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不认为这不过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生活。有一种预知的本能总是在我耳边低语，说不要太久就会发生变化；还说新的生活习惯的变化一定会对我大有好处。
此时，我在海关担任税务署的稽查官，而且据我了解，还是一名称职的稽查官。一个有思想、爱幻想、重理智的人（如果他的这些品质超出一个稽查官要求具备的十倍），任何时候都可能是一个好管理人员，只要他不怕麻烦就是了。我的同事，以及跟我为公务打过交道的商人和海船船长都是这样看我的，很可能他们都不知道我性格的另一面。我猜想他们中没有人看过我写的一页诗文；或者即使他们把我写的东西全都念了，他们一点也不会把我放在心上；再说，即使这些无利可图的书页是用彭斯和乔叟①那样的笔写出来的……这两人当年跟我现在一样也都是海关职员……也完全无补于事。对于一个朝朝暮暮梦想获取文学名①布鲁克农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一些活动分子，如这里提到的爱默生、钱宁、奥尔科特等人筹办的乌托邦式的农常霍桑也曾参加过，他的小说《福谷传奇》就是以它为背景的。另外，这里提到的梭罗也是超验主义运动成员，他曾在沃尔登湖畔自己建造小屋，体验生活，后写成著名的《沃尔登湖》一文。朗费罗是美国浪漫主义诗人，霍桑的大学同学。希拉德是一名慈善家、律师，也是霍桑在波士顿结识的朋友。
①乔叟于一三七四……一三八六年任伦敦海关的审计官；彭斯于一七八九……一七九一年任苏格兰邓弗里斯的海关税收员。
声，希冀通过写作使自己跻身于世界名流行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虽然它常常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它告诉他一旦走出他要求得到承认的那个狭小的圈子，他就会发现在那个圈子之外，他所成就的一切或力争达到的一切是多么的一文不值，毫无意义。我知道不是我特别需要接受这个教训，而是作为警告也罢，或作为责备也罢，我领会得最为彻底。但沉思起来让我暗暗高兴，这个真理虽然被我完全理会了，但它并没有使我感到痛苦，或者要求我在一声叹息中将它置之脑后。在谈论文学方面，有一名海军军官，他常来与我讨论他所喜欢的这个或那个题目，拿破仑或者莎士比亚等。他是个挺不错的人，跟我一块来到海关，比我离开得晚一些。税收官的年轻书记员也是一位不错的小伙子，据私下传说，他时常在公家的信纸上写上一些看上去像诗一样的东西，不过那是在几码远的地方看过去。他还不时跟我谈论书，把书看成是我很熟谙的东西。这些便是我与文人的全部交往，倒也满足了日常需要，绰绰有余。
我不再追求和关心我的名字印刻在书的封面上了，窃喜自己的名字有了另一种流传的方式。海关标号员用模板和黑漆把我的名字印在胡椒袋、染料筐、雪茄箱，以及各种上税商品的包装上，表明这些货物都已经征过税了，按规定办了手续。我搭乘上这样一辆奇怪的扬名的列车，我的生活随我的名字一起出走，把我带到了我从未去过的地方，也是我希望永远不再去的地方。
但是，往事是不死的。原来非常重要、非常活跃的思想，虽然被悄悄地搁置一边，但偶尔会再度复活。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昔日的习惯在我身上苏醒了，它要求我按照文学写作的规律奉献给公众我现在正在写的这篇随笔。
在海关二楼有一间很大的房间，砖墙和橡木都没有用木板和泥灰遮抹起来，赤裸裸地露在外面。这座大楼原先的设计规模很大以适应旧时港口商业活动的需要，还考虑到以后的大发展，只是从未实现过，所以这楼的空间极大，远超过用户能处置的空间。因此，在税收官上面的这间空荡荡的大厅，尽管陈年的蜘蛛网布满了黑乎乎的椽梁，至今没有峻工，等待着泥瓦木工来竣工。在房间的一端，在一个壁凹里放着许多大桶，一个垒一个，里面装着一捆捆的公文。地板上铺满了这类垃圾。想到在这些发着霉味的文件上浪费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年年月月的劳动，真让人寒心。它们现在成了一种累赘，躲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里，从没有人来看一眼。但是，又有多少成捆成捆的其他的手稿同样被遗忘了，这些手稿上填写的不是枯燥的公文报表，而是凝聚着智慧的思想和发自肺腑的丰富情感。再说，不像这些堆积如山的文件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些稿件当初就没有派上用途；最令人伤心的是，它们没有给作者换来舒适的生活，那种海关职员用他们的笔涂涂划划就能享受的舒适生活。
当然，他们的涂涂划划并非毫无价值，也许可以用作写地方志的素材。
无疑，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找到以前塞勒姆港的贸易统计数字以及当初塞勒姆富豪巨商的历史记录……老船王德比、老比尔·格雷、老西蒙·福瑞斯特①以及其他许多商界巨头。不过，他们的油头粉面还没有进入坟①格雷曾任马萨诸塞的副总督；福瑞斯特是霍桑家的一个富裕亲戚。
墓，他们堆积如山的财富便开始减少。现在组成塞勒姆贵族阶层的那些家族中大部分创始人的发迹史可以从这些材料里追溯到，他们都是从做不起眼的小买卖起家的，一般都是在革命后的时期发起来的，然后飞黄腾达，乃至他们的儿孙以为他们家族的地位渊源流长。
现在缺乏革命前的资料，海关早期的文件档案也许都带往哈利法克斯去了，因为当时英王朝的官员都跟军队一起从波士顿逃跑了。这对于我常常是一件憾事，因为那些失落的文件一直追溯到克伦威尔摄政时期②，一定包括许多被人遗忘的和为人怀念的人物的史料，以及古时候风俗习惯的资料；它们带给我的愉悦就如同我在〃古屋〃附近的田野里捡到印第安人使用过的箭头一样。
一个下雨天，百无聊赖，我很幸运发现了一件颇为有趣的东西。我在墙角上的一大堆垃圾里东翻西找，打开一份又一份文件，读着那些早已沉在海底或在码头边腐蚀锈烂的船只名字以及一些商人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在现在的证券交易所里从未听见过，甚至在他们长了青苔的墓碑上也难以辨认出来；我带着沮丧和厌倦的心情与强打起来的一点兴趣看着这些东西，就像在瞧一具干尸；同时运用我因很少使用而很不活跃的想象力，用这些枯槁的骨头勾勒出这座古镇的形象，描绘出它光辉灿烂的一面，如那时印度是美国新发展的一个贸易区，只有塞勒姆港与它通航。就在这堆东西里，我偶然发现了一个小包，细心地包在一张泛黄的羊皮纸里。这包东西看上去像是过去某个时期的官方记事，当时的书记员都用端端正正的正式字体手抄重要的材料。这里有一件东西引起了我本能的好奇心，促使我解开扎在包上的褪了色的红带子，带着一种马上要亮出一件珍宝的感觉。拆开包得严严实实的羊皮纸套封，我发现这是一张委任状，由舍利总督①签名盖章签发的，任命乔纳森·皮尤为英国国王陛下驻马萨诸塞海湾地区塞勒姆港海关的稽查官。我记得大约在四十年前（很可能在《费尔特纪事》上）曾读到过一则关于稽查官皮尤先生去世的通告；同样，前不久在一份报纸上有一则消息，报道在重新修建圣彼得教堂时，在小墓地里挖掘到他的遗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的这位受人尊敬的前任，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除了一付不完整的骨骼、衣服的一些残片和一只庄严的卷曲型假发套。这只假发套保存得很好，不像它曾装饰过的那个头。但是，在仔细看了包在这张羊皮纸委任状里的文件后，我找到了有关皮尤先生智力方面的，即他头脑内部运作方面的一些线索，它们大大超过戴在那个令人尊敬的骷髅上的卷曲假发所包含的线索。
简而言之，它们是一些文件，非正式的，而是私人性质的，至少以他私人的身分写的，并且是他亲手写的。我能够用一个事实来说明这些文件怎么落到海关的破烂堆里来的。这是因为皮尤先生死得十分突然，这些他也许一直保存在办公桌里的材料，他的继承人闻所未闻，或者认为只与税收业务有关。因此，在向哈利法克斯转移档案时，这包东西因证明与公务无关被留了下来，此后就一直没有给打开过。
这位老稽查官，我以为在早些时候对于他的本职工作很少伤神劳②指一六五三……一六六○年奥立佛·克伦威尔及其子理查德统治时期。
①威廉·舍利先后于一七四一……一七四九年和一七五三……一七五六年任马萨诸塞皇家总统。
心，似乎把他的一部分悠闲时光用在研究当地的古物上或类似的调查上。这些事好让他的脑筋活动活动，要不然要生锈发霉了。他记叙的一部分事实不久便被我用来写在一篇题为《大街》的文章里，收在现在这本集子里①。余下的部分或许以后可以派上别的同样有价值的用途；说不定可把它们写进一部塞勒姆镇的史籍中去，如果我对出生地的崇敬之情驱策我去完成这一虔诚使命的话。同时，这些材料任何人随时可以调用，只要他有意并有能力从我手里接过去这个无利可图的任务。作为最后的处置，我打算把它们交给艾萨克历史学会。
但是，在这个神秘包裹里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件用精致红布做的东西，相当旧，褪了色。边上有用金丝线刺绣的痕迹，不过磨损得很厉害，已看不清楚了，也没有什么光泽了。很容易看出，这件东西是绝妙的手工针线活；其针脚（我相信是熟稔此道奥秘的女子缝的）说明这种手艺已失传，即令把线头拣出来重新加工也恢复不了原样。这块红色的破布……时间、磨损、还有一只破坏圣物的蛾子把它弄得真正成了一块破抹布……仔细察看，呈现一个字母的形状，大写字母a。根据精确的丈量，字母的两条腿长三又四分之一英寸。毫无疑问，它是用作衣服上的装饰品；但是怎么佩戴，以及在过去它标志什么等级、荣誉和尊严则是个我猜不透的谜，因为这些东西的时尚款式一时一变，转眼便过时了。然而，我对它颇感兴趣。我目不转睛地盯住那个古老的红字。可以肯定这里含有深奥的意义，值得好好探究，但事实上，从这个神秘符号中泄出的意义可以与我的感情维妙维肖地交流沟通，却悄悄地避开我理智的分析。
我便这样迷惑不解，思忖种种假设，其中我曾设想这个字母会不会是白人设计出来戴在身上的一种装饰，以吸引印第安人的注意力，想到这里，我拿起它放在自己胸口试一试。我似乎觉得……读者可以笑出声，但千万不要怀疑我说的话……我当时似乎经受了一种不完全是肉体上的感觉，而是像一股滚烫的热流袭上身来；仿佛那个字母不是红布做的，而是一块烧红的烙铁。我怦然一跳，不由自主地松手让红字掉落在地板上。
我全神贯注在红字上，没有注意到还有一小卷脏兮兮的纸，拐拐扭扭地塞在边上。这时我把它打开，满心喜悦，发现上面竟是老稽查官的笔迹，相当详细地对整个事情作了解释，写了有好几张八裁大纸，包括了许多有关一个叫海丝特·白兰女人的生平和谈话等细节。她似乎在我们先辈的心目中颇为引人瞩目。她生活在马萨诸塞初创至十七世纪末叶之间。在稽查官皮尤先生时期活着的老人都还记得她，皮尤先生就是根据他们的口述记下了她的情况。在老人们年轻的时候，她已经年事颇高，但并没有老态龙钟，而是庄重端祥。她从很早的时候起便养成了一个习惯，四出走访当一名义务看护，做力能所及的各种善事；同样，她努力给别人排忧解难，特别帮助那些心灵上受到创伤的人。通过这些手段，她像具有这样习性的人经常遇到的那样，她赢得了许多人的崇敬，被视为天使；但是我也想象到她被另外一些人看成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一个令人讨厌的婆娘。往下读这些手稿时，我发现还记载着有关这个不同寻常女人的其他活动和遭受的苦难，其中的多数情节读者可以参阅那篇①这又是一个证据说明霍桑原来打算把几篇短篇小说和随笔与《红字》一起结集发表。
题为《红字》的故事；应该牢牢记住，那个故事里的主要事实是以稽查官皮尤先生的文件为依据或佐证的。原始文件及那个红布做的字母……一件最引起人们好奇的遗物……仍然由我保管，凡对这个记述感兴趣的，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些东西的人，随时都可前来观看。人们不应该以为我在加工修饰这个故事，在想象故事里人物的思想动机和感情方式时，我自始自终把自己局限于老稽查官写的那六七大页材料里。相反，我在这些方面给我自己充分的自由，有的情节看来完全是我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