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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拿破仑命令拉纳将军的师团和拉尼斯的师团在比凯特做好迎敌的准备，梅努将军和克莱贝尔将军攻占马地亚湖地区。7月24日晚上9点，拿破仑抵达比凯特附近的战地指挥部时，命令缪拉由4个步兵营配合作战的骑兵在4小时内进攻土耳其登陆部队，拉纳和拉尼斯从左右两翼策应，命令马尔蒙进攻西面阿布基尔和亚历山大之间的地区，命令克莱贝尔从罗塞塔向阿布基尔推进。
7月25日凌晨2点，法军仅有的几门大炮突然发起了猛烈的轰击，向势均力敌的穆斯塔法·帕撒军发起了全线进攻。缪拉首先冲破了敌人的由壕沟筑成的第一道防线，随即又向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攻击，该防线有30多艘炮舰做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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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是我们决胜的因素，”事后拿破仑向督政府报告道，“骑兵突破了土耳其人的右翼，展开了一场可怕的屠杀……敌人纷纷跳海，向一英里开外的英国炮舰游去，但几乎全部溺水而死。这是我平生所见的最恐怖的一幕。”
拿破仑只花了11个小时就打败了土耳其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该战役中2；000土耳其人被杀死，4；000多人溺水死亡或被俘。侥幸逃脱的土耳其军队躲在半岛顶上的阿布基尔要塞顽抗，一周后向梅努的军队投降。土耳其军队在转瞬之间几乎全军覆没。而法军牺牲了仅不到1；000人。这是拿破仑自到达埃及后的第一场真正的胜仗。
两天后，拿破仑将他的主要指挥官派回原来的位置，将德塞派回驻守上埃及，拉尼斯回到梅努夫，克莱贝尔回到达米亚塔。通过对土耳其战俘的审讯，拿破仑得知土耳其的一支生力军正在从大马士革赶往开罗途中。因此，拿破仑将雷尼尔派回到萨尔黑亚加强防御。1799年7月27日，拿破仑高度赞扬缪拉将军“在阿布基尔战役中取得的辉煌胜利”，这是拿破仑少有的一次对下属的高度赞扬。由于土耳其军队的不堪一击，英国和俄国海军支持下的土耳其军联合作战宣告失败。在这次战役中拿破仑失去了第四名高级副官吉博特，缪拉等将军受伤。拿破仑将亚历山大要塞以他牺牲的科西嘉朋友卡弗雷里的名字命名。
“在这次战役之前，阿布基尔的名字受到每一个法国人的憎恨；7月25日的战事赋予了它无上的光荣。” 8月1日，拿破仑对准备开拔到开罗的军队演讲道，“就此一战， 我们就迫使英国人不得不与我们的共和国达成体面的和平，尽管他们以前在海上取得了胜利。”
8月11日，拿破仑班师返回开罗。虽然他打了胜仗，但是情绪仍然很糟。从英国军舰那里得到的报纸上，拿破仑得知在他远征埃及期间，欧洲又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法同盟——儒尔当将军在莱茵河地区一败涂地；舍雷尔的意大利军在里沃利和其他地方都吃了败仗；英国海军成功地封锁了法国和西班牙；科浮岛已经丢失；马耳他遭到英国海军封锁，即将失守。远征军虽取得辉煌胜利，却远在异国，远水救不了近火，他也成了“自己征服的囚徒”。
与此同时，土耳其正在从陆路和海路调集兵力，埃及大部分地区仍未征服。拿破仑和他的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恶化。克莱贝尔仅出于对共和国的爱和责任感才勉强为拿破仑服务，但是德塞看来没有服从拿破仑早先下达的放弃南部向巴尔拜斯进军的命令。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拿破仑怒斥道：“得知你的行为后我一点都不高兴，将军公民……不论你的地位如何，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拿破仑还第一次抱怨他最喜欢的扎约翁谢克将军无能。
最令拿破仑不安的是，尽管有蒙日在埃及科学院，但那里却仍然在酝酿着新的危险，公开的反叛情绪日益严重。因此，在得胜回到开罗后的第二天，拿破仑秘密地通知冈托姆将他最近在叙利亚和阿布基尔取得的战利品装船。拿破仑告诉冈托姆，他很快就会回到亚历山大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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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通往大马士革之路（5）
虽然拿破仑离开埃及的计划是绝对机密的，不允许走漏半点儿风声，但在亚历山大港准备船只的蛛丝马迹还是引起了一些流言蜚语。除了布列纳、冈托姆和贝尔蒂埃之外，拿破仑连对蒙日也没有透露此事——因为蒙日不善于遁词， 怕他被人追问吐露真情，所以直到离开的那天才通知他。8月17日，迪盖对拿破仑抱怨道，“他们说您要离开埃及回法国，说您要带走蒙日、贝托莱、拉纳和缪拉”；尽管这只是谣传，但是“大大动摇了军心，希望您立即对此予以驳斥”。
为了掩人耳目。拿破仑派人放风说，他要去上埃及考察尼罗河三角洲。“我明天一早就要到三角洲去视察民间究竟有些什么不公正的情况，并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在17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这样说。对迪盖，拿破仑含糊其辞地说他要去地中海“研究敌人在地中海海岸的形势”。蒙日在埃及科学院受到同事追问时十分尴尬，假装糊涂，吞吞吐吐。他现在已经肯定传说是真的了。面对满腹狐疑而且很不想留在埃及的诗人格拉德梅森的再三追问，蒙日回答：“我的确一无所知。我想我们是要到下埃及去。”
8月17日晚10点，拿破仑的马车停在了埃及科学院门前，蒙日、贝托莱和德农匆匆带着行李上了车，向他们被出卖的同事说再见——尽管有些尴尬，但无疑有些脱离苦海的感觉。蒙日离开了他亲手创建的科学院，并从此不再回来。在厄尔费宫拿破仑的驻地，拿破仑向他的情妇波利娜·富雷丝随意地吻别，拿破仑告诉她他只出去几天就会回来的。事实上，他并不打算再见到她了，他从此也再没有见到她。
午夜时分，拿破仑带着他精心挑选的随从，包括布列纳、迪洛克①、拉瓦莱特、儒贝尔和法国未来的元帅：拉纳、缪拉、贝西埃尔②和贝尔蒂埃一行前往亚历山大。格拉德梅森要求同行，在蒙日的说情下，拿破仑勉强同意。
拿破仑一行四五百人抵达亚历山大港后，会见了梅努将军，命令他继续留在埃及。拿破仑又安排了一场明知自己不能赴约的约会，他邀请克莱贝尔将军到罗塞塔来，同他会商极为重要的事情；他留给克莱贝尔一封信，任命他接替自己，为埃及远征军总司令，负责指挥这支面临土耳其军再次进攻的军队。
在信中拿破仑说由于法国的形势危急，他不得不抱着深深的遗憾离开埃及，他有责任回去挽救祖国的命运。他还留下命令，让朱诺和德塞于秋季回国。拿破仑向克莱贝尔保证一旦回到法国，他会给埃及军补充必要的武器弹药和军需以及“能弥补最近几次战役损失的足够的生力军”。但是，如果埃及的形势继续恶化，拿破仑指示克莱贝尔：
你有权在允许你们撤离埃及的原则基础上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和平条约……因为我乐于以后世的好评作为我一生中艰难困苦的报偿，我是抱着深深的遗憾离开埃及的。国家的利益、国家的荣誉、天职的责任感和国内发生的非常事态使我决定冲破敌人的舰队的重围， 回到欧洲。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我委托给你的军队是由我的孩子们组成的……他们给了我他们的爱。
拿破仑相信这封信到克莱贝尔手上时，自己已经到海上了。正如布列纳说的那样，拿破仑没有勇气面对面地将信交给他的继承人克莱贝尔：“他想以此方式逃避克莱贝尔的责备和他倔强憨直的脾气。”拿破仑给克莱贝尔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让克莱贝尔收拾由于自己的失算造成的埃及残局。克莱贝尔与拿破仑早先发生冲突之后，一直对拿破仑心怀不满；他在收到这封信后说了些什么，无从考证。
就在23日起锚之前，拿破仑给迪盖送去一封热情的信，信中说“一项紧急任务”要求他立即回法国去，并允许他回法国去担任立法院的职务。在其后的一封信中他告诉督政府：“我离开埃及前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妥当……尼罗河比过去50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可是，事实上，他留下的是焚烧的村庄、空虚的财政、一支受到战争、气候和瘟疫重创的士气十分低落的军队，随时可能遭到充满复仇和敌意的穆斯林的打击。在军中拿破仑的名字遭到众人的诅咒，除了德塞和已故的卡弗雷里之外，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提出过辞职和返回法国的要求。一支3万多人的军队，现在只剩下了不到12；000人。接替指挥的克莱贝尔在次年的6月，在他的花园里被身藏利刃的阿拉伯人刺杀身亡；而德塞后来的确回到了拿破仑的身边，在马仑戈战役中帮助拿破仑转败为胜，自己则饮弹身亡。接替克莱贝尔的梅努皈依了###教，改名为阿布杜拉，娶了一位年幼的阿拉伯少女为妻，他以叛国罪逮捕了忠实的雷尼尔将军并于1800年投降英国。埃及的大灾难就此告一段落。或者借用布列纳的说法：“损失惨重的远征就此告终。”
第十一章 通往大马士革之路（6）
对于拿破仑来说，远征埃及是他生活和事业的转折点。他对自己曾经热情爱恋的约瑟芬的信任动摇了，特别是后来证实她没有能力生儿育女后，他们的婚姻就此破裂了。对于法国军队，这场远征也是个十字关口。大多数军官后来都被英国人遣返回国，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忘记并宽恕拿破仑在关键时刻抛弃和背叛他们的行径。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晋升高位，有的甚至当上了法国元帅，但他们都知道拿破仑·波拿巴是个言而无信的人——他在关键时刻是会为了保存自己而舍弃别人的人。拿破仑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观念都是有限的。当法国在欧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远征埃及显得毫无战略意义。再者，这场战役的轻率构思和草率的执行使2/3曾经对他寄予厚望的法兰西共和国远征军命归黄泉，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惨遭失败的远征可能是拿破仑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当他经过40多天的艰难航程，成功地躲过英国舰队的拦截，于1799年10月9日回到法国南海岸在圣拉菲尔海湾登陆时，30岁的拿破仑·波拿巴受到了人们的狂热欢迎，他们并不知道他在埃及遭到的巨大灾难，却只知道他是率军攻克了马耳他、金字塔和埃及的英雄，是法兰西共和国从异教徒手中夺取开罗的十字军战士，是在阿布基尔大败土耳其军的总司令。这为他作为一名征服英雄回到巴黎扫清了道路。
拿破仑又一次获得了成功，这是克莱贝尔永远无法理解的。
第十二章 政变的前奏（1）
1748年5月3日，在路易十五的统治年代，在宁静的弗雷瑞斯（Frejus）海港的一个邮政局长和忠顺的皇家收税人家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这个男孩有朝一日会动摇波旁王朝的根基并成为国王的葬送者。
出身微贱的西哀士①很幸运地出生在一个注重孩子教育的家庭。他被父母送进了弗雷瑞斯的耶稣会学校，后来进了德拉吉尼安的由基督教义派办的学院。17岁时，他被送到在巴黎都享有盛名的圣絮尔皮斯小修院继续深造（年轻的塔列朗当时在其姊妹学院圣絮尔皮斯神学院学习）。5年之后，学业平平的西哀士突然提出了离开了学院的要求，原因没有公开。牧师只是说他们并不希望有这个荣幸将西哀士视为自己学院的产物。于是，两年后，1772年7月28日，西哀士作为一名牧师离开了圣菲尔曼天主教遣使会神学院。孩童时代的西哀士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军人，但是由于身体孱弱、慢性疾病和近视眼，他只能在教堂找到一个差使。这时他已经24岁而且天生就对教会的权威具有反叛情绪。虽然如此，由于他天生的能力和毅力，加上一些有权势的朋友，包括弗雷瑞斯主教的帮助，他获得了成功。担任教堂执事对于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顺利的开端。他孩提时代的英雄——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渐渐被有头脑的巨人所取代，从此以后，卢梭、孟德斯鸠、笛卡儿、孔狄亚克和爱尔维修等政治家和哲学家的书籍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他对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约翰·洛克特别感兴趣。西哀士的日常生活和他所读的书籍都反映出他绝不是一个虔诚的信仰宗教的绅士，他希望出人头地而不愿碌碌无为，不久他当上了特雷吉尔大主教约瑟夫·德·吕贝尔萨克的秘书。这个冷酷的牧师并没有将牧师誓言当一回事，偶尔偷享着与情妇幽会的乐趣，并频繁地到大主教位于布加瓦的幽雅田庄休息。这个孤僻严肃、很少交友的年轻人的真正兴趣并不是这些世俗的乐趣。在主教的大力提携下，他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