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研究了性压制的历史和性压抑的病因，人们就会发现，不能把它们追溯到文化发展的开端，换句话说，压制和压抑不是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是到了相对较晚的时候，随着权威主义父权制的建立和阶级分化的产生，性压制才开始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个阶段，性兴趣普遍开始服务于少数人对物质利润的兴趣。在家长制婚姻和家庭中，这种状况采取了一种稳固的有组织的形式。随着性的限制和压制，人类感情的性质起了变化；一种性否定的宗教开始出现，并逐渐演变成它的性政治的组织，即有着自己和先驱者的教会，它的目的不过是根除人的性欲以及由此而来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幸福。从现在盛行的剥削人类劳动力的角度看，所有这一切都有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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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性压抑的社会功能（3）
为了理解性压制与人类剥削之间的关系，有必要考察一下使得父权制权威主义社会的经济情况和性经济情况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基本制度。如果不把握这种制度，就不可能理解一个父权制社会的性经济和意识形态过程。对一切时代、一切国家和每一社会阶级的男男女女的精神分析表明：社会经济结构同社会的性结构和社会的结构再生产的交错，是一个人最初的四五年里在权威主义家庭中进行的。后来教会只是继续了这种作用。因此，权威主义国家从权威主义家庭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家庭成了塑造国家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工厂。
我们已经发现了使得权威主义体系的性利益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制度。现在我们应该探询一下这种结合是怎样发生的，怎样起作用的。不言而喻，只有当一个人完全意识到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时，对反动的人（包括工人）的典型性格结构的分析才能有答案。对儿童自然的性活动的道德禁锢（其最后阶段严重损害儿童生殖器的性活动），使儿童感到害怕、羞愧、畏惧权威、顺从，以及权威主义意义上的“善良”和“驯良”。它对人的造反力量起了一种削弱作用，因为人们极为畏惧每一种至关紧要的生命冲动。既然性是一个被禁止谈论的话题，那么一般的思想和人的批判能力也成了被禁止的。简言之，道德的目的是产生逆来顺受的主体，这些主体不管多么悲伤和蒙耻都要适应权力主义秩序。因此，家庭是小型的权威主义国家，儿童必须学会适应家庭，以便为后来总的适应社会做好准备。人的权威主义结构——这应该是明确确定的——基本上是由于性禁锢和性畏惧嵌入性冲动的生命本质中而造成的。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普通的保守工人的妻子的情况，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了为什么性经济把家庭当作权威主义社会体系再生产的最重要源泉。在经济上，这种妻子像自由的劳动妇女一样是悲忧的，有着同样的经济状况，但她投票支持法西斯主义党；如果我们进一步弄清楚普通的自由的妇女的性意识形态同普通的保守的妇女的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实际差别，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性结构的决定性重要性。保守的妇女有着反对性活动的道德禁锢，使得她意识不到自己的社会状况，这些道德禁锢使她害怕“性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而也使她稳固地听命于教会。从理论上说，有这样一种情况：那些机械地思考问题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假定，当经济上的痛苦又加上了性痛苦时，人就会特别敏锐地辨别社会状况。如果这个假定是真实的，那么，大多数青少年和大多数妇女一定比大多数男子更喜欢造反。但现实显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经济学家完全不知道如何对付它。他发现不可理解的是，反动的妇女甚至对他的经济纲领不屑一顾。我们的解释是：对一个人首要的物质需要的压制所达到的结果不同于对一个人的性需要的压制所达到的结果。前者激励造反，而后者——就它使得性需要被压抑、不被意识到并作为一种道德防卫而固定下来而言——则阻止向这两种压制进行造反。的确，这种对造反的禁锢本身是无意识的。在普通的非政治的人的意识中，甚至找不到它的痕迹。
结果造成保守主义、畏惧自由，一言以蔽之日，反动的思维。
依靠这个过程，不仅性压制加强了政治反动势力，并使群众个体成为消极的和非政治的，而且它还在人的性格结构中产生了第二种力量——一种积极支持权威主义秩序的人为兴趣。如果由于性压抑的过程，性不能得到自然的满足，那么性就要寻求各种各样的替代式的满足。例如，自然的攻击性被扭曲成野蛮的虐待狂，这种虐待狂构成了由一些人煽动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群众心理基础。再举一例，从群众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军国主义的效果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种力比多机制上的。同我们博学的政治家相比，实际上一个售货女郎或一个普通的秘书更能理解一套军服的性效果、有节奏的正步走的刺激性欲的效果、军事程序的表现癖的性质。然而，政治上的反动势力却故意利用这些性兴趣。它不仅为男人设计了华丽的制服，而且还把征募新兵的事情交给有魅力的妇女来干。在结束本章时，我们不妨只提一下好战的政权征募新兵的招贴画，上面写着：“到外国旅行去——参加皇家海军吧！”而且用外国女郎的形象来描绘外国。为什么这些招贴画有效力呢？因为我们的青年已由于性压制而开始在性生活上挨饿。
第十讲 性压抑的社会功能（4）
禁锢自由意志的性道德，以及那些顺从权威主义兴趣的力量，从被压抑的性活动中获得了它们的能量。我们对“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过程的一个本质部分有了更好的理解：性禁锢大大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性格结构，以致他的行动、感情和思想都违背了他的物质利益。
因此，群众心理学能使我们具体说明并解释列宁的观察。1905年的士兵在他们的长官身上不自觉地感知到了他们童年时的父亲形象（凝固为上帝的概念），这些父亲否定了性活动，扼杀了生活的乐趣，但人们既不能也不想杀掉他们。士兵的悔悟及其在夺取权力后的犹豫不决，是其对立面的表现，即转化成怜悯的仇恨，怜悯是不可能变成行动的。
因此，群众心理学的实践问题是唤醒那些总是帮助政治反动势力取得胜利的消极的大多数人，并清除那些阻碍从社会经济状况产生的自由意志发展的禁锢。一旦摆脱了各种束缚并纳入自由运动的合理目标的渠道，普通人民群众的心理能量就能在足球赛上激发起来，笑谈廉价的音乐喜剧就不再会被阻止。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进行了下列性经济考察。
节选自《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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