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坐满了几辆公共汽车，前来 给他以道义支援。他们并没有打算进行示威，在那宁静安谧的日子里，一般大学生都不知道 怎样进行示威。他们只不过要求在听证厅有一个坐位。但是会场已经挤满了人。警察拦住台 阶上端的大门。有人开始推。一个警察跌倒，后来据说挨了打。警察使用了警棍，接着又使 用了水龙。经过半小时的混乱之后，有12人受伤，52人被捕。奥克兰的杰西卡？米特 福德在《民族》周刊上报道说：“当前这新的一代大学生几乎完全去掉了整个50年代的冷 漠、顺从的标签。”她预言，在未来的十年中他们将献身于“塑造世界的未来”。一个挨了 打的大学生对记者说：“我是一个政治上的Chu女，但是我在市政厅的台阶上遭到强Jian。”对 全国361万大学生来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信息是一次挑战。忍无可忍的教师们 长期以来一直鼓励学生们投入政治活动，现在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在这激荡###的几个月里，随着黑人的自尊心和大学生的政治觉悟的提高，促使社会变革 的另一手段也出现了。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1960年5月9日宣布已批准使用一种安全的口 服避孕药5月10日《纽约时报》第75版刊登了此事。——译者。这种以“伊 诺菲德”为 商标的女用口服避孕药片是芝加哥塞尔公司制造的。该公司声称，此药由1500名妇女进 行了四年的试验，证明100％可靠。每月20片，凭处方购买，花10～11美元即可保证 不孕。这种控制生育的药物，加上新的避孕器具和增加使用控制生育的外科手术，使妇女逃 脱了怀孕的恐惧，从产期开始以后，怀孕的恐惧就成了阻止她们性生活的一种约束。现在她 们似乎可以和男人一样随便地上床了。由于成百万的妇女需要这种避孕药，医生的诊所和药 房顿时门庭若市。还未曾有过这样多的人不是为了控制疾病而定期服用特效药物。当全国天 主教徒家庭生活事务所主任欧文？勒布朗大主教报告说天主教妇女同非天主教徒一样在定期 服用这种避孕药时，天主教的主教们感到很是震惊。近至1959年11月，主教们还曾谴责过“ 某些基督教团体的代表”——指新教的牧师们——不实行节欲。现在，甚至天主教的神甫， 而且还有一些任圣职的修女，按照生活中变化了的事实也在重新考虑自己修道的誓言了。 1958年8月，查尔斯？范多伦的泥塑形象，开始碎裂。纽约市立大学市政学院的学生赫伯特 ？斯坦普尔，在输给范多伦以前，曾在“二十一”问答节目中得奖万元，这时 他向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和《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谈了他违心的苦恼。 他告 诉他们，这个节目是一个骗局。他说参加节目比赛的人事先都得到答案，而到他们在观众中 的名望开始衰退的时候，就得不到答案，于是只得假装被彻底击败。他曾受命输给范多伦， 这个人，和他一样，也曾受过训练，让他在一个对着镜头的玻璃隔音室中，为了表现苦苦思 索一个问题，怎样做出面部表情，咬嘴唇、擦额汗、结结巴巴。经过节目主持人的排练，范 多伦竟能以这样一些绝招使两千五百万电视观众惊愕不止，比如举出仅有的三名累计击中三 千五百次以上的棒球球员的姓名（“泰？科布、凯普？安森和……特里斯？斯皮克！”），说 出 在《茶花女》中咏叹调“我要生活在欢乐里”的歌唱者是谁（“她在由谁举办的舞会正要结 束时唱的这个咏叹调……她叫什么名字！女高音。她的名字是……薇奥列塔！”），还要爽爽 快 快地说出“七个矮子”童话《白雪公主》中的人物。——译者的名字（“瞌 睡、喷嚏、愚笨、快乐”——停了一下——“那个坏脾气的叫——呵，顽固——博士——呵 ，怕羞的那一个——叫怕羞！”）。
26。将军可以休矣（2）
斯坦普尔和“二十一”问答节目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万元的挑战”问答节目的 其他一些竞赛人，都把他们知道的内情告诉了纽约大陪审团。范多伦在宣誓后加以否认，可 是米切尔？施韦策法官则认为当代的民间英雄横遭诽谤，深为激怒，竟以大陪审团调查案卷 中 所列罪名查无实据而予以封存。在陪审团庭外，范多伦对报界宣称关于他的谎言使他感到“ 悲痛”和“震惊”。他重申他参加问答节目“诚实无欺……从未受过辅导或指点”。 作伪证的麻烦之处在于犯此罪的人无从知道是否有人能够证明他们是在说谎。惠特克？钱伯 斯既然曾把事实真情隐藏在一个南瓜中，说明真情终会暴露，而范多伦也未能幸免。有一个 名叫詹姆斯？斯诺德格拉斯的美术工作者，也是“二十一”问答节目的获奖人，他交出了 他 在参加节目演出前一至三天寄给自己名下收启的几封挂号信，信中装有有关节目的问题和答 案。这些挂号信是由众议院立法监督小组委员会拆封的。先后使伯纳德？戈德法因和谢尔曼 ？亚当斯垮台的正是这个铁面无私的审讯机构。这些信件证实斯诺德格拉斯揭发属实，委员 会接手处理曼哈顿大陪审团搁置下来的工作，开始布置一个圈套，要让那迷人的、落落大方 、潇洒自如、出身于书香门第和名牌大学的查尔斯？范多伦自投罗网，先让他宣誓作证然后 摆出物证。 他们在1959年10月开始行动。范多伦像前不久的希斯一样摆出一幅被人诬陷的贵族老爷的架 势，打电报给小组委员会，断然否认对他进行诽谤的一切控告，宣称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形 式的帮助”，并说无论何时小组委员会需要对他讯问，他都会“遵命”。委员会回电邀他自 动来到国会议员面前作证，但是，就在这时他却失踪了。正式发了传票，可是送传票人找不 到他。在整整六天中美国人都不知他死活。到了第七天，10月14日，经过预先安排，他忽然 在纽约罗斯福饭店露面，接下传票，并举行了一次座无虚席的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事先准备 好的声明。他说，事件的发展使他非常“苦恼”，因而他请假离开哥伦比亚，同他的妻子一 起到新英格兰去，“在那个地区的美丽的10月里……集中一下我的思想。”他不知道他被传 讯。记者感到很吃惊。各家报纸和新闻广播都在头条报道这件事，他怎么能不知道传票的？ 他 惨淡地笑着说，出于对美国国会的尊重，在他走上那个“适当的讨论场所”，也就是说走进 听证会厅之前，他不打算作进一步的评论。 接着11月2日他在听证会上露面，衣着朴素，看得出来并且自己也承认十分紧张。“如果能 够改变我过去三年的生活道路，我是几乎不惜任何代价的……关于善与恶，我已懂得很多。 但是善恶并不总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我确实是卷进去了，深深地卷进了一场骗局……我 几乎使自己相信我所干的，没有什么害处，因为在全国对待教师、教育事业，以及文化生活 的态度上，产生了这样好的效果。” 他接着说，后来他终于感到“万分不安”和“极为害怕”。他“多次”乞求节目主持人让他 离开。他们答复说将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让我下台。最后，有一位迷人的金发女律师也 来参加比赛，节目主持人之一“告诉我……我将输给她。我向他道了谢。”当公众开始获悉 问答节目是个骗局时，范多伦说他简直“吓得要死……我就干脆跑掉了……而我主要是 要想逃避开我自己”。存在“一条出路，这条路我当然考虑再三，那就是把真相和盘托出 ”。但是“从感情上说”，这是不“可能”的。后来传票发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改 变 了我的态度。我收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妇女写给我的信，她在加罗韦主持的问答节目中看见过 我，她说她赞赏我在那节目中做的工作。她告诉我，惟一的自处之道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加 以补救的方法（当然，她也并不透彻了解我干了些什么），是清楚地、坦率地、真实地承认一 切。我恍然大悟她是对的。”范多伦接着说，第二天早上，他鼓起勇气给他的律师打电话。 这位律师在听完范多伦所说的全部情况以后说：“上帝保佑你。”范多伦供词到此结束。他 放下原稿，转向检察官，向他微笑。 这是荒谬可笑的。迫使他认罪的是传票，而不是一个不相识的妇女。而且，如果他真的对节 目感到“万分不安”，那他也无须乎向节目主持人提出让他离开的请求，他只要在节目播放 时答错一个问题就行了。小组委员会的一位共和党成员、纽约众议员史蒂文？德鲁尼安看穿 了范多伦的欺诈行径。他对范多伦说：“我不认为有你这样头脑的成年人应当因为讲了真话 ，而受到赞扬。”可是其他的国会议员接下去恰恰就是这样干的。小组委员会主席奥伦？哈 里斯说他要“赞扬”他的坦率；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威廉？斯普林杰表示希望哥伦比亚大学不 要 “过早地”解除他的教职；伊利诺伊州另一众议员彼得？马克则说，他相信全国广播公司会 原 谅他；其他一些人则说他们要为他的“坚忍不拔”以及他那“触及灵魂”的“坦率”说明表 示“赞扬”。哥伦比亚大学则别有看法，在五小时后就宣布解除范多伦的职务；全国广播公 司在第二天也把他辞退。但是这可不是一个得人心的反应。听证会上的群众全站在范多伦一 边，为他和小组委员会中赞赏他的人鼓掌叫好，而对国会议员德鲁尼安的评论则报以冰冷的 沉默。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为他被撵走举行了抗议###。民意测验表明，四个美国人中有三 个人认为如果碰到相同的情况，“大多数人”都会像他那样干的。全国广播公司收到的群众 来信中，以5∶1的多数对他表示支持。 在范多伦和13名其他知名人物刚在纽约被控伪证罪，哈里斯小组委员会又提出了电视节目 弄虚作假的新证据。青少年文娱节目中头号唱片播送员迪克？克拉克承认他选播的唱片都使 他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这一般被叫做“暗中付回扣”。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约翰？多尔弗实 际上是为此事辩护的。他争辩说，这并不伤害任何人，而且如果企图加以控制，便将“破坏 我们所珍爱的言论自由”。就在这时，有人发现多尔弗本人就从一个他应负责监督的广播业 巨头那里接受了暗中的贿赂。艾森豪威尔接受了他的辞呈。但是，对这件事，公众似乎不以 为意。电视观众既然对这类事并不关心，那他们接受1960年那些索然乏味的联播节目也就不 足为怪。《剧艺报》曾说，如果说1959年是有奖问答节目年，那么1960年就是西部故事年。 这一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八个这样的节目，全国广播公司有九个，美国广播公司有11个 ——在每周主要的放映时间中总共占了个小时。 沐浴在艾森豪威尔的阳光之中七年之后，全国的舆论制造者，包括曾经支持过总统的人，逐 渐感到不耐烦了。早在1958年，《芝加哥每日新闻》就曾经问道：“很多事情都在吵吵嚷嚷 。 艾森豪威尔在干些什么呢？你所读到的都是关于他在玩高尔夫球的报道。是谁在治理这个国 家？”可是，读者们却依然无动于衷。总统在欧洲期间，副总统通过谈判结束了为时116 天的钢铁罢工，获得一次个人的胜利。民意测验的结果实际上未受影响，公众也 未加注 意。新近获得自由的刚果正在可悲的内战中流血，由贡勒上尉领导的老挝叛军推翻了昭？萨 松尼特首相的亲西方政府：而一般美国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两个国家在何处。在国内，报 业罢工使纽约的全部报纸停版，发生了一系列监狱暴动，班机上偷带炸弹事件也层出不穷， 其中一起是一个财迷心窍的青年放置的，他为要得到他母亲的保险金，把他母亲连带同机的 其 他所有的人一起都炸死了。根据调查，报纸头几版大都没有人看，读者喜欢的是连环画和体 育消息。当卡里尔？切斯曼经过八次缓刑终于在加利福尼亚处决之后，反对死刑的对此也表 示反对，但是这种人为数较少，普遍的冷漠感情似乎并未为一连串极为残酷、毫无人性的凶 杀所激动。这个时期凶杀事件之一是堪萨斯州的农场主赫伯特？克勒特，连同妻子儿女一家 被害。《时代》周刊在1959年11月30日的一期上刊登了关于这一罪行的报道，大标题是“蓄 意的谋杀”，这时读者中包括一位名叫杜鲁门？卡波特的作家。 那年流行一时的滥调是到处用“什么的”，把这个字眼当做口语中的标点符号。格林斯博罗 的黑人在搞“抗议什么的”，罗曼斯就是搞“爱情什么的”，梅特里科尔就是“节食减重什 么的”，艾尔弗雷德？希契科克的《精神分析》是“让人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