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不再一起同样也会一直温暖着她……
良久之后，周毓宁才道：
“到那时候我会出国，也许在瑞士定居或者是其他风景不错气候宜人的地方……”
梁梅点点头：
“你可以出国，我却是不能，不过我倒是可以去香港的中资机构……”
第161章 大局感
陆政东回到贝湖，杨启成马上就给他汇报了关于周书明和詹继东之间不和的一些事情，提到了不少和詹继东关系密切的干部，特别提到了姜敏赫最近比较活跃。
这个活跃陆政东是很清楚其潜在的含义的，那就是可能有些违法违纪的问题，可以把姜敏赫作为一个突破口，扯出萝卜带出泥，把詹继东彻底的清除出去，从而真正断掉周书明的一条腿，让周书明到时候想把这条断腿续上都没机会。
杨启成做事一直都是比较谨慎的，既然能够这样开诚布公的给他汇报，那就说明姜敏赫的事情不是空穴来风。
市级和县级，是腐败案高发地带，眼下的有些风气极为不正，不随波逐流，甚至就会成为孤家寡人。
更重要的还有一点，说在国内当官是个高危行业，危在哪里？危在你必须跟定一条线。相当一部分官员，在他们跟线的时候，早已经向前伸出了一只脚。如果不伸这只脚，他们踏不上那条线。因为伸出的这只脚，他们不得不伸出另一只脚，没有入账又哪有出账？为了讨好线上官员，他不得不送，送了之后，便要想办法捞回。这种事，大概和搞婚外情一样，第一次做的时候，吓得要死，这也担心那也担心，睡着了都会被梦吓醒。做的次数多了，心理底线就不存在了，胆子也就越来越大。
是人都好色，是人也都贪财。这种本性是否成为惯性，只在于风险评估的结果。风险如果远远大于收益，肯定没人去干。相反，收益如果远远大于风险，甚至表面上看去，只要你做得好，根本就不存在风险，就会趋之若鹜。
陆政东很清楚姜敏赫的心理，姜敏赫跟定的是詹继东，到了詹继东这种地位，也就等于上了一道保险，出事的风险小太多了，即使有，以詹继东的政治智慧，大概也可以大事化小甚至消弭于无形。既然如此，跟定詹继东，风险自然也是最小的。也正是如此，觉得有这样的靠山，这样的干部胆子也就越来越大……
陆政东沉思了许久才道：
“莫伸手，伸手必被抓。但愿有些干部明白这一点。”
杨启成一听陆政东这话就明白陆政东是没有打算借姜敏赫的手打掉詹继东。
从陆政东感性角度讲，对于姜敏赫这种人，他也是很想踢出干部队伍，对于詹继东同样如此，可是从理智的角度讲，他不能这么做，他确实没打算马上就对姜敏赫有所动作。
如果说官场是海，所有的官员，就是海里游动的鱼。那些科级干部处级干部，只不过是这个海里游动的小鱼小虾，大鱼只有那么几条，在贝湖省周书明是最大的那条，他陆政东算是第二号大鱼，祁玉民乃至于詹继东都是大鱼。现在原本是一窝的最大的鱼和一条大鱼发生矛盾，哪怕是冲突，只要有意愿，也是可以调和的，可以平衡的。一旦他加入其中，就没有平衡可言，一定会出现大的混乱，并且最终导致权力倾斜。
作为一个政治上有所追求的有梦想的人，谁又不渴望在大舞台来施展自己？但陆政东还是能感受得到。周书明对贝湖的影响依然很大，短期内要想消除这些影响，难。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是要他肩负起的使命，勇担重任，将贝湖带到一个的高度。这个高度陆政东是心里有数的。
可是这得一步步来，幻想终归是幻想，激情也只能是激情。一个政治家如果只靠幻想和激情去做事，那是要犯大错误的，毕竟现在的书记是周书明，而且詹继东原本和周书明是同根生，一旦遭遇到外来的压力，兴许马上就会化干戈为玉帛，反过来联手对付他，那更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何况他和詹继东之间的矛盾在贝湖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这件事由他发起，或者由他授意，哪怕是他代表的是正确的，是讲原则的是出自于公心，落在别人眼里也就变了味，会被看成公报私仇之类的。
这就像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不在了，群龙无首，谁要是在这个时候多做工作，尽最大能力保证单位的正常运转，别人首先想到的这不是为公，而是惦记一把手的位置。
所以盲目出招，急于求成，让自己被动不说，弄不好会让整个工作被动，会陷入到僵局，这是他不想看到的。他必须讲求策略，是的，策略。陆政东从没感受过，策略二字有如此重要。现他是逼迫着自己，放慢脚步，不温不火地进入到角色去。他要把一切先看清，先判断出大的方向，然后再细小处着手，必须要一步一步来，而且一定要注意动作的隐蔽性，隐蔽二字同样重要！
然后等时机成熟，再把自己的态度亮出，周书明现在是书记，也就是说，他现在要先跟着周书明的步调走，而不是现在就强调自己该怎么走。甚至有些事情必须要等到成为一把手才能动。
总之，他通过很大的努力在贝湖省初步达到了一种相对平衡的政治生态，无论如何，他不肯亲手打破这种政治生态，相反，他会采取一切办法，维护这种平衡，哪怕别人觉得他在有些瞻前顾后，他也不会在意。
局外人是不会明白这其中真正的意义的，只有深入其中，才能知道，这竟然是阳谋，是大局。
大举推进经济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宏图早已经确定，各项工作正在启动。要推进他的宏图大业，稳定的政治局面，是必不可少的。目前这一届常委班子，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可这种矛盾属于正常范围，总体来说，政治局面良好。这也为陆政东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虽然估计姜敏赫有问题，但由姜敏赫是否能够牵连出詹继东这还是个未知数，何况詹继东是省委副书记，属于大老虎，何况外面虽然有不少关于詹继东和省台女主持有一腿，有权色交易，詹继东利用各种方式给央林芝不少金钱，但央林芝已经去了国外，等于最重要的一环断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与其妄动，还不如不动，等待更好的时机……
陆政东看着一脸沉思的杨启成道：
“局外人常常抨击官场厚黑学，觉得官场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到处充满了阴谋，充满了诡诈，官场中的每个人都是心狠手辣残酷无情的。其实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真正知道怎么回事，不可否认厚黑或者潜规则是政界的一部分，但若是把这个当成全部，那只能是流于末流如果看不到阳光，那说明境界问题，政治人物，政治生活有其规律性，而这个最大的规律是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举重若轻地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简单办法。
我觉得，当干部其实和做别的事一样，是一种技术。只不过，当干部所需要的智商情商，比做别的事多得多。干部追求用最简单的最佳的办法解决问题。
但实际上，这一点非常难以做到，一般原则是努力找到最好的方法，竭力避免最坏的结果。怎样做到这一点？
需要极其丰富的经验，深厚的知识积累，以及对世事人情透彻的洞悉和理解。所以，官员处理事情，总会与众不同，总是充满政治智慧，在别人眼里，就容易被看成是阴谋或者是手段。
为什么如此？这是因为阴谋和手段更容易传播，或者说，中国人太推崇谋略了，于是认定谋略是最高智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是错误地引导了中国几千年，甚至直接将中国文化导向错误路径的谬论。
上者伐道，中者伐交，下者伐谋。我觉得，说的就是政治智慧的三个层次，而谋，只是最低一个层次。
伐，在汉字里，通常被理解成讨伐，我认为，伐其实包涵运用、实践的意思，道，指的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顺势而为。应该说，最高政治智慧，就是顺势而为。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才是最高境界，只是最难做到的，就是认清这个势。所以，这才是最高政治智慧，因为能够认清势并且顺应势的人，少之又少。
这里所说的交，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既可以是外交，也可以是社交，还可以是交易，置换，或者可以更简单地理解，是平等的交往、交流，是一种权力力学上的平衡。不仅官场需要平衡，整个世界，都需要平衡。平衡一旦打破，招致的必然是灾难。
而有些人当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连东南西北都没有摸清楚，或者抱怨怀才不遇，遇人不淑，或者四处经营，见佛就烧香，遇庙就叩头，心里认定官场到处都潜规则，充斥着厚黑学，其实连官场显规则都没有搞清楚。升官就是完全靠关系？这种看法也对也不对。所谓关系，是经营出来的，既可能是巴结讨好或者行贿笼络，也有可能因为善于办事，将所有事情处理得极其漂亮。更容易被提拔的，我看恐怕还是后者。”
事实上陆政东讲这话基本是给詹继东给定了性，詹继东的问题，是几方面都占全了……
第162章 大局感（二）
在安新的时候，詹继东没有学会正确处理关系，为了争斗而斗争，所以，大好的大把机会就像鱼一样在他身边游来游去，他怎么都抓不住。后来，周书明为了制约他，将很多资源向詹继东倾斜，并且在暗中帮他，这让詹继东也更有了野望，开始四处钻营关系网。
特别是去年，詹继东经常跑京城，对此，省里已经存在一些说法，陆政东心里是透亮的，詹继东就算所托非人的罗志林，想谋的这个机会，成功率也极低，甚至说为零。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由非党群副书记直接提省长，可能性太小，而竞争对手众多。别说在全国众多的省委委省政府还有很多其他领导理论上可以实现这一跨越，就是部委的副部长也都是竞争者。若论手中握有的资源，京城空降干部的可能也不能忽视，与这些可能被下派的干部相比，詹继东就更没有优势可言。
主观方面，詹继东虽然重视到京城里拉关系，但在省里，偏偏詹继东又太爱揽权，他的关系处理得却不好。
结果，为了紧跟周书明，和省委的其他同事有时候关系弄得太僵，而最后还和周书明也闹僵，同他就不用说了和他是如此，和周书明也是如此。
这样的局面，如果再不善于处理关系，工作是很难开展的，工作很难展开也就很难有拿得出手的成绩，就算在京城钻营，那也难于登天——要知道提名正部级是要经过政治局全体委员表决的，难道这些人会睁着眼睛去跳崖的？！
詹继东完全就是疾病乱投医，所以其结果在他心乱的那一刻已经注定了。
当然陆政东这也算是提点杨启成，秘书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高级幕僚，讲究的就是个谋，而要能够有更大的上升空间，有些事情就要多思考，要独当一面，不过从政说到底是一个个人修炼的过程，最终是否成仙，既在于各人的悟性，也在于自身所找到的方法。悟性不到，就算老师再高明也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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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敏赫丝毫没察觉到他已经进入了别人的视野，从省委外放他感觉是春风得意马蹄急。
从正处到副厅看似也就半级，可是在体制内才清楚，这半级有多难，按照现行的干部体制，存在两个梯次，一个是级别的梯级，一个是职务的梯级。处长和副市长，就是职务的梯级。
国外也存在级别的梯级和职务的梯级不同，职务的梯级层次少而级别的梯级层次多，往往某一级的公务员，就有十几个等级，这种等级，往往体现在工资收入方面。中国恰恰相反，表面上看，级别梯级和职务梯级是一致的，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和科级，总共是五大级，再在每一次分出正处，即十级。可实际上，每半级之间，又有很多梯次。这种梯次，不是身在其中，永远都无法搞清楚，甚至无法言说。许多人爬了一辈子，别说爬完一半，就连一级，也未必能爬上。
职务的区分，应该是很容易的。然而，从处级到厅级之间，有多少个梯次？根本就没有人算得清楚，或者更进一步说，从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所有梯次，都是因人而设，因位而设。某些官员，看起来站在处级的位置上，希望向上跨一级，进入厅局级，结果却像进入了梯级的森林，永远都在那里上楼梯，而楼梯永远也爬不完。
要将中国官场的级差弄清楚，实在是太难了。仅仅就是省委办公厅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