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吧，请啦！”
还挥动着手绢。
一八九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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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1898作品出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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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诊
教授接到李亚里科夫工厂发来的一封电报，请他赶快就去。从那封条理不清的长电报上，只能看懂这一点：有个李亚里科娃太太，大概就是工厂的厂主，她的女儿生病了。教授自己没有去，派他的住院医师柯罗辽夫替他去了。
那儿离莫斯科有两站路，出了火车站还得坐大约四俄里路的马车。有一辆三套马车已经奉命在车站等候柯罗辽夫了。
车夫戴着一顶插着孔雀毛的帽子，他对医师所问的一切话都照军人那样高声回答：“决不是！”“是这样！”那是星期六的黄昏，太阳正在下山。工人们从工厂里出来，成群地到火车站去，他们见到柯罗辽夫坐着的马车就鞠躬。黄昏、庄园、两旁的别墅、桦树、四周的恬静气氛，使柯罗辽夫看得入迷，这时候，在假日前夜，田野、树木、太阳，好象跟工人一块儿准备休息，也许还准备着祷告呢。……他生在莫斯科，而且是在那儿长大的。他不了解乡村，素来对工厂不感兴趣，也从没到工厂里去过。不过他偶尔也看过讲到工厂的文章 ，还到厂主家里拜访过，跟他们谈过天。他每逢看见远处或近处有一家工厂，心里总是想，从外面来看，那是多么平静，多么安宁，而在内部，做厂主的大概是彻头彻尾的愚昧，昏天黑地的自私，工人做着枯燥无味、损害健康的苦工，大家吵嘴，灌酒，满身的虱子。而此刻，那些工人正在战战兢兢、恭恭敬敬地给四轮马车让路，他在他们的脸上、便帽上、步态上，看出他们浑身肮脏，带着醉意，精神不安，心慌意乱。
他的车子驶进了工厂大门。他看见两边是工人住的小房子，看见女人的脸，看见门廊上晾着被子和衬衫。“小心马车！”
车夫嚷道，却并不勒住马。那是个宽广的大院子，地上没有长青草。院子里有五座彼此相距不远的大厂房，各有一根大烟囱，此外还有一些货栈和棚子，样样东西上都积着一层灰白色的东西，象是灰尘。这儿那儿，就跟沙漠里的绿洲似的，现出一 块块可怜相的小园子和管理人员的住房的红色或绿色房顶。
车夫忽然勒住马，马车就在一所重新粉刷过的灰色房子前面停住了。这儿有一个小花园，种着紫丁香，花丛上积满尘土。黄色的门廊上有一股浓重的油漆味。
“请进，大夫，”好几个女人在过道里和前厅里说，同时传来了叹息和低语的声音。“请进，我们盼您好久了，……真是烦恼。请您往这边走。”
李亚里科娃太太是一个挺胖的、上了岁数的太太，穿一件黑绸连衣裙，袖子样式挺时髦；不过从她的面容看来，她是个普通的、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女人。她心神不宁地瞧着大夫，犹犹豫豫，不敢对他伸出手去。她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头发剪短，戴着夹鼻眼镜，穿一件花花绿绿的短上衣，长得清瘦，年纪已经不轻了。女仆称呼她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柯罗辽夫猜想这人是家庭女教师。大概她是这家人里顶有学问的人物，所以受到嘱托来接待这位大夫吧，因为她马上急急忙忙地开始述说得病的原因，讲了许多琐碎而惹人厌烦的细节 ，可是偏偏没说出是谁在害病，害的是什么病。
医师和家庭女教师坐着谈话，女主人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地等待着。柯罗辽夫从谈话里知道病人是李亚里科娃太太的独生女和继承人，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名叫丽扎。她害病很久了，请过各式各样的医师治病，而从昨天晚间到今天早晨，她整夜心跳得厉害，弄得一家人全没睡觉，担心她会死去。
“我们这位小姐，可以说，从小就有病，”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用唱歌似的声音说，屡次用手擦嘴唇。“医师说她神经有毛病，她小时候害过瘰疬病，医师把那病闷到她心里去了，所以我想毛病也许就出在这上面。”
他们去看病人。病人已经完全是个成人，身材高大，可是长得不漂亮，象她的母亲，眼睛同样小，脸的下半部分也太宽。
她躺在那儿，头发蓬乱，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上。她给柯罗辽夫第一眼的印象是：她好象是个不幸的穷人，多亏别人慈悲，才把她收留在这儿。他不能相信她就是五座大厂房的继承人。
“我来看您，”柯罗辽夫开口说，“我是来给您治病的。您好。”
他说出自己的姓名，跟她握手，那是一只难看的、冰凉的大手。她坐起来，显然早已习惯让医师看病了，裸露着肩膀和胸脯，一点也不在乎，听凭医师给她听诊。
“我心跳，”她说，“通宵跳得厉害极了，……我差点吓死！
请您给点什么药吃吧。“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
柯罗辽夫诊查过后，耸耸肩膀。
“心脏挺好，”他说，“一切都正常，一切都没有毛病。一定是您的神经有点不对头，不过那也是十分平常的事。看来，就是这神经性的发作也已经过去了，您躺下来睡一觉吧。”
这当儿，有人把灯送进卧室里来。病人看见灯光就眯细眼睛，忽然双手捧着头，号啕大哭起来。于是难看的穷人的印象忽然消散，柯罗辽夫也不再觉得那对眼睛小，下半个脸过分宽了。他看见一种柔和的痛苦表情，这表情是那么委婉动人，在他看来她周身显得匀称、柔和、质朴了，他不由得想安慰她，不过不是用药，也不是用医师的忠告，而是用亲切、朴实的话。她母亲搂住她的头，让她贴紧自己的身子。老太太的脸上现出多么绝望、多么悲痛的神情啊！她，做母亲的，抚养她，把她养大成人，化尽心血，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她身上，让她学会法语、跳舞、音乐，为她请过十来个教师，请过顶好的医师，还请一个家庭女教师住在家里。现在呢，她不明白她女儿为什么流泪，为什么她这么愁苦，她不懂，她惶恐，她脸上现出抱愧、不安、绝望的表情，仿佛她忽略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有一件什么事还没做好，有一个什么人还没请来，不过究竟那人是谁，她却不知道。
“丽桑卡①，你又哭了，……又哭了，”她说，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我的心肝，我的宝贝，我的乖孩子，告诉我，你怎么啦？可怜可怜我，告诉我吧。”
两个人都伤心地哭了。柯罗辽夫在床边坐下，拿起丽扎的手。
“得了，犯得上这么哭吗？”他亲切地说，“真的，这世界上任什么事都值不得这么掉眼泪。算了，别哭了，这没用处。
……“
同时他心里暗想：
“她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我们工厂里的大夫给她溴化钾②吃，”家庭女教师说，“可是我发觉她吃下去更糟。依我看来，真要是治心脏，那一定得是药水，……我忘记那药水的名字了，……是铃兰滴剂吧，对不对？”
随后她又详详细细解释一番。她打断医师的话，妨碍他讲话。她脸上带着操心的神情，仿佛认为自己既是全家顶有学问的人，那就应该跟医师不断地谈下去，而且一定得谈医学。
柯罗辽夫觉得厌烦了。
“我认为这病没什么大关系，”他走出卧房，对那位母亲说。“既然您女儿由厂医在看病，那就让他看下去好了。这以前他下的药都是对的，我看用不着换医师。何必换呢？这是普普通通的小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从容地讲着，一面戴手套，可是李亚里科娃太太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用泪汪汪的眼睛瞧着他。
“现在离十点钟那班火车只差半个钟头了，”他说，“我希望我不要误了车才好。”
“您不能留在我们这儿？”她问，眼泪又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了。“我不好意思麻烦您，不过求您行行好，……看在上帝面上，”她接着低声说，朝门口看一眼，“在我们这儿住一夜吧。她是我的命根子，……独生女。……昨天晚上她把我吓坏了，我都沉不住气了。……看在上帝面上，您别走！”
他本来想对她说他在莫斯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说他家里的人正在等他回去，他觉得在陌生人家里毫无必要地消磨一个黄昏，再加一个通宵是件苦事，可是他看了看她的脸，就叹一口气，默默地把手套脱掉了。
为了他，客厅和休息室里的灯和蜡烛全点亮了。他在钢琴前面坐下来，翻一会儿乐谱，然后瞧墙上的画片，瞧画像。那些画片是油画，镶着金边框子，画的是克里米亚的风景，浪潮澎湃的海上漂浮着一条小船，一个天主教教士拿着一个酒杯，那些画儿全都干巴巴，过分雕琢，没有才气。……画像上也没有一张美丽的、顺眼的脸，尽是些高颧骨和惊讶的眼睛。丽扎的父亲李亚里科夫前额很低，脸上带着扬扬得意的表情，他的制服象口袋似的套在他那魁伟、粗俗的身子上面，胸前戴着一枚奖章和一枚红十字章 。房间里的布置显得缺乏文化素养，华丽的陈设也是偶然凑成，并不是精心安排的，令人感到不舒适，就跟那套制服一样；地板亮得刺眼，枝形吊灯也刺眼，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起一段故事，讲的是一个商人去洗澡的时候，脖子上挂着一个奖章 。……从前厅里传来耳语声，有人在轻声打鼾。忽然，房子外面传来刺耳的、时断时续的金属声，那是柯罗辽夫以前从没听到过的，现在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这响声在他的心里引起奇特的、不愉快的反应。
“看样子，怎么也不该留在这儿住下，……”他想，又去翻乐谱。
“大夫，请来用饭！”家庭女教师低声招呼他。
他去吃晚饭。饭桌很大，上面摆着许许多多凉菜和酒，可是吃晚饭的只有两个人：他和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
她喝马德拉酒③，吃菜很快，一面戴起夹鼻眼镜瞧他，一面说话：“这儿的工人对我们很满意。每年冬天我们工厂里总要演剧，由工人自己演；他们常听到有幻灯片配合的朗读会，他们有极好的茶室，看样子，他们真是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对我们很忠心，听说丽桑卡病重了，就为她做祈祷。虽然他们没受过教育，倒是些有感情的人呢。”
“你们家里好象没有一个男人，”柯罗辽夫说。
“一个也没有。彼得·尼卡诺雷奇已经在一年半以前去世，剩下来的只有我们这些女人了。因此，这儿一共只有我们三个人。夏天，我们住在这儿，冬天呢，我们住在莫斯科或者波梁卡。我在她们这儿已经住了十一年，跟自家人一样了。”
晚饭有鲟鱼、鸡肉饼、糖水水果，酒全是名贵的法国葡萄酒。
“请您别客气，大夫，”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面吃着，一面说，同时攥着拳头擦嘴。显然，她在这儿过得舒服极了。“请再吃一点。”
床铺。可是他还没有睡意。房间里闷得很，而且有油漆的气味，他就披上大衣，出去了。
外面天气凉爽，天空已经现出微微的曙光，那五座竖着高烟囱的大厂房、棚子、货栈在潮湿的空气里清楚地显出轮廓。
这天是假日，工人没有做工，窗子里漆黑，只有一座厂房里还生着炉子，有两扇窗子里透出红光，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偶尔裹着火星。院子外边，在远处，有青蛙在阁阁地叫，夜莺在歌唱。
他瞧着厂房和工人在其中睡觉的棚子，又想起每逢看见工厂的时候总会想到的种种念头。尽管让工人演剧啦，看幻灯片啦，为他们请厂医啦，进行各式各样的改良措施啦，可是他今天从火车站来一路上所遇见的工人，跟早先他小时候，在没有工厂戏剧和种种改良措施那当儿，看到的工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作为医师，善于正确判断那种根本病因无法查明，因而无法医治的慢性病，他把工厂也看做一种不正常现象，其原因也不清楚，而且没法消除。他并不认为凡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种种措施都是多余的，不过，他把它们看得跟医治不治之症一样。
“当然，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他想，瞧着暗红色的窗子。“一千五百到两千个工人在不健康的环境里不停地做工，做出质地粗劣的印花布，半饥半饱地生活着，只有偶尔进了小酒店才会从这种恶梦里渐渐醒过来。另外还有百把人监督工人做工，这百把人一生一世只管记录工人的罚金，骂人，行事不公道，只有两三个所谓的厂主，虽然自己一点事儿也不干，而且看不起那些糟糕的印花布，却坐享工厂的利益。可是，那是什么样的利益呢？他们在怎样享受呢？李亚里科娃和她女儿都不幸，谁瞧见她们都会觉得可怜，只有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那个戴夹鼻眼镜的、相当愚蠢的老处女，才生活得舒服。这样看来，这五座厂房里所以有那么多人做工，次劣的花布所以在东方的市场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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