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乐观的男人寄予同情与了解，他认为自己可采用经过好几百年才在欧洲发展而成的一种形式，以拉杂错综的方式一举掌握。然而在此种轻微的优越感背后，我们暗自庆幸看到这部书出自一个夹在现代化与奥斯曼文化之间的伊斯坦布尔，拒绝加以分类或以任何方式惩戒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尤其是一部多达十二巨册的全部绝版的书！
偶尔我会遇到为某种理由而不得不读全套十二卷的人：研究伊斯坦布尔苏菲僧侣道院遗址的艺术史家朋友，想多了解伊斯坦布尔少为人知的公共澡堂的另一位朋友……彼此会心而笑之后，我们总有一种深深的冲动，想彼此交换意见。我笑着问我的学者朋友是否读到古老的澡堂里通往男士区的门前有洗破鞋、补衣服的旧货摊？我的朋友反过来提出自己的问题：同一卷当中；“郁普苏丹的陵墓梅树”一条如何说明被称做“陵墓”的某类梅树？谁是“水手法哈德”？（答案：一位勇敢的水手，1958年夏日救了一个从岛际渡船掉落海中的十一岁少年。）这时我们改谈贝尤鲁流氓卡菲尔，他于1961年杀害其邪恶对手的贴身保镖（依“多拉德雷惨案”词条所述），或谈论“骨牌玩家的咖啡馆”，多属城内希腊、犹太、亚美尼亚等少数族裔的骨牌迷曾聚在这里玩牌。这把话题带到我在尼尚塔石的家人，因为我们也玩骨牌。我忆起过去在尼尚塔石和贝尤鲁贩卖骨牌的玩具、香烟和杂货老店，于是我们开始沉溺在回忆与怀旧当中。或者我会说起“内裤男人”词条（叙述为美观而受割礼的“皮条客”带着他的五个女儿游走于各个城市，女儿们就像她们的父亲，深受由安纳托利亚来到伊斯坦布尔的商人所喜爱）我也会说起19世纪中叶深受西方游客喜爱的帝国饭店，或谈论“商店”一条，他如何详细地叙述伊斯坦布尔商店名称的改变。
我的朋友和我一旦感受到古老的忧伤笼罩我们，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科丘真正的主题是他未能以西方的“科学”分类法来阐释伊斯坦布尔。他失败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伊斯坦布尔是如此多样，如此混乱，比西方城市诡奇许多，它的杂乱无章拒绝被分类。但是我们抱怨的此种“异己性”，在我们谈了一会儿之后，看上去越来越像美德，于是我们想起为何珍惜科丘的《百科全书》——因为它让我们沉浸于某种爱国主义。
我们并未养成怪癖，赞扬伊斯坦布尔的光怪陆离，我们承认我们之所以喜爱科丘是因为他的“失败”。《伊斯坦布尔百科全书》之所以未能成功——这也是四位忧伤作家潦倒之所在——是因为作者终究未能西方化。想以新的眼光看城市，这些作家必须破除自己的传统身份。为了西化，他们踏上不归路，走向东西方之间的朦胧地带。就像我们的其他三位忧伤作家，科丘最美最深刻的篇章存在于两个世界交会处的部分，而（也跟其他三位一样）他为他的独创性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孤寂。
科丘死后，在1970年代中叶，每逢去拱廊市集，我便驻足于倍亚泽特清真寺旁边的沙哈发尔二手书市，找到科丘晚年自费出版的最后一批未装订成书的分卷，坐在一排排泛黄、褪色、发霉、廉价的旧书中间。我在祖母家的书房开始阅读的这些书卷，如今以废纸价格出售，然而我认识的书商们仍说他们找不到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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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化的君士坦丁堡
/小。说＋
和伊斯坦布尔大部分的土耳其人一样，小时候我对拜占庭没什么兴趣。这词儿让我联想起诡异、留胡子、穿黑袍的希腊东正教神父，穿越市区的水道桥、圣索菲亚教堂以及老教堂的红砖墙。对我而言，这些东西是遥远年代的残迹，用不着去了解。甚至征服拜占庭的奥斯曼人似乎也非常遥远。毕竟这些东西已被我们这些人所属的第一代“新文明”所取代。但即使奥斯曼人听起来就像科丘描述的那般古怪，至少我们还认得他们的名字。被征服之后不久，他们便不留痕迹地消失了，或者大家是这么告诉我的。没有人告诉过我，他们的子孙后代如今在贝尤鲁经营鞋店、糕饼铺和缝纫用品店。他们是家族企
业，当我们去布店，我母亲想看看窗帘用的锦缎或坐垫套用的绒布时，听见的背景声音就是父亲、母亲和女儿以连珠炮般的希腊话彼此闲聊。之后回到家，我喜欢模仿他们古怪的语言，以及柜台前的女孩同父母说话时激动的手势。
从家人对我的模仿所作的回应，我知道希腊人就像城里的穷人和郊区的居民，不太“高尚”。我想必然跟“征服者”默梅特从他们手中夺走城市有关。庆祝伊斯坦布尔的征服五百周年——有时称之为“伟大奇迹”——是1953年的事，在我出生后的一年，但我可不认为这项奇迹哪儿特别有趣，除了发行的系列纪念邮票之外。一张邮票展示的是出现在夜里的船，另一张则展示贝利尼所绘的“征服者”默梅特，第三张则展示鲁梅利堡垒的高塔，因此可说这一切犹如一队游行行列，展现与征服有关的所有神圣形象。
通常，你要看得出你究竟站在东方还是西方，只需看你如何提起某些历史事件。对西方人来说，1453年5月29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东方人来说则是伊斯坦布尔的征服。若干年后，我的妻子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在考试中使用“征服”一词，她的美国教授指控她有“民族主义情结”。事实上，她使用这词不过是因为在土耳其念中学时学的是这种用法。由于她母亲有俄国血统，她可说是较同情东正教徒的。也或许她不认为是“陷落”或“征服”，感觉更像是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倒霉人质，除了做回教徒或基督教徒之外别无选择。西化运动和土耳其民族主义促使伊斯坦布尔开始庆祝“征服”。20世纪一开始，这座城市仅有半数人口是回教徒，非回教徒居民大半是拜占庭的希腊后裔。在我小时候，城里较直言的民族主义者所持的观点是，常使用“君士坦丁堡”一词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他们抱着民族统一的梦想，希望有一天，首先统治这座城市的希腊人回来驱逐占领了500年的土耳其人——或至少把我们变成次等公民。于是，民族主义者坚持用“征服”一词。相对而言，奥斯曼人却愿意把他们的城市称为“君士坦丁堡”。
即使在我的时代，致力于共和国西化的土耳其人也慎防太强调“征服”一词。总统拜亚尔和首相曼德勒斯两人皆未出席1953年的五百周年庆典。尽管庆祝活动已计划多年，最后一刻却认为此种做法可能冒犯希腊人和土耳其的西方盟国。冷战时期才刚开始，而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不希望提醒世界有关征服的事。然而三年后，土耳其政府蓄意挑起所谓的“征服热”，任凭暴民在城内胡作非为，抢夺希腊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财物。不少教堂在暴动期间遭破坏，神甫遭杀害，西方史学家在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记事中描述的残暴因而重演。事实上，土耳其政府和希腊政府都犯了把各自的少数族裔当作人质的地缘政治罪，也因此过去50年来离开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多过1453年以后的50年。
1955年，英国离开塞浦路斯，希腊准备接管整个岛的时候，土耳其的一名特务人员，往希腊城市萨罗尼加土耳其国父出生的房子扔了一枚炸弹。土耳其各大报以特刊传播此一消息后，仇视城内非回教徒居民的暴徒聚集在塔克西姆广场，烧毁、破坏并洗劫我母亲和我曾去贝尤鲁逛过的所有商店之后，整个晚上在其他城区干相同的事情。
一群群暴乱分子极为狂暴，在欧塔廓伊、巴鲁克尔、萨玛提亚和费内尔等希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引起极大恐慌。他们不仅焚烧洗劫希腊杂货店和乳制品店，还破门而入，蹂躏希腊和亚美尼亚妇女。因此，说暴乱分子跟“征服者”默梅特攻陷城市后大肆洗劫的士兵们一样残暴，并非毫无道理。后来才发现，这次暴动——恐怖持续两天，使这座城市比东方主义者的梦魇更像地狱——的组织者有政府支持，他们在政府的纵容下劫掠城市。
因此，当天整个晚上，敢在街上走的每个非回教徒都冒着被暴民处死的风险。隔天早晨，贝尤鲁的商店成了一片废墟，窗户被砸碎，门被踢开，商品不是遭掠夺就是被痛快地摧毁。到处撒满衣服、地毯、布匹、翻覆的冰箱、收音机和洗衣机，街上堆满破碎的瓷餐具、玩具（最好的玩具店都在贝尤鲁）、厨具、当时很时兴的鱼缸和吊灯所残留的碎片。在脚踏车、翻覆焚毁的汽车、劈烂的钢琴、倒在布料满地的街上凝视天空的残破假人模特儿当中，有三三两两镇压暴乱的坦克车，却来得太迟。
若干年后，我的家人长篇大论地讲述这些暴动，因此细节之生动仿佛我亲眼看过。
基督徒家庭清理他们的商店和家园时，我的家人回想起我伯父和祖母从一扇窗奔往下一扇窗，愈来愈恐慌地看着愤怒的暴民在我们街上走来走去，砸碎商店玻璃，咒骂希腊人、基督徒、有钱人。不时有人群聚集在我们的公寓外头，但正好我哥哥才刚培养了一个爱好，迷恋上阿拉丁的店出售的土耳其小国旗（或许是想利用当时风靡全国的高涨民族主义情操吧），他在我伯父的“道奇”车上挂了一面旗，我们认为，愤怒的暴民因为它才没把车弄翻，甚至还放了窗户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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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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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以前，神在我心目中有个清晰图像：老而憔悴，披着白纱巾，是个外表平凡的可敬妇人。她虽像人类，却跟我梦里的幽灵更有共同之处，一点都不像我会在街上碰见的人（土耳其语有个单字“o”的意思指“他”、“她”和“它”）。因为她出现在我眼前时是上下颠倒，稍稍偏向一边，我幻想世界中的幽灵们在被我发觉时，羞怯地消失在背景中，她也一样：在以某些影片和电视广告中出现的摇摆手法拍摄周遭世界后，她的形象锐化，开始上升，达到云雾中的恰当位置便隐没而去。她白头巾上的皱褶，就跟雕像和历史课本上的插图一样，清晰而精细，覆盖全身，因此我甚至看不见她的手臂或腿。每当这幽灵出现在我眼前，我便感到强大、庄严而崇高的神灵降临，但奇怪的是并不觉得恐惧。我不记得曾请求她的帮助或指引。我非常清楚她对我这般人不感兴趣：她只在乎穷人。
在我们的公寓楼房里，惟有女仆和厨子对这幽灵感兴趣。尽管我隐约知道，至少就理论而言，神的爱超越他们之外，扩及屋檐底下的每个人，我却也知道我们这般人幸运得足以不需要她的爱。神之存在是为了帮助痛苦的人，安慰孩子无法受教育的穷人，帮助一天到晚恳求她的街头乞丐、患难中的无辜之人。这就是当我母亲听说通往偏远村落的道路因暴风雪而封闭，或穷人因地震无家可归的时候便说“愿神帮助他们”的原因。请求帮助似乎还是其次，倒是表达出我们这种富裕人家在这时候感到的一丝内疚：帮助我们遗忘无能为力的空虚感。
身为逻辑思考的生物，我们理所当然地确信，把光辉藏在一堆白披巾后头的这位柔和而年长的神灵不愿听我们说话。毕竟，我们没为她做任何事，而我们公寓里的厨子和女仆以及周遭每一户穷人家，都得下苦功，利用各种机会，与她取得联系。他们甚至每年斋戒一个月。我们的哈妮姆不服侍我们时，便跑回她的小房间铺上地毯祷告；每感觉快乐、哀伤、欢欣、惶恐或愤怒时，她便想到神；每当开门或关门，第一次或最后一次做任何事，她便召唤神的名字，而后屏声息气地喃喃低语。
除了想起神与穷人之间的神秘关系之外，她并未使我们过分费心。几乎可以这么说，知道他们仰赖别人拯救，知道有另一个力量能帮助他们“承受负担”，我们如释重负。但此种宽慰的想法，有时因害怕穷人有一天会用他们与神之间的特殊关系对抗我们而冰消瓦解。
我记得有几回——更多是出于好奇心，而非出于百无聊赖——看着我们的老女仆祷告时心中感到的不安。透过半开的门往里看，我们的哈妮姆看起来很像我想像中的神：在祈祷毯上微微偏向一旁，慢慢弯下身把脸埋在毯子上，站起身后，再一次弯下身，拜倒在地时，看起来犹如乞讨，接受她在世上的卑微地位。不知何故，我觉得焦虑而且有些生气。她只在无迫切职责在身、没有别人在家时才祈祷，断断续续的祈祷声划破寂静，使我心烦意乱。我的眼光落在爬上玻璃窗的一只苍蝇。苍蝇四脚朝天掉了下来，挣扎着翻过身时半透明的翅膀嗡嗡作响，与哈妮姆的祷告和低语声混杂在一起，突然间我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