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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这样的革命在法国（即是说在巴黎）爆发了，那么，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公社便应该知道巴黎现在还不曾知道的一切（它虽有着统计委员会也无用处）以及它在1871年的围城中所不曾知道的——即巴黎所有的粮食的数量。在四十八小时以后便应该有数百万本表册印刷出来，把可以取用的食物的数量计算得十分精密，并且还把贮藏的地方和分配方法等等记载得异常清楚。
各里、各街、各区都组织了志愿队（粮食志愿队），各队员互相联络，协同劳动，进行得很有顺序。只要雅各宾党的枪刺不在半途来妨害他们，只要那些自命为“科学的”理论家不插进来胡闹，结果总是很好的。那些理论家只要他们没有威权，没有势力，便让他们随便表示他们的糊涂的理论也是无妨的。那种可赞叹的团结心是民众固有的，特别在法国国民的各社会阶层中此种团结尤其发达，然而少有机会来发挥实行；即如在象巴黎那样的大都市，在革命的当中，便会发起自由劳动者的大规模的同业公会，预备来把必需的食物供给与一切的人。
让民众去自由行动，在十天以内供给食物的方法一定会整顿到很可赞叹的地步。只有那些不曾见过人民勤苦工作的人，只有那些一生埋没在文书堆里的人，才会疑惑这种说法。说起那个“伟大的被误解者”（即人民）的组织的天才，这在巴黎的巷战时代，或在伦敦船坞大罢工的时候①（当时还要养活五十万的饥饿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凡是当时在巴黎或伦敦曾身历其境的人，会告诉你们说，他们的团结力和那般官吏的愚妄无能比起来不知要超过若干倍。
①这次大罢工发生于1889年，劳动者是得到胜利的。——译者
纵使我们会因此受到两星期或一个月的某种程度的不便和混乱，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人民，和他们从前的情形比较起来，总算有一点改善的地方。并且在革命时期，一面热心讨论时事，一面吃东西，虽是一片面包，一块干酪，吃起来却分外鲜美。
无论什么时候，在目前迫切的需要之下，自然发生出来的制度，总比那些顽固的理论家坐在衙门里或古书堆中，发明出来的东西好得多。
Ⅳ
大都市的人民为时势所迫便会起来占领一切的粮食，最初占领目前最急需的东西，然后渐次把其他的物品收归公有，使全体市民的需要得以满足。这事的实行当然愈快愈好。实行愈快，惨苦愈少，纷争也愈少。
然而社会应该基础在什么东西上面，才能够使一切的人都得到他们对于食物应得的部分呢？这便是我们最先遇到的问题。
我们回答道，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要公平地建设共产制度，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方法才能够满足我们的正义的本能，它同时又是实际的。这就是欧洲农民公社采用的制度。
例如一个农民公社，不论它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法国，虽然那里的雅各宾党曾用全力来摧残公社的习俗也不要紧。假若公社有森林和杂木林，那么，只要在树木很好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随他自己的需要来取用，要是他的邻人们不来干涉他，便不会有什么妨碍。至于时常缺乏的乔木，他们便不得不慎重分配。
共有牧场地的情形也是一样；在十分充足而且有余的时候，无论各户家畜在牧场上的消费量若干，无论在牧场上食草的牲畜有若干头，都是毫无限制的，只要东西不缺乏，则饲养地面并不分开，刍草也不分配，所有的瑞士公社以及法德两国的大多数，只要有共有牧场地，必定实行这种制度。
在东欧诸国凡有大树林，又有很多的土地的地方，农夫们可以随其需要，任意砍伐林木，又可自由耕种各人所必需的土地，各人对于树木及土地应有的部分，可以无限制地取用，但是当材木或土地缺乏的时候，象现在俄国所发生的一样，那么，材木和土地便依照各户的需要而分配。①
①参看《互助论》第七章。——译者
总之，这制度是这样的：如果社会所有的物品是很丰富的，则各人可以自由取用，没有定额，也没有限制，然而那些稀少的和常常缺乏的物品，便要平均分配。在欧洲的三万五千万居民中，至今还有二万万人仍然实行这种自然的共产制度。
还有一件我们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在各大都市中，至少也有一件物品是依照这种制度来分配的，这种物品异常丰富，这便是自来水，它可以自由供给与各用户取用，并不加以限制。
只要供给不会有缺乏之虞，自来水公司便决不限制各用户的消费量。任凭各人自由取用。然而当天旱，水的供给有不足之虞时，自来水公司便会在报纸上刊出一段短短的广告，使市民知道这事，市民也就会减少水的消费量，避免胡乱耗费。
但是倘使真正缺乏水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办呢？除了定量供给而外，更无其他的方法。这办法是很自然的，就常识来说，也是很正当的。1871年巴黎两次被围的时候，①就实行这种办法。
①第一次的围城时期是从1870年9月到1871年1月，这是在普法战争中，法军大败，法皇拿破仑三世被擒以后。当时巴黎在共和党人甘必大（l．gambetta，1838—1882）领导之下，组织国防政府，继续抵抗普军。巴黎被围了四个月后才投降。第二次围城是在同年5月。这便是巴黎公社的斗争。巴黎被围了几个星期后，终于在5月22日被国民议会的军队攻入。巴黎公社覆亡于血泊之中。——译者
要指出这种定量分配制度怎样实行，要证明这种办法是很公平的，并且还要比现在的状态公平得多，用不着作出许多表来，也用不着详细说明。什么表，什么详细的叙述，既不能说服中产阶级的人，也不能诱惑那些感染了中产阶级的偏见的某一些劳动者，他们把民众看作暴徒，以为政府一旦不来支配一切事情，那些野蛮的暴徒立刻就会互相吞噬了。现在只有那些不曾看见人民依照自己的发意而决断而行动的人，也许会暂时怀疑一旦群众做了时局的主人，究竟他们能否依据极严正的公道与平等来把物品定量地分配给一切的人。
假使你去参加民众的集会，发表意见，说凡是美味（如野鸟之类）都应该贮藏起来专给游荡的贵族食用，黑面包则应该拿给医院里的病人吃，那么，你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叱骂。然而你只管在这民众的集会或在十字街头和市场等地方去演说：极精美的食品应该留给病人和弱者——特别是病人——取用；假使全城内只有五支鹧鸪和一箱西班牙产的葡萄酒，那么，便应该完全留给病人和病后未复元的人取用；病人以后还有小孩，假使牛乳、山羊乳不够全体市民食用，则应该为小孩们留起来；假使社会陷于非常穷困的时候，连最后的一片肉也应该留给小孩和老年人吃，壮年人吃的只有黑面包。
总之，你再说，倘使某种消费品缺乏，不得不平均分配的时候，那么，感觉最大需要的人，便可得到最多的量。你要是这时说了，你一定会得到大众的同意。
一生饱食的人决不能了解这个道理，但人民却能够了解，并且也常常了解。便是奢侈家庭的小孩倘若被抛在街头，日与民众接触，他也会渐渐了解这个道理的。
那些理论家——他们把兵士的制度和兵营的食堂当作文明的东西——自然主张开办国立厨房分配“斯巴达汤”①。他们说要是这类的大厨房设立起来了，各人无论何时都可到那里去得着定量的汤、面包和野菜。因此在燃料和食物二者的经济上所得的利益是很显然的。
①古希腊，斯巴达男子不在家中与妻子同席，而在外面公共聚餐。他们没有多的好菜，每天吃的大概相同。他们最嗜好的是一种浓汤，又称为黑汤。他们贫富同桌，吃同样饮食。——译者
我们并不疑惑此等利益。我们深知人类已经实现了燃料与劳动的经济，他们依着这种重要的经济方针（如废除各家自用的手臼、手磨、面包炉等）已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很能明白，与其一百家人各自烧火，不如同时在一处煮好一百家的肉汤更经济。此外我们也知道马铃薯的煮法有许多种，不过用一口大锅同时把一百家人需要的马铃薯煮起来，也是一样地好。
其实菜蔬的烹调法随各个厨子和管家妇的手艺而差异，这也是我们知道的，然而把一百磅马铃薯放在一处煮熟，然后各人再依自己喜欢的方法去烹调，也没有什么不便。而且以同样的肉作材料，可以作出一百种不同的汤来适合一百种不同的口味。
这些事实，我们也都知道，但是我们仍然主张对于那个愿意自己烧火、做菜的管家妇，谁都没有权利强迫她到公共厨房去拿已经做好的马铃薯。特别我们希望各个人或同他的家族用餐，或和他的友人共食，或者甚至跑到餐馆里去吃，都有他的自由。
大的公共厨房会发达起来代替那些现在毒害世人的餐馆。现在巴黎的主妇已经可以从屠户那里取得做汤的材料，随自己的意思来烹调了。伦敦的管家妇也知道把肉和苹果饼等食品放在面包店里去烧，只须付很少的钱便可以节省时间和燃料了。并且在公共厨房（将来的公共面包店）设立起来的时候，人们得以烹调食物，并且没有受骗和食毒的危险，那时各人从公共厨房里取到炉上做好的食品，再依自己的口味烹调起来，这会成为大众的习惯。
然而如果定要把这个制成严厉的规则，规定各人必须带着已经做好的食品回家，这样思想一定会被近代的人嫌厌，他们会把这个思想当作和那寺院兵营的思想——即宗教教育（压制与迷信）造成的偏曲的头脑里所生出来的不健全的思想——同样的东西。
什么样的人才有可以从公社取得食物的权利呢？这是我们必须自问的问题。各都市会自己答复这个问题，并且我们相信这解答是受着正义的感情指导的。要是劳动还没有改组，混乱的时期也没有终止，人们也无法分别出懒惰的寄生者和真正被迫失业的劳动者的时候，必须的食物便应该毫无差别地分给所有的人。那些反对民众和新秩序的人自己便会急急地逃开的。但是据我们看来，那些豁达大度而且没有复仇性的民众对于共同留在新社会的人不问是胜者，败者，一样地把他们的面包分给这些人。受到这种思想的鼓动，对于革命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并且当工作回复，事业重兴的时候，昨天的敌人今天会在同一个工厂里接膝做工。在劳动自由的社会中，懒惰者是不足为害的。
批评家立刻会说：“然而粮食在一个月以内便要缺乏的。”“那就更好，”这便是我们的回答。其实，我们可以证明出来自有史以来人民能够有十分充足的食物享用，这还是第一次。至于怎样才能够得到新的粮食的供给，这个方法我们会在下面来讨论。
Ⅴ
在社会革命时期中，一个城市能够以什么方法来供给食物呢？我们要答复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很明白，所采取的方法是要靠着各省区及邻近各国的革命的性质来决定的。假若全国或者全欧洲的人民一齐起来完成了社会革命，开始便实行完全的共产主义，那么，我们的处置便是很简单的了；然而倘使只是欧洲的三两个地方试行社会革命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方法。那时候的情形会把方法指示给我们。
这样，我们在采取何种措置以前，便应该先看清楚欧洲的形势。我们并不想来预言什么，但我们可以预料革命会采取什么样的道路；至少革命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也应该预先知道的。
假若全欧洲同时爆发了革命，到处都实行充公，所有的人都被共产主义的原理激动了，这自然是我们很希望的事。象这种普遍的大暴动一定会使我们现世纪的工作变为异常简单的。
然而一切的兆候都足以使我们相信这样的大暴动是不会实现的。革命将要波及于全欧洲，这件事是无可疑惑的。假使欧洲大陆的四大首都——巴黎（法京）、维也纳（奥京）、布鲁塞（比京）、柏林（德京）——中间有一个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政府，其他的三个就会在几星期以内起来响应，这是差不多靠得住的。而且各半岛，甚至伦敦和圣彼得堡①在最短期间也会接踵而起。然而革命在各处所表现出来的是否同一性质，这确实还是一个疑问。
①又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后改称列宁格勒。——译者
诚然，将来无论何处都要实行大规模的充公，而且如果欧洲的某一个大国实行了这种政策，其他各国一定会受到影响，这是确实的；然而革命的开始便会表现出地方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