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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黑回绒缠绕的自行车驮着田福堂，已经到了罐子村。
他突然灵机一动：干脆让我上去先给少安他姐说一声，让她高兴一下。
他把自行车撑在罐子村的公路边，就上兰花家去了。罐子村谁家住什么地方他都熟悉。
当他走到兰花家门前，才发现门上吊把锁。
田福堂于是扫兴地转过身，背抄着手又回到了公路上。
他对自己不满意地摇了摇头。他本来就应该想到，满银一出事，兰花就肯定会跑到双水村她娘家的门上去了。另外，他对自己更不满意的是，他的行为看来似乎是向少安一家人邀功讨好一般！真是，他田福堂什么时候学得这么下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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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有点面红耳赤地又骑上自行车，很快向双水村赶去。
他到了双水村村头，跳下车子，隔着东拉河向对面农田基建工地喊：“高虎！杨高虎！你过来一下！我有个事要给你说！”
他没听见高虎应声，但看见孙玉亭从对面河畔的小路上转下来，淌过东拉河，过他这边来了。
玉亭过了河，一边从土坡往公路上走，一边问他：“公社的会完了？”
他给玉亭“嗯”了一声。他看见玉亭还是那副样子，破棉袄襟子的两颗钮扣之间，别一卷子学习材料，两只烂鞋补钉缀补钉，想往快走，但为了将就那双鞋，两条腿绞在一起，急忙走不前来。田福堂被这位忠实助手的硒惶样子都快逗笑了。他想起他还有几双旧鞋，干脆送给玉亭去穿吧！孙玉亭上了公路，走到他面前，说：“高虎不在，带着枪到神仙山打山鸡去了……什么事？”
田福堂说：“公社决定，叫把罐子村你那个侄女婿放了。徐主任有事，今天不回来，让我把这话捎给高虎和你……”
孙玉亭听了十分高兴——这事情如此处理对他也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崇拜地看着田福堂，说：“这肯定是你在公社说了话！”
田福堂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说：“不管怎样，让满银回罐子村去吧。高虎不在，这事你过去说一下就行了！”孙玉亭犹豫了一会，说：“你还是晚上给高虎说这事，让他宣布。我和满银远近算个亲戚，我宣布这事，怕政治影响不好……”
田福堂很满意玉亭同志政治上的精明，说：“这也好。毕了我给高虎说。反正今天也快收工了，让满银再受一会罪吧！”
田福堂说完，就推着自行车回家去了。孙玉亭又按原路返回了农田基建会战工地。
……第二天早晨，王满银在老丈人家吃完饭，就和兰花带着两个娃娃起身回罐子村了。
王满银已经累得象散了骨头架；一绺头发聋拉在汗迹斑斑的额头上，手里拉着四岁的女儿猫蛋，松松垮垮地走着。不过，终于释放回来了，他脸上带着说不出的轻松和愉快，一路走，一路嘴里还哼哼唧唧吟着信天游小曲。兰花把两岁的儿子狗蛋抱在自己热烘烘的胸脯里，跟在她的二流子男人身边，也喜得眉开眼笑。
半路上，兰花心疼地对男人说：“家里还有六颗鸡蛋，我回去就煮！你和猫蛋狗蛋一人两个！”
王满银高兴得嘴一咧，竟然放开声唱了两段子信天游——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莹莹彩，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
五谷里（那个）田苗子，唯有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数上（那个）兰花花好……兰花脸涨得通红，跑过去用她那老茧手在王满银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王满银脖子一缩，眼一瞪，嬉皮笑脸地把舌头一吐——他这副鬼样子把两个孩子逗得直笑……
第十六章
时间过得既漫长又飞快，转眼间就到了夏天。
这是黄土高原一年里再好不过的日子了。远远近近的山峦，纵横交错的沟壑和川道，绿色已经开始渐渐浓重起来。玉米、高粱、谷子、向日葵……大部分的高杆作物都已经长了大半截。豆类作物在纷纷开花：雪白的黄豆花，金黄的蔓豆花，粉红的菜豆花……在绿叶丛中开得耀眼夺目。就连石圪节这样往日荒凉的集市场上，也已经出现了一些瓜果菜蔬，给这条尘土飞扬的土街添了许多斑斓的颜色。
再过几天，就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初伏就要开始了。紧接着就是大暑——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已经到黄经１２０°的太阳，象一个倒扣着的火盆子无情地烤晒着大地。
城里人都已经穿起了凉快的短袖衫。一到中午，原西河里就泡着数不清的光屁股小孩。
除过遇集的日子，平时县城的各机关很少能找见办公的干部。他们每天上午都纷纷扛着老镢铁锹，戴着草帽，到城外的山上修梯田去了。农业学大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每个单位都有修地任务，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批评。
下午，各机关又通常都是政治学习，一周最少也得占四个下午。《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不断发表社论和各种署名“重要文章”，要求大家批判小生产，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刘少奇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警惕商品交换原则对党的侵蚀等等。同时还要求各级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且为此推出了一个“新乡经验”……整个社会依然保持着一种热热闹闹的局面。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报上看，不时有某一位复员战士和某一位工农兵大学生，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来到黄土高原的小山村当了农民。尽管这些人在以后的年代里都象候鸟一样飞去而且再不返回来，但当时倒的确让一些人有了宣传“革命形势大好”的典型材料。
县上的中学也不例外。除过每天劳动半天，各班还组织了学习马列“三结合”领导小组。共青团和红卫兵组织并存。领导、教师、学生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青年团的任务》等等规定的篇章，开展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同时学校还组织各种“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奔赴各个公社、大队去搞宣传演出……但是，对于黄土高原千千万万的农民来说，他们每天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真正强大的敌人：饥饿。生产队一年打下的那点粮食，“兼顾”了国家和集体以外，到社员头上就实在没有多少了。试想一想，一个满年出山的庄稼人，一天还不能平均到一斤口粮，叫他们怎样活下去呢？有更为可怜的地方，一个人一年的口粮才有几十斤，人们就只能出去讨吃要饭了……
孙少平好不容易在县城的高中熬过了半个学期。这第二个学期刚开学不久，他的情况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在大部分的日子里，他还是要啃黑高粱面馍，并且仍然连一个丙菜也吃不起。在上学期刚上学的那些日子，他对自己是否能上完两年的高中已经没有了多少信心。他曾想过：读半年高中回农村当个小队会计什么的，也可以凑合了，何必硬撑着上学受这份罪呢？
但这学期开学后，他又来了。他还是不忍心中途退学。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不可告人的原因，使他不情愿离开这学校——这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起过的郝红梅。
孙少平和郝红梅在过去的半年里已经相当熟悉，两个人交交往往，也不拘束了。他们不光互相借着看书，也瞅空子拉拉话。在这个微妙的年龄里，不仅孙少平和郝红梅，就是和他们同龄的其他男女青年，也都已经越过了那个“不接触”的阶段，希望自己能引起异性的注意，并且想交一个“相好”。他们这种状态也许和真正的谈恋爱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对于这个年龄的青年来说，这种过早的男女之间的交往并不可取，它无疑将影响学习和身体。
但这年代的高中极不正规，学习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整天闹闹哄哄地搞各种社会活动。学生没有什么学习上的压力——反正混两年高中毕业了，都得各回各家；再加上各种活动中接触机会多，男女之间就不可避免会出现这种心心思思的现象。在眼前这样的社会里，又是十七、八岁，他们谁有火眼金睛望穿未来的时代？别说他们了，就是一些饱经沧桑的老革命，这时候也未必具有清醒的认识，许多人不也是一天一天混日子吗？
孙少平虽然少吃缺穿，站不到人前面去，但有一个相好的女同学在一块交交往往，倒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活力。他渐渐在班上变得活跃起来：在宿舍给同学们讲故事；学习讨论时，他也敢大胆发言，而且口齿流利，说的头头是道。如果肚子不太饿的话，他还爱到篮球场和乒乓球台上露两手。在上学期全校乒乓球比赛中，他竟然夺得了冠军，学校给他奖了一套“毛选”和一张奖状，高兴得他几天都平静不下来。
由于他的这些表现，慢慢在班里也成了人物。在上学期中选班干部的时候，他被选成了“劳动干事”。他对这个“职务”开始时很气恼，觉得对他有点轻藐。后来又想，现在开门办学，劳动干事管的事还不少哩，也就乐意负起了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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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干事”听起来不好听，但“权力”的确大着哩！班上每天半天劳动，这半天里孙少平就是全班最出“风头”的一个。他给大家布置任务，给每个人分工，并且从学校领来劳动工具，给大家分发。他每次都把最好的一件工具留给郝红梅。起先大家谁也没发现劳动干事耍“私情”。但有一天这个秘密被跛女子侯玉英发现了。
那天上山修梯田，发完铁锨后，侯玉英噘着个嘴，把发在她手中的铁锨一下子扔在孙少平面前，说：“我不要这个秃头子！”
少平看她在大家面前伤自己的脸，就不客气地说：“铁锨都是这个样子，你嫌不好，就把你家里的拿来用！”“谁说都是这个样子？你看见谁好，就把好铁锨给谁！”“我把好铁锨给谁了？”
“给你婆姨了！”侯玉英喊叫说。
全班学生“轰”一声笑了，有些同学很快扭过头去看郝红梅。郝红梅把铁锨一丢，捂着脸哭了。她随即转过身跑回了自己的宿舍，干脆不劳动去了。
侯玉英一跛一跛地走到人群里，大获全胜地扬着头，讽言讽语说：“贼不打自招！”
这污辱和伤害太严重了。孙少平只感到脑子里嗡嗡直响。他一把掼下自己手中的工具，怒气冲冲地向侯玉英扑过去，但被他们村的金波和润生拉住了。班里许多调皮学生，什么也不顾忌，只是“嗷嗷”地喊叫着起哄。直到班主任老师来，才平息了这场纠纷……
从此以后，他和郝红梅的“关系”就在班上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使他们再也不敢频繁地接触了。两个人都感到害臊，甚至在公开的场所互相都不理睬。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处境，竟然都有一些怨怨恨恨的情绪。跛女子达到了目的，感觉自己在班上快成个英雄人物了，平时说话的声音都提高了八度，哈哈哈的笑声叫人感到那是故意让孙少平和郝红梅之流听的。
唉！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这种程度。尽管这不能算是恋爱——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涉及所谓的爱情，这只是两颗少年的心，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共同的寒酸，轻轻地靠近了一下，以寻找一些感情上的温热，然而却演出了这样一幕小小的悲剧。
他现在心里多么苦闷！尽管严格地说来，也许这不能称之谓失恋。但感情上的这种慰藉一旦再不存在，就会给人的心中带来多少烦恼。这是青春的烦恼。我们不妨想一想伟人歌德和他少年时代的化身维特。在这一方面，贵族和平民大概都是一样的。
那时间，孙少平重新陷入到灰心和失望之中。如果他原来没有和红梅有这种“关系”，他也许只有肠胃的危机。现在，他精神上也出现了危机——这比吃不饱饭更可怕！他每次去拿自己那两个黑干粮的时候，再也看不见她可爱的身影了。那双忧郁而好看的眼睛，现在即是面对面走过来，也不再那样叫人心儿悸动地看他一眼了。在那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只是一天天地熬着日子，等待放假……直到上学期临放假的前一个星期，孙少平才想起，几月前郝红梅借过他的一本《创业史》，还没给他还哩。这本书是他借县文化馆的，现在马上就要放假，如果她不还回来，他就没办法给文化馆还了。可他又不愿找她去要书。他心里对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恼火。她现在可以不理他，但她连借走他的书也不还他了吗？
最后一个星期六，郝红梅还是没给他还书。他也仍然鼓不起勇气问她要。他只好回家去了。他借了金波的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