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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我们可以相信万人的安乐不是梦想了。诚然，在上古时代，人用尽他一身的力量耕种一亩土地，只得着几斗小麦，并且还要用手来制造农业上，工业上的器具时，这算是梦想的。然而现在的情形不同了。现在人们已经发明了发动机，只用少量的铁和几包煤炭，便能运转复杂的机械象驾驭柔顺的马一般，在这时候，万人的安乐不再是梦想了。
但是要实现万人的安乐，就不应该将这莫大的资本——城市、房屋、牧场、耕地、工厂、公路以及教育等等——认为一种可以由少数垄断者自由支配的私产。
这些由我们的祖先在困苦艰难中所获得，所建筑，所创造，所发明的丰富的生产工具，应该成为一种公共财产，俾万人的最大福利可以由众人的共同利益中产生。
应该要有充公的创举。应该知道万人的安乐是目的，充公是方法。
Ⅱ
“充公”，这就是历史放在我们二十世纪①的人面前的一个问题。一切能够用来创造众人幸福的东西皆归众人所有，这就是近代人的最大要求。可是，这个问题却不能靠立法解决。现在没有人会这样想。穷人和富翁一样，知道非但现在的政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便是将来任何政治革命所产生的政府也不能够解决它。人们已经感到社会革命的必要了，无论贫人或富人，大家都公然相信这个革命已经逼近了，它是时时刻刻可以爆发的。
①法文原本出版于1892年，故作“十九世纪末叶”。——译者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人类思想有了一种大的变化；这种新的精神被少数人（换言之，即有产阶级）箝制了，不能任其自然发展，所以它必须以强力冲破藩篱而爆发为一个革命。
革命从何发生呢？革命怎样爆发呢？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未来是不可知的。但是那些能够观察而又能深思的人决不会看错它的兆候；劳动者与雇主，革命者与保守党，思想家与实行家，大家都感到革命已经站在我们的面前了。
那么，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们将做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用心研究过革命的戏剧性的一方面，而少注意到实际的革命工作，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只见到这些大运动的舞台的效果，如起初几天的战斗、障碍物等等。但是这种战斗，这种开始，不久就完结了。真正的革命工作只有在旧政府倒坍以后，才能说是开始。
旧的统治者已经无能为力，而又处在四面楚歌之中，所以即刻会被暴动的烈焰疾卷而去。1848年有产阶级的帝政只在几天内就消灭了；并且在国王路易·菲力普坐着马车逃出法国以后，巴黎就完全忘了它的废王①。同样梯也尔政府在1871年3月18日那天几小时内就不见了②，让巴黎去决定它自己的命运。然而1848年与1871年仍只是暴动而已。在民众革命之前，旧的统治者逃遁之快，更是出人意料之外。这班旧秩序的主持者逃匿到外国去，在安全的地方躲着，图谋再举，设法卷土重来。
①指法国二月革命的事。——译者
②指巴黎公社革命的事，梯也尔（ad．thiers）在六十几天以后又攻进了巴黎，参看第53页注③。——译者
旧政府消灭了，军队也在舆论的怒潮之前迟疑起来了，他们再不肯服从他们的指挥官；那些指挥官也很聪明，很谨慎地逃开了战地。于是军队交叉着两手让革命党人自由行动，或者去和暴动者联成一气。连警察也垂着双手不知道应该打革命党人呢，还是应该高呼“公社万岁！”有的便回家去，“等待新政府的成立。”富有的人收拾他们的行李，逃到安稳的地方去。只有平民留在城里。——看，一个革命就是这样爆发的！
在许多大城市，公社制度宣告成立了。几千几万的人在街上游行，夜间自己跑到各种临时俱乐部里去问：“现在应该做什么？”并热烈地讨论公众事务。一切的人都很关心社会的变动；昨天的中立者或者就是今天最热心的人。到处都有自愿牺牲者，每个人都希望着维持胜利。崇高的献身的行为就在这时发生了，群众的唯一的愿望就是向前迈进。
这一切都是极美妙、极崇高的。但这还不是革命。革命的工作不过从这时候开始。
自然这时不免有乘机复仇的事情。象瓦德林、托马士①这类的人因为名声太坏，不免要受着惩罚；但这不过是斗争中偶然的事，并不是革命。
①托马士（clémentthomas）被称为1848年6月革命时的“屠夫”，最为巴黎人民所憎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他任国民军总司令，被群众杀害。——译者
社会党的政客，急进派，新闻界的失意分子，中产阶级与工人中的竞选演说家，不免兴高彩烈地跑到市政厅和政府机关里去占一个空位置。有些挂起金银的带子，心满意足，对着部里的镜子，而且用心学习适合于他们新地位的威仪去发号施令。他们要是不挂起赤色的饰带，戴上锦绣的制帽，装起官僚的模样，怎么能够威压从前在工场和事务所中的旧同事呢！又有一些人却埋头在档案中间，费尽气力，好心好意想整理出一个头绪。他们要制造法律，还要发布夸大的告示，然而这时再没有人来奉行这些了，因为革命已经发生了。
这些人想使自己握着他们从来未有过的权势，他们依旧去求助于旧的形式的政府。他们便成立了如“临时政府”、“公安委员会”、“市长”、“县长”、“公安委员”等等名目，有的是选出的，有的是推举的，他们都会出席委员会或公社的会议。这一群人一共包含着一二十种意见不同的党派，对于革命的范围、态度、目的等等，各有不同的概念，“实行派”①、“集产主义者”、“急进党”、“雅各宾派”②、“布朗基派”③，同聚于一室，虚耗时间于口舌的争论中。诚实的人和野心家聚在一起，那些野心家只梦想着攫取权力，他们一旦得势，便会排除人民。大家各怀着正相反对的意见聚集在一处，组成暂时的联盟，为着要造成多数，然而这多数的寿命只能够维持一天。他们彼此争论，互相骂为反动派、官僚、流氓等等；一遇重要措置意见便不能一致；平时只就极其微小的琐事争论；除了发出夸大的布告而外，什么事都做不出来；大家都以为自己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其实革命的真正力量却是在街巷之间。
①实行派（possibilistes），即法国社会主义劳工会会员的名称，又称为布鲁斯主义者（broussistes），以保罗·布鲁斯（paulbrousse，1854—1912）为领袖。——译者
②雅各宾派（jacobins），如今用来称呼一般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革命政府的人；不是指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俱乐部的会员。——译者
③布朗基派，即布朗基主义者，这是法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家布朗基的信从者，反对帝国及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译者
这些事在那些平素喜欢看戏的人，倒觉得快意，但这决不是革命，什么事都还没有办到！
在这个时候只有人民受苦。制造所停办了，工厂关门了，商业也全部停顿了。工人甚至不能够再获得他从前的那样微小的工钱。食物的售价却一天一天地增高起来。但是民众有英勇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每次临到绝大危机，便愈见崇高：他们要坚忍地等待着。在1848年革命时，他们曾这样地说：“我们要忍耐过这三个月的艰难困苦，以尽力于共和；”而同时“他们的代表”与新政府的大人先生以至于最卑劣的自负多能的小官僚，还是要按期支取薪俸。
民众受着痛苦。他们有着小孩的那样的信仰。他们有着那些迷信领袖的群众的好脾气，他们还以为在“那里”——在议院，在市政厅，在公安委员会——有人在争取他们的权利。然而实际上在“那里”所讨论的，什么事情都有，独于民众的福利一层却未提起。在1789年饥馑蹂躏了法国全境，使革命遭受挫折；当人民陷于贫困的深渊的时候，在香榭丽舍还是华丽的轻车相连，满载着那些饰珠玉，竞艳装的美女丽人，罗伯斯比尔①还催着雅各宾党②讨论他个人的关于英国宪法的意见。当1848年劳动者因工商业总停顿而受苦的时候，临时政府与国民议会却在讨论军人的饷银和囚徒的工作，反把那处在可怖的危机中的人民的生活置之不顾。又如那在普鲁士炮弹之下产生出来的巴黎公社③，虽仅仅支持了七十日，也犯了这同样的错误——这失败证明出来：民众饿着肚子去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一个人每天只得着三十个“苏”（一个苏值五生丁，共合一个半法郎）要他同时在城垒上作战，并且养活家庭，是办不到的事。
民众受着苦，他们常常自问：“有什么方法能够免除这种困难呢？”
①罗伯斯比尔（m．robespierre，1758—1794），法国大革命中山岳党的三大领袖之一，恐怖时期的独裁者。——译者
②雅各宾党是法国大革命中革命党人的左派，他们隶属于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比尔是他们的领袖。——译者
③巴黎公社（munedeparis），指1871年法国的工人革命。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国内资产阶级另组织号称国防政府的临时政府，以梯也尔为领袖。次年（1871）3月18日巴黎民众暴动，推翻临时政府，梯也尔等逃往凡尔赛。巴黎民众另组工人政府，即历史上有名的“巴黎公社”。5月22日凡尔赛军队攻入巴黎，经过一个星期的屠杀后，巴黎公社完全毁灭。——译者
Ⅲ
在我们看来，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个：——我们必须承认并且高声宣言：每个人不管他在旧社会中的等级如何，不管他是强、弱、巧、拙，而且社会中所有的衣、食、住等等维持生存的必需品都应该没有差别地分配给万人。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要高声宣传这个，更要去实行这个。
我们必须这样地处置一切事务，使工人在革命的第一日，便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横在他们的眼前。从此以后便再没有人会蜷伏在高楼大厦附近的桥下了；也没有人会在食物堆积的地方挨饿绝食了；更没有人会在皮毛堆积如山的衣店旁边冻死了。万物为万人所有，理论上是如此，实际上也是如此。最后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真正革命终于成功了。这革命要先考虑了民众的需要，然后才来叫民众尽义务。
这决不是“议会的法令”所能办到的，我们必须直接地并且有效地把那保证万人安乐的一切必要物品占有了，这才算是唯一的真正科学的进行方法，这才是唯一的多数民众所能了解并且希求的方法。我们必须以民众的名义去占有谷仓、衣店、住宅。不要使一件东西被浪费。我们应该毫不迟疑地组织起来从事拯救饥饿，填补缺乏，应付一切需要；不为某一个人的利益而生产。应为保全社会全体的生活及其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从事生产。
“做工的权利”那一类的暧昧的语句，是在1848年的当时用来欺骗民众的，到现在还有人想用它来欺骗民众，然而这类的语句我们不要了。让我们来大胆地承认：万人的安乐既是今后可以实行的，我们就必须使它实现。
当1848年工人要求做工的权利的时候，国有和市有的工厂便设立起来，工人被驱到那里去做苦工，每人每日仅得着四十个“苏”（英币一先令八便士）的工资。当他们要求“劳工组织”①时，政府便回答说：“朋友！忍耐着，政府正在给你想法。这里有今天的四十个苏。我勇敢的工友们！你们为着餬口奋斗了一辈子，现在稍为休息罢”。同时政府又修理大炮，召集预备兵，用尽中产阶级所熟习的方法，使工人自己分裂解体，后来在一个天气很好的日子，便下令叫工人到非洲去殖民，要是不去，便处以枪毙的刑罚：这时是在1848年6月，离前政府推倒之期不过四个月罢了②。
①“劳工组织”属于路易·布朗的社会改造计划，布朗在1848年的临时政府中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他还是临时政府劳工委员会的主席，当时所组织的国民工场便是模仿布朗的计划而组织的，但布朗所筹划的社会改造计划并未能实行。——译者
②2月24日法王路易·腓力普逃亡，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四个月后发生6月的革命，这6月事变可以说是当时的国民议会促成的，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中反动派占了优势，它选出后的第一炮便是发布停闭国家工厂的法令，更激起工人阶级的恶感。6月23到26日四天中巴黎工人与国民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