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按照茨冈人那样热烈地爱他的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不过他把这种爱情表现得那么阴沉，仿佛在受苦似的。
他在我们面前从不跟他的妻子亲热，反而对她恶狠狠地瞪起眼睛，撇着嘴。
他从野外回来，总是恶狠狠地把他的枪支咚的一声放在厢房里，然后走出来，到门廊上我们身边，挨着他的妻子坐下。他歇一口气，问她几句关于家务方面的话，就此闷声不响了。
“我们来唱歌吧，”我提议说。
教师就调理六弦琴的琴弦，然后用教堂诵经士那种浓重的男低音唱起《在山谷中》。歌唱就开始了。教师唱男低音，费多尔唱男高音，却低得几乎听不见，我唱儿童最高音，给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伴唱。
等到整个天空布满繁星，青蛙不再聒噪，厨房里的人就给我们送晚饭来。我们走进厢房，开始吃饭。教师和茨冈人狼吞虎咽，嘴里嘎吱嘎吱响，叫人分不清，这究竟是肉骨头在响，还是他们的颚骨在响。我和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几乎吃不完我们份内的饭菜。晚饭后，厢房就沉入酣畅的睡乡了。
有一回，那是五月末，我们正在门廊上坐着等晚饭，忽然有个阴影闪一下，公达索夫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象是从地里钻出来似的。他瞅了我们很久，然后把两只手一拍，快活地笑起来。
“田园诗！他说。”他们在对着月亮唱歌，幻想呢！美极了，我敢对上帝起誓！我可以跟你们一块儿坐着幻想吗？“
我们沉默着，面面相觑。舅舅在下边一层台阶上坐下，打个呵欠，瞧着天空。紧跟着是沉默。波别季姆斯基早就打算跟新来的人谈谈天，看见机会来了，不由得暗暗高兴，就头一个打破沉默。他谈学问，只有一个题目，那就是兽疫。有时候，您夹在千千万万人当中，不知什么缘故，在那千千万万张脸当中，却只有一张脸久久地印在您的记忆里，波别季姆斯基也是这样，他在兽医学院那半年听到的全部课文当中，只记住了一段：“兽疫为国民经济带来极大损害。社会应当与政府共同对它进行斗争。”
我的教师对公达索夫讲出这段话以前，嗽了三次喉咙，有好几次激动得把身上的披风裹一裹紧。舅舅听到有关兽疫的这段话，就定睛瞧着我的教师，从鼻子里发出笑声。
“真的，这很有意思，……”他喃喃地说，仔细地看我们，就象看商店橱窗里的模特儿似的。“这才是生活。……的确，现实就应当是这样。可是您怎么不说话呢，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他转过身去对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说。
她窘了，咳嗽一声。
“你们谈话吧，诸位先生，唱吧，……玩吧！不要错过时机。要知道该死的光阴在飞跑，不等人呢！我敢对上帝起誓，你们来不及回头看一眼，老年可就到了。……那时候再要生活就迟了。事情就是这样，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不应当坐着不动，一句话也不说呀。……”这时候厨房里的人送晚饭来了。舅舅跟着我们走进厢房。
有这伙人在一起，他吃了五个煎奶渣饼和一个鸭翅膀。他吃着菜，瞧着我们。我们这些人在他心里引起了欢乐和温情。不管我终生难忘的教师说什么样的傻话，也不管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做什么事，他都认为有意思，美妙得很。晚饭后，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在墙角温顺地坐下，动手做毛线活，他就目不转睛地瞧着她的小手指头，唠唠叨叨讲个不停。
“你们，朋友们，要抓紧时间赶快生活，……”他说。
“求上帝保佑你们，千万不要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现在有青春，有健康，有热情，将来却是骗局，是一股烟！二十岁一 到，就该开始生活才对。”
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失手掉下一根织针。舅舅就跳起来，拾起织针，一鞠躬，递给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我这才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比波别季姆斯基更文雅的人呢。
“是啊，……”舅舅接着说。“你们恋爱吧，结婚吧，……做傻事吧。做傻事比我们努力追求合理的生活要有生气得多，也健康得多。”
舅舅讲了很多，很久，惹得我们都厌烦了。我坐在旁边一口箱子上，听着他讲话，打起盹来。这段时间他始终没有理睬过我，这使我心里不好受。深夜两点钟他才从厢房里走出去，那时候我已经困得要命，睡熟了。
从这时候起，每逢傍晚，舅舅总到我们厢房来。他跟我们一起歌唱，吃晚饭，每次都要坐到两点钟才走，唠唠叨叨讲个不停，所讲的总是老一套。他傍晚和深夜的工作，已经丢开不干了。到六月末，枢密顾问官吃惯我母亲的火鸡和糖煮水果，索性连白天的工作也丢开不干了。舅舅离开书桌，一 头扎进“生活”里去。他白天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嘴里吹着口哨，妨碍工人们干活，硬逼他们给他讲各式各样的事情。每逢他抬起眼睛瞧见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他就跑到她跟前，要是她拿着什么东西，就要帮她拿，弄得她非常窘。
随着盛夏季节逐渐来到，我的舅舅变得越来越轻率，浮躁，随便。波别季姆斯基对他大失所望。
“这个人太缺乏见识，……”他说。“丝毫也看不出他官品很高。连话也不会说。每说一句话都要添上条尾巴：”我敢对上帝起誓。‘不，我不喜欢他！“
自从舅舅开始访问我们的厢房以来，费多尔和我的教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费多尔不再出外打猎，很早就回到家来，变得越发沉默寡言，不知怎的，特别凶恶地睁大眼睛瞪着他的妻子。教师也不再在舅舅面前谈兽疫，他皱起眉头，甚至冷笑。
“我们的灰毛公马⑤来了！”有一回他看见舅舅朝厢房走来，就嘟哝了一句。
我把他们两人的这种变化解释做他们生舅舅的气。心不在焉的舅舅总是把他们的名字叫混，直到他临行为止，始终没有分清楚教师叫什么，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的丈夫叫什么。他对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本人也时而叫娜斯达霞，时而叫彼拉盖雅，时而叫叶芙多嘉。他固然为我们所感动，赞赏我们，可是他总是呵呵地笑，对我们象对小孩子似的。……所有这些，当然，都可能使得那两个年轻人感到委屈。然而问题不在于自尊心受到伤害；依我现在的体会，其实在于一 种更为细腻的感情。
我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在箱子上坐着，跟睡意挣扎。我的眼皮似乎涂上一层粘糊糊的糨子。我跑了一整天，身子劳乏得往一边歪着。然而我克制睡意，极力睁开眼睛看。那时候已经将近午夜。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象往常一样面色红润，神态温顺，在一张小小的桌子旁边坐着，给她丈夫做衬衫。费多尔在一个墙角，瞪起眼睛瞧着她，脸色阴沉，闷闷不乐。波别季姆斯基在另一个墙角坐着，把脸藏在他衬衫的高衣领里，愤愤地喘气。舅舅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正在想心思。四下里一片沉寂，人们只能听见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手里的麻布窸窸窣窣响。忽然，舅舅在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面前停住脚，说：“你们都这样年轻，朝气蓬勃，好得很，你们都在这种恬静的环境里生活得逍遥自在，我都嫉妒你们了。我已经留恋你们这种生活，我一想起我得离开这儿走掉，我的心就痛了。
……你们要相信我说的是真心话！“
睡意封上我的眼睛，我昏昏入睡了。后来有个什么响声把我惊醒，舅舅正站在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面前，温存地瞧着她。他脸上泛起了红晕。
“我这一生白白过去了，”他说。“我没有生活过！您年轻的脸叫我想起我那虚度的青春。我情愿坐在这儿瞧着您，直到我死。我恨不得带着您到彼得堡去才好。”
“这是为什么？”费多尔用沙哑的声调问道。
“我会把您放在我的书桌上，放在玻璃罩里，欣赏您，而且要别人来看您。您知道，彼拉盖雅·伊凡诺芙娜，象您这样的人，在我们那边是没有的。我们那边有富裕，有声望，偶尔也有美丽，可是没有这种真正的生活，……没有这种健康的安谧。……”舅舅在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面前坐下，拉住她的手。
“您不愿意跟我到彼得堡去吗？”他笑着说。“既是这样，您至少把这只小手伸给我吧。……可爱的小手！您不肯伸给我？哎，您这个吝啬的人，至少也该容许我吻它一下。
……“
这时候，一把椅子喀嚓一响。费多尔跳起来，迈开匀称而沉重的步子走到他妻子跟前。他脸色灰白，颤抖着。他抡起胳膊，一拳头砸在小桌子上，用低沉的声调说：“我不答应！”
跟他同时，波别季姆斯基也从椅子上跳起来。他也脸色煞白，怒容满面，往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那边走去，也一 拳头砸在小桌子上。……“我……我不容许！”他说。
“什么？怎么回事？”舅舅诧异地说。
“我不答应！”费多尔捶着桌子，又说一遍。
舅舅跳起来，胆怯地眫巴眼睛。他想说话，可是他惊愕而恐慌，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光是困窘地笑一笑，踩着老年人的碎步从厢房走出去，把帽子丢在我们这儿没拿走。过了一忽儿，惊慌不安的母亲跑进厢房来，当时费多尔和波别季姆斯基仍然象铁匠抡铁锤似的用拳头擂着桌子，说：“我不答应！”
“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母亲问。“为什么我弟弟不舒服了？怎么回事？”
母亲看了看面色苍白和神情惊恐的达契雅娜·伊凡诺芙娜，看了看她那怒气不息的丈夫，大概猜出问题在哪儿了。她叹口气，摇摇头。
“得了，得了，不用砰砰响地敲桌子！”她说。“住手，费多尔！不过您为什么也敲桌子，叶果尔·阿历克塞耶维奇？这跟您有什么相干？”
波别季姆斯基醒悟过来，窘住了。费多尔定睛瞧瞧他，又瞧瞧他的妻子，随后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到母亲从厢房里走出去，我看见了很久以后我还认为是梦境的一个场面。我看见费多尔一把抓住我的教师，把他举到空中，扔出门外去了。……临到我早晨醒过来，教师的床却是空的。我就问，教师到哪儿去了，保姆小声告诉我说，教师的一条胳膊摔断，一 清早就给送到医院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不好受，想起了昨天闹的事，就走到院子里去。这天天气阴霾。天空乌云密布，风在地上流动，卷起了地上的灰尘、纸片、羽毛。看样子快要下雨了。人和牲畜都流露出烦闷无聊的神态。等到我走进正房，就有人要求我把脚步声放轻，说我母亲害偏头痛，在床上躺着。我干什么好呢？我走到大门外，在那儿一 条长凳上坐下，开始揣摸我昨天看见和听见的事情的含意。我们的大门外有条路，绕过铁匠铺和永不干涸的水塘，接上那条广阔的驿道。……我瞧着电线杆，四周有尘土飞扬，瞧着立在电线上昏昏欲睡的鸟雀，忽然觉得那么烦闷，就哭起来了。
驿道上有一辆扑满尘土的敞篷马车驶过，满载着城里人，大概是去朝圣的。那辆敞篷马车还没来得及从我眼睛里消失，就有一辆轻便的四轮马车出现，由两匹马拉着。区警察局长阿基木·尼基契奇站在车上，用手拉住车夫的腰带。使我大吃一惊的是那辆马车转一个弯，驶到我们这条路上来，飞速地经过我身边，进了大门。我正纳闷，不知道区警察局长跑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不料又响起辘辘声，路上又出现一辆三套马马车。县警察局长在那辆马车上站着，对车夫指着我们家大门口。
“这是什么缘故？”我打量着身上扑满尘土的县警察局长，暗想。“多半波别季姆斯基在他们那儿告了费多尔的状，他们是来抓他，把他送进监牢里去的。”
然而这个谜却不那么容易解开。区警察局长和县警察局长的到来，还仅仅是前奏而已，因为没过五分钟，又有一辆轿式马车驶进了我们家的大门。它那么快地闪过我眼前，我虽然往车窗里瞧一眼，却只看见一把棕红色的胡子。
我怎么也猜不透这是怎么回事，又预感到要发生什么祸事，就跑到正房去。在前厅，我首先看见我的母亲。她脸色苍白，战战兢兢地瞧着一个房门，从门里传出男人的说话声。
当时她的偏头痛正闹得厉害，那些客人却出其不意地来找她了。
“谁来了，妈妈？”我问。
“姐姐！”舅舅的声音响起来。“你给我和省长拿点吃的来！”
“说说倒容易：拿点吃的来！”母亲小声说，吓得发楞。
“我现在可怎么来得及准备？我活到这把年纪却要出丑了！”
母亲抱住头，跑到厨房去了。省长猝然光降，惊动了整个庄园，把人都吓呆了。随后就发生了残酷的屠杀。他们一 连宰了十来只母鸡、五只火鸡、八只鸭子，仓猝中，我们鹅群的鼻祖，我母亲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