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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里，人们亲热地接待我，我也乐于结交。在所有的熟人当中，跟我交情最好，而且说实话，也最跟我合得来的，就是地方法庭的副庭长卢加诺维奇。你们俩都认得他，这是个极可爱的人。我们之间的结交是在审完那个著名的纵火案以后开始的，审讯连续进行了两天，我们都累了。卢加诺维奇瞧着我，说：”‘您听我说，到我家里吃饭去吧。’“这是出人意外的。因为我跟卢加诺维奇相交还浅，只是公事上的接触罢了，我一次也没有到他家里去过。我连忙回到旅馆里，换了一身衣服，就赶去吃饭。在那儿我有机会认识了卢加诺维奇的妻子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那时候她还很年轻，不过二十二岁，半年以前刚生过头一个孩子。这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要我说明她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惹我喜欢的地方，我也说不清了，可是当时，吃饭的时候，我却是十分清楚的；我看到了一个年轻的、漂亮的、善良的、有知识的、迷人的女人，一个我早先没有碰到过的女人；我立刻觉得她是一个亲近的、早已熟识的人，仿佛那张脸，那对殷勤而聪明的眼睛，我以前小时候在我母亲的五屉柜上放着的那本照片簿上已经见过似的。
“在那个纵火案里，被告是四个犹太人，人们认定他们是同谋犯，而依我看来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吃饭的时候我很激动，很痛心，现在我记不得我讲过一些什么话了，只是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不住地摇头，对她的丈夫说：”‘德米特利，怎么会这样的呢？’“卢加诺维奇是个好心肠的、朴实的人，象这样的人坚定地抱着一种看法，认为人一旦受审，那就必定是有罪，谁对判决的公正有所怀疑，谁就只能按照法定手续用书面提出，而万万不能在吃饭时候，在私人间的闲谈里表达出来。
“‘我和您没有放过火，’他温和地说，‘所以您瞧，我们就没有受审，没有关进监狱啊。’”他们夫妇俩极力要我多吃一点，多喝一点；从一些小事上，比方说从他们俩一起烧咖啡，他们彼此只要说半句话就能互相会意的情形看来，我可以推断他们生活得融洽、和睦，喜欢招待客人。饭后他们俩一起弹钢琴，后来天黑下来，我就回 去了。这是在早春时节 。后来整个夏天我都是在索菲诺度过的，不曾离开过，我连想一想城里的工夫都没有，然而在那些日子里，那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女人的形象却一直跟我在一起；我没有想她，可是她那轻盈的影子却印在我的心上了。
“到了晚秋，城里举行了一次为慈善事业募捐的戏剧演出。我走进省长的包厢（我是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被邀请到那儿去的），一眼看见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跟省长夫人坐在一 起，于是那美丽的模样，那对亲切可爱的眼睛又对我产生不可抗拒的、使人震动的印象，产生了那种亲近的感觉。
“我们并排坐着，后来就走到休息室里去了。
“‘您瘦了，’她说，‘您生过病吧？’”‘对了。我的肩膀受了寒，到下雨天我就睡不好觉。’“‘您好象没精神的样子。春天您来吃饭的时候要显得年轻得多，也活泼得多。那一回您精神振奋，讲了许多话，十分有趣，老实说，我简直有点给您迷住了。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夏天我常常想起您，今天我动身到剧院里来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定会见到您。’”说着，她笑了。
“‘可是今天您好象没精神的样子，’她又说一遍。‘这就使得您显老了。’”第二天我在卢加诺维奇家里吃早饭，饭后他们坐车到他们的别墅里去料理一下在那里过冬的事，我跟他们一起去了。
我又随同他们回到城里，午夜在他们那儿，在安静的家庭环境里喝茶，壁炉生上了火，年轻的母亲老是走出去看一下她的女儿睡熟没有。这以后，我每次进城就一定要到卢加诺维奇家里去。他们跟我处熟了，我也跟他们处熟了。我照例不经仆人通报就走进去，就象他们家里的人一样。
“‘谁啊？’远处一个房间里传来柔和的说话声，我听起来十分悦耳。
“‘是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来了，’女仆或者奶妈回答说。
“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总是带着忧虑的神色出来见我，每一次都要问：”‘为什么您这么久没有来？出了什么事吗？’“她的目光、她那只向我伸过来的优美高贵的手、她那件家常穿的连衣裙、她的发型、她的说话声、她的脚步声，每一次都在我的心里留下崭新的、在我的生活里不同寻常的、了不起的印象。我们常常谈得很久，也常常沉默很久，各人想各人的心思，要不然她就给我弹钢琴。要是他俩都不在家，那么我就留下来等着，跟奶妈闲谈，跟孩子玩耍，或者到书房里去，躺在一张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看报；等到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回来，我就到前厅里去迎接她，从她手里接过来她所买的种种东西，不知什么缘故每一次我都象小孩子那样满心热爱、得意洋洋地抱着那些包裹。
“有一句俗话说：乡下娘们儿没有操心事，就买口小猪来养着，自找麻烦。卢加诺维奇家的人本来没有操心的事，他们就跟我交上了朋友。要是我很久没有到城里去，那一定是我生病了，或者出了什么事，他们俩就十分担心。他们看到我这样一个受过教育、通好几国语言的人不从事科学或者文学工作，却住在乡下，象踩着轮子的松鼠那样忙个不停，干很多的活，却老是穷得连一个小钱也没有，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他们以为我很郁闷，如果我说话，发笑，吃东西，那也只是为了掩盖我的痛苦，甚至在我快活的时候，在我情绪畅快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他们的追根究底的眼光在盯着我。每逢我真的心情沉重，某个债主把我逼得很紧，或者我的钱不够，无法支付到期的欠款时，他们总是特别使人感动。夫妇俩走到窗口去交头接耳，商量一阵，然后他走到我面前来，带着严肃的神色说：”‘如果您，巴威尔·康斯坦丁诺维奇，眼前缺钱用，那么我和我的妻子请求您不要客气，把我们的钱拿去用吧。’“他激动得耳朵都涨红了。有一回 ，他也象那样在窗口和妻子交头接耳地商量一阵以后，就走到我跟前来，耳朵发红，说：”‘我和我的妻子恳切地要求您收下我们的这点礼物。’“他就拿给我一副袖扣，一个烟盒，或者一盏灯；为此我也从乡下派人把打死的飞禽、牛油、花束给他们送去。顺便提一 句，他们俩很有钱。当初我常常向别人借钱，而且不大选择对象，哪儿借得到就在哪儿借，然而任什么力量也不能促使我向卢加诺维奇夫妇借钱。可是何必谈这些呢！
“我心里很苦。不论在家里也好，在田野上也好，在板棚里也好，我总是想着她，我极力要了解这个年轻、美丽、聪明的女人的秘密，她怎么会嫁给一个枯燥乏味、几乎是个老头儿的人（她的丈夫已经四十多岁了），还跟他生下了孩子；我也极力要了解那个枯燥乏味的人，那个好心肠、朴实的人的秘密，他总是讲些没趣味的老生常谈，在舞会和晚会上总是挨近那些稳重的人，没精打采，显得是个多余的人，脸上现出温顺、冷漠的神情，仿佛是人家把他运到这儿来出售似的，而他却相信他有权利享受幸福，有权利跟她生孩子；我苦苦地要了解为什么她遇见的恰恰是他而不是我，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里必须产生这样可怕的错误。
“我每一次到城里去，总是从她的眼神看出来她在盼望我；她自己也对我承认说，从早晨起她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她料着我要去了。我们谈了很久，沉默了很久，可是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说穿我们的爱情，而是胆怯地、严密地把它掩盖起来。我们害怕那些足以泄露我们的秘密的事情。我温柔而深切地爱着她，可是我左思右想，问我自己，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克制我们的爱情，那么这种爱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难以想象，我这种温柔、忧郁的爱情会突然粗暴地破坏她丈夫、她孩子、她一家的幸福生活，而他们是十分爱我，十分信任我的。这样做正当吗？她固然会跟着我走，可是走到哪儿去呢？
我能把她带到哪儿去呢？假如我过着美好、有趣的生活，比方说，假如我在为祖国的解放战斗，或者是个著名的学者、演员、画家，倒也罢了，可是照眼前的情形看来，这无非是把她从一 个普通而平庸的环境里拉到另一个同样平庸，或者更平庸的环境里去罢了。而且我们的幸福能够维持多久呢？万一我害病了，死了，或者干脆我们不再相爱了，那她怎么办呢？
“她显然也在这样考虑。她想到她的丈夫，想到她的孩子，想到她那爱女婿如同爱儿子一样的母亲。如果她放任她的感情，那么，她就得要么说谎，要么说实话，然而处在她的地位这两种办法是同样可怕而不相宜的。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折磨她：她的爱情会给我带来幸福吗？她的爱情是否会把我这种本来已经沉重的、充满种种不幸的生活弄得更加复杂？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够年轻，跟我不相配，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也不够刻苦，而且精力也不足。她常对她丈夫说，我需要娶一个聪明贤德的姑娘，做我的好主妇和助手，不过她又立刻补充说，象这样的姑娘全城未必找得到一个。
“一晃就过了好几年。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每逢我到卢加诺维奇家里去，女仆就殷勤地微笑，孩子们嚷着说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叔叔来了，搂住我的脖子，大家都欢欢喜喜。他们不明白我的心情，以为我也高兴。大家把我看做一个高尚的人。大人也好，孩子也好，都感到有一个高尚的人在房间里走动，这就给他们对我的态度添上一种特别的魅力，仿佛我一来，连他们的生活也纯洁多了，美丽多了似的。我和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常常一块儿到剧院去，每一 次都是走着去的；我们并排坐在池座里，肩膀挨着肩膀，我默默地从她的手里接过望远镜来，同时感觉到她贴近我，她是我的，把我们拆散是不行的，可是由于一种古怪的误会，我们走出剧院以后却象陌生人那样互相道别，分手。关于我们，城里人已经议论纷纷，天晓得他们说了些什么话，不过，他们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随后那几年，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常常出门，有时候到她母亲那儿去，有时候到她妹妹那儿去；她常常心绪恶劣，对生活感到不满意，觉得生活已经毁了，在这种时候她就不愿意看到她的丈夫，她的子女。她已经在医治神经衰弱症了。
“我们沉默着，始终沉默着；有外人在场，她总是对我生出一种奇怪的反感；不管我说什么，她老是不同意我的话；如果我在争论，她就站到我的对方那一边去。我失手弄掉了什么东西，她就冷冷地说：”‘我给您道喜。’“如果我跟她一起到剧院里去，却忘了带望远镜，她事后就会说：”‘我早就知道您会忘记。’“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总之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或迟或早要结束的。离别的时刻到了，因为卢加诺维奇奉派到西部的一个省里去做法庭的庭长了。家具、马车、别墅都必须卖掉。我们坐车到他们的别墅里去，以及后来往回走，频频回头，最后看几眼花园和绿色房顶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凄凉，我心里明白：事到如今，我要告别的不仅仅是这个别墅了。
大家已经作出决定，到八月底我们要把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送到克里米亚③去，那是医师要她去的；不久以后，卢加诺维奇就要带着孩子们到西部那个省里去了。
“我们一大群人去给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送行。等到她已经跟她的丈夫和孩子告别，离开摇第三遍铃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跑进她的包房，为的是把她差点忘掉的一个筐子放到行李架上去；而且也需要告别。临到在这儿，在这个包房里，我们的眼光碰到一起，我们俩都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力量，我搂住她，她把脸贴在我的胸口上，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流下来；我吻她的脸、肩膀、沾着泪痕的手，啊，我跟她是多么不幸啊！我对她说穿，我爱她。我心里怀着燃烧般的痛苦明白过来：所有那些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不必要，多么渺小，多么虚妄啊。我这才明白过来：如果人在恋爱，那么他就应当根据一种比世俗意义上的幸福或不幸、罪过或美德更高、更重要的东西来考虑这种爱情，否则就干脆什么也不考虑。
“我最后吻她一下，握一下她的手，我们就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