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子就边做边喊口号以遮蔽视听，“斯大林同志万岁！伏拉基米尔万岁！英勇的红军战士万岁！啊，啊，啊，啊！”喊到高潮时刻时，人们当然会觉得两口子声音不对劲，因为那种强弩之末崩溃之极的声音生理正常的人都听过而且都喊过……但在那样一个时代，农场的人们又不敢说，于是纷纷都夸他们两口子思想真进步，对领袖真忠诚。
我说了，人类居住的情形和豪猪类似，远了太寒冷，近了刺扎得肉疼。这个度实在太难以掌握了，总体说来，这将和具体居住者的个性有关。比如说你是芙蓉姐姐，那你太适合住大杂院了，你将有机会每天在大院里真人直播自己的生活细节和隐私，活蹦乱跳的做国色天香S状；如果你是诗人海子，那你只适合住在昌平某仓库改装的房子里，最后孤独地死去。但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凡人，住的地方很难由己愿，都被开发商忽悠着过日子。
我相当不同意“中海名城”的格局，这个外表清新动人的楼盘有两处致命伤，一是日后交通会异常堵塞，二是它几乎就是一个大杂院，上千户人家挤在一个没有隔断的院子里，总有一天它会成为我们小时候大杂院的翻版，特别适合老百姓晚饭后穿着拖鞋剔着牙花出来东家长西家短的，说：“哎呀，昨天晚上我听到陈二娘家又打架了，连茶几都整翻了”，等等。
在这一点上，“置信丽都”就相当人性化，它把整个小区分隔成四个彼此独立的区域，每个区域不超过四幢楼，这有效制止了人流如织的可怕情形；但丽都也有一个败笔，它的C区搞了一个所谓“空中花园”，说穿了就是每家有一个硕大阳台可以种花养鱼，一度让有拨特希望回归大自然的家伙心仪。但问题是，要养花种###可以买别墅，不济也可以买底楼，为什么要搞得11层楼层层都像苗圃专业户，充斥着复合式肥料的臭味不说，还特招蚊子。这种设计违背了阳台的初衷，阳台是用来采拮阳光的，不是用来搞蚊蝇天堂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海子有那么美好的理想，但遭遇了那么糟糕的现实。现实是，房产商要么在真空中把你弄得很孤独，要么在人潮里把你弄得很烦躁，你就想像豪猪那样寻找一个合适的距离都不行。
来个“自然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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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说来，人的生活质量是越来越差了。人在刚刚从树枝上下来时，直立着双腿，屈伸着前臂，想吃果子吃果子，想在草地上打个滚就打个滚，两眼澄明无邪，遇到路过的母类人猿就欣喜若狂，鼻翼微歙，情商较高的兴许还噙着双指打个唿哨。
最关键的，那时候人（猿）们有很多的“自然醒”，除非遇上猛兽来犯，他们都可以一觉睡到大中午，两眼睁开时就是花香鸟语，没有心事，没有官司，没有同事之间的猜忌和老板的欺轧，当然也不会有每个月烦人的按揭款子。所以我认为科技进步的功德没有人类想象的那样伟大，我曾经的朋友兼优秀的乐评人张晓舟就有句名言：“科技让我很麻烦”，科学技术可以让我们拥有3G手机、拥有航天飞机、拥有网络迅驰，这一点很牛逼，但也很###，###的是我们没有因为这些科技成果而心情舒畅，反而沉重烦躁无比。比如说远古时代的人类就没有像我这样每周一早晨为交居周刊的专栏而突然惊醒的，编辑高燕总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对睡眼惺忪的我说：“为了广大购房者，你少睡会儿嘛”，其实我知道，广大购房者并不那么待见李承鹏，我们唯一的共同追求可能就是能够经常来个“自然醒”。
我来解释一下所谓“自然醒”，它是作为动物最天然的权利，但成为现代人类后被无情剥夺了。比如说我的朋友，居周刊的策划者老朱，作为滚滚红尘中一粒沽名钓誉的分子，每天早上都是被一阵疯狂的电话铃惊醒的，要么是上司的责骂，要么是下级的求助，要么是银行的催款，要么是女儿的老师要他去趟学校，有一次甚至是“芙蓉姐姐后援团”邀请他去参加网络答辩……老朱很可怜，这个当年有一把齐秦式长发的男人，现在每天起床都会在枕头上发现一大把头发横陈得怵目惊心，然后抹很多的摩斯水在越来越秃的头顶上假装很精神的样子再战红尘。
在现代居住中，更多的是挑剔住房的硬件，但很少重视精神领域的品质，作为住房，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能让你睡个好觉，安稳、祥和、不要因工地上野蛮的卡车或邻居家婆媳纠纷而醒来。昨天和陈家刚先生吃饭时谈到一个话题是关于卧室尺寸的：不能太小，太小就会让你感觉像住鸟笼，醒来后压抑的感觉十分的不好；也不能太大，现在有些暴发户以为大卧室代表着身份，但就连刘晓庆阿姨都说过：“吃不过三顿，睡不过三尺”，太大的卧室很空旷，作为｜｜穴居动物的传人，醒来后会有被遗弃在荒野的印象，很恐慌，非常不利于“自然醒”。这一点法国人最好，他们把卧室分为四大块，睡眠区、梳妆区（衣帽间）、洗浴区、入厕区。睡眠区只占整个卧室的三分之一强面积，而且不能超过二十五平米。所以法王与蓬皮杜夫人的很多浪漫故事也就顺利发生了，要是在中国式卧室里，只适合发生“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凶杀案。
睡觉本来是补充体力、调整思路、忘掉烦恼的地方，现在却成为让你做恶梦的地方，至少早上在起床时就像受过一次刑，再睡三分钟，再睡五分钟，再睡到下一个电话响起，当你与床铺讨价还价时，起还是不起，这真他妈是个问题。
人民有“自然醒”的权利，但开发商总是从利益最大化来考虑，所以现在所谓“大盘”越来越多，恨不得一个楼盘就装进去二万人住，那天我给住在“中海名城”的哥们说“这个小区太大太杂了”，但哥们还年轻，他现在需要的不是优质的睡眠而是激越的活动，所以他说“我就喜欢这样的大型区域”。乖乖，在国外，这样宏大的社区极为罕见，因为国外开发商较有人性，他们怕这样的社区容易引发邻里官司，同时也认为自己的主业并不是生产罐头。
理想主义的境界很难实现，但像柳永柳三变那样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也不错，因为这至少符合人的真性情；而诗人海子的“早晨是一只花鹿，踩到我额上……世界多么好”则是很远古情怀的意境，但可惜的是，现在我们醒来不是抚到一只可爱的花鹿睁大眼睛傻乎乎看着你，而是惊慌失措地在枕头下抓找该死的手机，以查看未接电话和短信息。
人生真的很无助，区区一个“自然醒”，竟如此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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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铁，剧情需要
演《巴黎，最后一班地铁》时，我还小，所以只记得好像是一个女人在最后一班地铁等待一个男人，最后等没等到我记不清，只记得那种等得海枯石烂的感觉很骚情，我们班那些胸部开始微微隆起天天抄看琼瑶、席慕容的女生们，从影院出来时纷纷眼睛红红，像一只只小白兔。
上演吕克·贝松的《地铁》时，我正过着暗无天日的加班的日子，每天穿梭于北京苹果园至石景山的地铁干线中，只能遥想品味大师导演的作品然后继续像一个农民工般苦苦挣扎；还有《黑客帝国》，也有地铁，不过我必须承认我没看懂，只是觉得电影里“从此站到彼站”的演绎有违我们中学物理老师教给我们的时空道理。
无论如何，地铁是如此的让我认为它是生活的一种标准，一种很文艺的标准，一种很白领的标准，如果说“小姐出的汗是香的，焦大的汗是臭的”，那么挤公交车的汗是臭的，坐地铁出的汗是香的，地铁，也是一种阶级了。
所以，虽然我和“老朱”间存在若干严重分歧，但在地铁这个问题上却是惊人吻合的，那天“老朱”目光怔怔地看着《成都晚报》某版，声情并茂地说：想不到我老朱也有今天。老朱以为，作为一个成都人，平生所恨就是常居地没有一条地铁线，这让他在上海丈母娘那里很没有面子，丈母娘每次到成都就会说：我姑娘跟着你算是受尽苦头了。没有地铁，成都只不过是西南最大的一个县城；有了地铁，老朱就可以不让丈母娘她姑娘饱受公车之苦。老朱谋划，在2010年成都首条地铁线开通之时，他将在消除阶级自卑感的前提下邀请丈娘坐上一整天，并铺红地毯。
地铁很文艺。前几天我去韩国采访东亚四强赛，每天坐着地铁前往赛场和驻地，每天都幻想着《我的野蛮女友》的情景出现，突然出现一个寻死觅活的全智贤，我会义不容辞地冲上去把她从地铁的死亡线上拉回来，再展开一场极其重要的感情——当然实际情况远没有那么浪漫，反而是那天我想着全美人，把站坐过了足有七个之多，幸亏一个会说几句汉语但长相很芙蓉姐姐的韩国女人的指点，我才能从一条流浪狗的状态把稿按时发回报社。
总之，我不愿从什么投资、商业角度来歌颂“地铁一号”的即将诞生，因为商海波谲云诡，十年八年之后的事情多么地不靠谱；我只愿从比较文艺比较生活的角度来预测，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冷气充足的前提下不再嗅到突然窜来的莫名气味，比如说我们可以穿着正装去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衣服被挤得皱褶不堪，比如说我们可以好整以暇装作看报但决不会让任何一个白领丽人逃过法眼，更比如说，那种心照不宣、适度冷漠的乘车感足以让你领悟几分《2046》的空灵境界，至少是假装领悟。
地铁是如此容易产生故事，很难统计出到底有多少影视作品中动用过地铁这个故事道具了，我总结原因如下：一、地铁很洁净，你很难想象在成都第53路公交车上会发生什么淡蓝色的故事，中国的公交车只适合发生秋菊打官司或“反扒高手”这样的影视剧；二、地铁上没有野蛮驾驶的司机和粗俗不堪的女售票员，不会因为出现擦挂事件让我们被迫全体下车，或者一边给“超女”发着声援短信一边回头骂：“你娃弯脚杆嗦”；三、地铁铁玻璃窗的高反光度，足以让你看清每一个上车的年轻女性的粉底，你不用无礼地正面交锋就可以清晰观瞻，每个人其实变成了玻璃瓶里那条鱼儿。
当然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产生出那种“失之交臂”的破碎虚空，无论是韩剧里《触不到的情人》，还是港片的《向左走，向右走》，甚至连内地的《开往春天里的地铁》，都会让我们因秒的错失而耽误姻缘（当然因剧情需要只是暂时），电气门一开一关之间，弄得很百转千回的滋味；不像公车、出租车、自行车，你跑八里地之外了也可以在拥堵的地面把你截获，吼：“你娃刚才少找我钱！”……
所以，我不觉得成都地铁一号工程的到来是一次交通的的改善，它其实是一次人民群众文艺生活的丰富，不要给我说成都的地下水不容易对付，不要给我说我们脚下的土质疏松，号称“娱乐第一城”的成都最适合拥有地铁，剧情太需要了！
所以，我真的很建议为此来一个关于地铁的文艺广告片，请王家卫先生来拍（这东西一定不要张艺谋那陕北娃弄），清一色的成都超女清丽可人站在站台黄线后，齐唱：“超级地铁，想坐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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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的表情（1）
北京人和上海人见面互吹牛逼，最后就吹到各自的地铁，北京人说：“咱北京地铁那人叫多啊，你猜怎么着？那天我媳妇儿下班遇上地铁高峰，生生把怀了四个月的孩子给挤没了”，上海人一听急了，说；“阿拉上海的地铁人才多，那天我太太也遇上下班高峰，人挤人啊，竟让我媳妇儿给怀孕了”。
其实这两个人一个都没去过纽约，要是这段子放到纽约就应该是，“那天妻子遇上地铁高峰期，上帝啊，竟怀了一对双胞胎，而且是一黑一白”。
看过《纽约大劫案》的人都知道，纽约的地铁在上下班高峰期完全像地狱，当然“大都会”的人民素质高，必不至于真的就怀上双胞胎，但外乡人初乘纽约地铁，肯定会迷路，会有种被人流碾碎的恐惧。1999年美国女足世界杯时，我们在纽约盘桓了几天，为防患于未然常常三人以上出行且带好详细地铁图，不幸偶尔还是有整编制的同行短期失踪，不仅因为分不清“一号线”与“二号线”区别在哪，而且还常常坐错方向。那时候出国是件稀罕事，中国记者基本上像农民。
美国人有钱，地铁普遍建造宏大，但比起俄罗斯就小巫见大巫了。俄罗斯这个国家什么都追求巨大，不仅男人女人、街道建筑，飞机武器大，地铁也很大，这和当初他们泛军事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