我受了各种刺激，狂怒不已，只觉自己的一条胳膊力大无穷。
几秒钟之内，我使出全部力气，把他逼到墙壁跟前。他陷入了可怜的境地。我残忍地一剑刺中他的胸口，一剑，又一剑，捅了很多下。
那会子，有人想把插销弄开。我慌忙堵在门上，不让任何人闯进来。然后马上回身走向对手。他快死了。可看到呈现在眼前的景象，心中的惊讶，恐惧，人类的哪种语言能够贴切地描绘出来？我的视线不过转移了短短的一瞬，就在那一瞬，房间上首或者说远处的布景就起了明显的变化：房间里居然立了面大镜子，原先可没有。开始我还以为是看花眼了。我恐惧极了，一步一步朝镜子走去，自己的影像迎面走来，面色苍白，血迹斑斑，步态凌乱，虚弱地摇晃着。
那是我的影像，我刚才说，其实不是。那是我的对手——是威尔逊！他奄奄一息，痛苦地站在我面前。面具和披风扔在地上，如今还在地上摊着。他衣服上的每一个针脚都像我的——他脸部触目而奇特的面部特征，哪一点都像我的，甚至与我绝对相同！
那是威尔逊，但他不再用耳语般的声音说话，他开口了，我还真以为是自己在说：“你赢了，我败了。不过，从今以后，你也死了——对人间、对天堂、对希望来说，都死掉了。
我活着，你才存在；我死了，看看这影像，这正是你自己，看你把自己谋杀得多彻底。”
．。
长方形盒子（1850年） 康华译
。
好几年前，我订了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到纽约的船票。那是艘叫做“独立号”的豪华邮轮。船长叫哈代。如果天气许可，我们将于当月（六月）十五日出发，所以在十四日那天，我就上船整理了一下自己订的包间。
我发现乘客很多，女客更是多得超乎平常。乘客名单上有我的一些熟人，我欣喜地发现，其中有科尼利厄斯。怀亚特先生的名字。他是位年轻的艺术家，我们之间有过温暖的友谊。
他曾是我在卡罗来纳大学时的同学。我们总是形影不离。他具有天才身上所具有的一切禀赋，孤傲、敏感而狂热。此外，他的胸腔里，还有一颗世上最温暖、最真诚心在跳荡。
我注意到有三个特别客舱的门卡上写着他的名字；再对照旅客名单，我发现那是他为本人、妻子和他的两个妹妹订的。特等客舱相当宽敞，每间有两个铺位，是上下铺。当然，铺位很窄，只能容下一个人，即便如此，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这四个人要订三个特等客舱。彼时彼刻，我的心灵恰好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对琐细小事异乎寻常的好奇。尽管心怀羞愧，我还是承认，当时，我确实对那间多余的客舱做了种种荒唐拙劣的推测。当然，这不关我的事，可我依然一门心思想去解开这个谜团。最终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奇怪为什么自己没有早些想到它。“当然是个仆人，”我说，“我真傻，这么显而易见的答案，怎么早没想到！”
然而当我再次回去对照旅客名单，我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子没带仆人，尽管原本打算带一个的——因为名单上“及仆人”的字样起初写在那里，之后又被划掉了。“哦，一定是额外的行李，”我自言自语道，“那是他不想放在货舱，而想摆在眼皮底下的东西——哈，我明白了——八成是油画之类的东西——就是他一直和那意大利的犹太人尼可雷诺讨价还价的那幅画。”
这想法令我挺满意。我暂时打消了好奇心。
我对怀亚特先生的两个姐姐很熟悉，她们是非常亲切聪明的女孩。而他新近迎娶的妻子我还未有幸得见。他曾多次带着他惯常的狂热在我面前谈及她。他描述她那非凡的美丽、她的不同一般的聪慧和成就。而我因此极为渴望能够与她结识。
在我上船的那天（十四号），怀亚特一家也要来——因此船长通知了我——但是我在船上多逗留了个把小时，期望能见到新娘，结果盼来的却是一份歉意。“怀亚特夫人有点儿不舒服，他明天起航时才会上船。”
次日，我从旅馆去码头，路上，碰到了哈迪船长，他说，因为“一些情况”（一个愚蠢却方便的托辞），他认为‘独立号’在一两天内都不会起航，当一切准备就绪时，他会派人通知。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当时正刮着强劲的南风；不过既然他不肯透露那“一些情况”是什么，我再固执不已地追问下去也没意义，无奈中，只得回家百无聊赖地消磨时光。
差不多一个星期过去了，船长还没送信来。不过，最后总算等来了，我立即赶上了船。
船上挤满了乘客，四处是出发前的纷乱嘈杂。怀亚特一家比我晚到十来分钟。两姐妹，新娘和画家都到了——画家还是一贯孤高的样子。我对此再熟悉不过了，也就没放在心上。他甚至没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这一礼节自然就落在了他的妹妹玛利安身上——她是个可爱聪明的女孩，只三言两语，我和新娘就彼此相识了。
怀亚特夫人严严实实地裹着面纱，当她揭开面纱对我鞠躬还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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