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也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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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也要爱-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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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赵奶奶先他而去,赵大爷将“风水宝地”让给了老伴,舍而求其次地指着三坟中间的一小块空地对赵二叔说:“把我挤在这里也好,挡风!”没想到今天,赵一平的骨灰,沉睡了赵大爷的最后一块安息之地。赵一平的坟就像一个畸形的椭圆,坟上的新土与三位亲人的旧土相依——他永远地沉睡在亲人的避风港里。   
  有那么一会儿,我躺在赵一平的坟前,像用于祭祀的猪羊。微风呢喃,野草渐长,生活的孤独凄凉让我再一次想到永远这般沉睡下去。我看到蓝的天,白的云,忙碌的蜜蜂,悠闲的蝴蝶,嗡嗡的蚊虫,狡诈的蟋蟀。透过这些类似的意象,我看到赵一平在阳光里奔跑,那只被我们加了十根尾巴的风筝,扶摇直长;我们“逮捕”蜜蜂,往透明玻璃瓶塞满鲜花,以期待第二天收获一大罐的蜂蜜;我们在炎炎烈日中赤裸脊背,在混浊泥浆中捡起可怜的小鱼,也拾起了恶心的蚂蟥;我们在河汊子里游泳,清凉的河水将酷夏的烈日阻挡在外,我们将刘义的裤头藏起来,坐等他歇斯底里的求饶;我们拿着自制的弹弓、神符、打狗棒,“浩浩荡荡”地前往鬼气凝重的古屋,却被一条小蛇吓得抱头鼠窜……   
  回忆成了不可再现的一阵风,不管我怎么叩击大地、挥刺天空、捣鼓河水,所有的经历都不会再来。赵一平永远离去,刘义外出打工,其他快乐的载体都被生活的困境吹拂得支离破碎。我孤独、我忧伤;我寂寞、我沮丧。   
  回来的路上我遇到刘伯伯,他对赵一平的死唉声叹气良久,又对赵大爷、赵二叔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当我问到刘义的情况时,刘伯伯马上变得兴奋异常,他说:“你们三个一块长大,我崽不喜欢读书,我就常拿你们俩作榜样骂他。可他却偏不听,一心只想趁早找份工作。我说:‘你没文化咋工作?’他却说:‘文化是狗屎,越学得多吃的屎就越多!’于是就退了学到县化肥厂去打工。后来你们考上了重点大学,我又骂他:‘文化是屎?小峰和一平吃屎吃进了大城市,你不吃屎怎么还待在这旮旯儿?’我也就想骂他,我和崽他妈都是农民,我崽在化肥厂挣五百块钱一个月也知足了。没想到我崽竟赌气和化肥厂的两个人走了,我和崽他娘急啊,到县里四处打听他的消息,却都说不知道。我们都以为崽被人骗了,谁知三个月后崽却打电话到村上,说自己到浙江找了份工作,还给我寄了一千块钱!”   
  “那他干的什么工作?”我颇有兴趣地问。   
  “不晓得。前年他给我寄了八千块,去年是一万,家里欠的钱也还清了,我就叫崽别太节省,不要把钱都寄回来了。我说这出门在外的,要多买几件衣服打扮打扮,多吃点好东西长好身体。谁知崽却说他有钱,说还有一半的工资都没寄回来,他现在都有手机了,还有女朋友……我高兴啊,小峰,你们还在读书,经常往家里要钱,但我家的崽儿都能往家里汇钱了。我算了算,崽的工资至少有这个数。”说着刘伯伯不无骄傲地竖起了两根拇指,继续叹道:“今年春节你们都没回来,但我崽却回来了,穿得,啧、啧,就跟镇长差不多,抽的烟都是十五块钱一包的!什么派头?啊,我养这个儿子也不白费!我可知足了,崽寄回来的钱我也不乱用了,我给他存在信用社,到时他结婚我要请一百桌,哈哈,一百桌……”   
  刘伯伯双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我问:“刘义手机号多少?我有空得向他请教请教。”   
  刘伯伯突然灵机一闪:“对呀,你现在找到工作没有?”我尴尬地说:“暂时,还没有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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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对喽,崽前不久还说了,浙江打工挣钱多,什么车工铣工都是千块钱以上,打扫卫生的都是八百块!你到那边去找找崽,让他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啧、啧,你们啊,读书都读到十十多岁了,我们家崽都挣了几万块钱啦,啧啧啧,幸好当初崽没读高中……”   
  我的确感到汗颜,我为自己这个潇洒而浪漫的大学生身份感到无地自容。向刘伯伯要了刘义的号码后,我就惶惶地告别了。   
  刘义是我童年伙伴中另一个表层的佐证。   
  众所周知,我大哥李小山曾是村中第一个购买自行车的小学生。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缘于他在孩子间大刀阔斧的领导艺术,以及别具匠心的压榨手段。每逢周末,李小山总会带领六七个孩子去摸螺蛳、拾废铁、捡蘑菇。小有所获之后,他就把我们带向一间草棚,道貌岸然地拿出一副扑克牌。不过在这些花样翻新的赌博里,真正赢钱的不是我哥,而是被他暗中发了好牌的我与刘义。所以,每每收获大包战利品的我们,成了家长心目中无可挑剔的劳动标兵;而那些输光了一天血汗的孩子们,仍然心甘情愿地归附于我哥的领导。   
第34节:故乡 给我一颗瓜子(2)     
  后来不久,李小山到县里读了初中,大家很少再集体行动,故而画片便将螺蛳等“赌博等价物”的身份取而代之。虽然那之后孩子们开始自立为王,但我与刘义在李小山影子下形成的“有福同享”,却变得更加密切。每当哪个地方举行什么小赌博,我们都要双双掺和进去,而且在李小山诸多秘诀的熏陶下,我们的赌技已经鹤立鸡群。再之后,随着零花钱的增多,孩子间的赌博升级成了现金,而赌博方式也从扑克换成了麻将。趁着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登上大雅之堂,堂而皇之地围在桌子边,像父辈般大口喝水,大声叫骂,把牌掷得像大人般嚓嚓作响。刘义他们点上烟屁股,仍然如父辈们一般把堂屋搞得乌烟瘴气。那时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快些长大,然后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地走出小赌局,赌遍天下。   
  相比之下,赵一平与刘义的友谊要肤浅得多,他们之间的互相鄙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赵一平觉得刘义像个流氓,刘义则骂赵一平是学习上的“吃屎精”,他们之间很少打牌,也很少讨论与学习有关的东西。我是正邪兼而有之,他们俩则分别处在性格的两极,常常将对方的最爱嗤之以鼻——这是初中以后的事,初中以前,在我的撮合下,他们有过几次短暂的和平相处。   
  刘义在电话那边说了几句脏话,我的嘴也痒痒,痛快地骂了几句,感到久违的释放与洒脱。刘义说:“跟老子到浙江来吧!”   
  我心动了。   
  我感到家乡与重庆,都不再是我想要待的地方,我想要迅速地离开这些纠缠不清的回忆与思念,我想彻底摆脱无日无夜的愧疚与惶恐。父母也比较支持我到发达地区闯闯,母亲从碎花手绢里翻出了两百块钱,谨慎地递给我,说:“你哥哥嫂嫂要忙着还房子的钱,还完了还要忙着结婚,生小孩,你千万不要怪他。这些日子猪肉便宜,那窝仔猪卖得贱,还得留点给你老汉买烟。咳,他的这个肺,五毛钱一包的劣质烟,都要抽三包……小峰,一切只有靠你自己了,啊……实在,实在,没钱吃饭,你还是,还是给家里说,啊?”   
  母亲的话让我心中难受。   
  我和哥哥十多年的求学生涯,耗尽了父母可怜的积蓄,积累了惊人的债务账目。二十六岁的哥哥收入微薄,却还要忙碌着他的住房问题、感情大业;而毕业于重点大学的我,沉溺在虚无飘渺的爱情里,靠家中唯一的二百块钱,去寻找前途未卜的工作岗位。我看到母亲的银丝、父亲的皱纹,突然间树立了一个简单单纯的生活目标——挣钱。   
  在家的日子里,我尽量用悼念赵一平的悲伤去覆盖对杨帆风情万种的思念。每天行走在田埂河畔山岭之际,我都不会带手机,我希望回到家的时候,能够看到杨帆用蔡小田手机发给我的短信,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好也行。我也开始在冥冥中期望有一个陌生的短信告诉我:“这是夏雨的新号,我很想你。”我选择去浙江,也许就是在潜意识里觉得,那儿离夏雨近了一些。不可否认,在失去杨帆以后,我需要一个稍显实际的思念对象。   
  然而,就在我怀揣着二百块钱即将踏上打工征途之时,蔡小田打来了电话。他语调干涩凝重,只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是李小峰吗?你到重庆来一趟,有急事!”   
  在父母凝望浙江地图寄托儿子前程的时候,我心急如焚地踏上了前往重庆的列车。路上我一直猜不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会不会是杨帆被捕了?”我发短信问蔡小田,但他什么也没回,到下午五点的时候才问了我一句:“什么时候到?”我希望火车如磁悬浮列车一样高速前行,但是它在所有小站都喘着气蹒跚地停歇。我不知道这列慢车是为了阻止我立刻面对悲剧的伤痛,还是握着喜剧的方向盘,故意跟我开个转弯的玩笑。此时的我只有将脑袋贴在玻璃上,忧心忡忡地感受着火车的喘息。   
  火车晚上八点进入重庆,一出站台,我就看到了同样憔悴不堪的蔡小田。他嗫嚅着问:“你到了?”   
  “嗯。”   
  又坐上了那辆红色的轻便摩托。天空飘了些雨丝,前行掠起了冷风,我心里凉飕飕的,脸上更是如刀割一般。   
  入三岔路,车速慢了下来,但见惨淡的车灯,照射着清淡的泥泞。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焦急,启口问道:“杨帆怎么了?”   
  蔡小田双臂剧烈地一抖,重心失衡,车往左边的山崖倒去!刹那间蔡小田用力右倾,多亏泥土的黏稠,车才倒在路与崖的边缘——我们竟然差一小点儿命丧山崖!蔡小田表情呆滞,似乎没有为刚才险些丧命而显惊慌。我从泥泞里挣扎着爬起来,将摩托扶正,又捡起了自己的皮箱。再去看蔡小田,他丑陋的脸上已经泪流满面。他依然躺在泥泞上,颤抖着音调对我说:“她不爱我!”   
第35节:故乡 给我一颗瓜子(3)     
  又一行清泪流了出来,透过车灯看失态而惨白的蔡小田,我心中多多少少有些酸楚。蔡小田到最后哽咽得话都说不来了,他只是伏在地面上响亮地哭——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如此丑陋的人那么揪心的哭。倘若我是观众,我甚至会为蔡小田的悲恸而流下泪,但此时,我最最最最关心的是——杨帆怎么了?   
  杨帆脸上有一块鲜红的刀疤!她戴着文胸穿着内裤蜷缩在房间里,手里竟然举着一把鲜血淋淋的剪刀!见有人进来,杨帆本能地挥舞起剪子,哇哇哇地尖声吼叫。我心疼地喊道:“帆儿!是我!”杨帆怔了一怔,足足辨认了一分钟,才放下剪刀,哭着朝我喊:“小峰!”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我将杨帆狠狠地抱在怀里,抚摸着她那双颤抖而柔软的小手,当闻到她那掺杂着血腥的体香时,我的心都碎了。   
  血脉贲张,暴跳如雷!   
  我捡起地上的剪刀,怒发冲冠地奔向门口发呆的蔡小田。这剪刀轻易地划到他右边的脸,一股鲜红喷薄而出,我的左手接着一拳,正好打到他的伤口上。在蔡小田痛苦的咆哮声中,我看到自己手上,沾满了鲜红而丑恶的血。但蔡小田并没有还击,他只是痛苦地半蹲着身子,努力地捂住了伤口。血溢出他的双手,不停地往下滴落。   
  我将右手的剪刀抽回,准备戳穿那个肮脏的脑袋。蔡小田抬起浮肿的双眼,惊恐万状地望着我,之后咬了咬牙,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而我举着剪刀的右手在他的头上颤抖,颤抖……吓怔了的杨帆这才发出一声尖叫:“住手!”   
  扔下剪刀,我惊慌失措地看着眼前这个既可怜又可恶,既善良又丑陋,既拯救又摧残我们的蔡小田。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的脸上会流那么多血,鲜血将他的白色衬衣染成一片鲜红,他用颤抖的双唇拼命地吼道:“你们快走!”   
  我呆了半晌,脑中一片混乱。看着满脸鲜血全身颤抖的蔡小田,不知该为他包扎伤口,还是在上面撒上精盐,抑或立马逃跑置之不理?这时我想到了夏雨,想到了那个茅塞顿开的串串店,想到了病痛中的暖意,想到了那个清晨及时而来的摩托车……于是我最终还是说服自己为他清洗了伤口。蔡小田痛苦地叫嚷着,时不时抬头打量杨帆所在的角落。而杨帆已经穿好了衣服,并将“蔡大哥”给她买的衣服装进了皮箱。不久,蔡小田的呻吟终于平息下来,他脸上的血凝固了,全身的颤抖转之为面色苍白。我毫不客气地抽出他的钱包,拿走了三百块钱,冷冷地说:“到时我会还你的。”   
  蔡小田没有拒绝,直到最后,他绝望地闭上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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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杨帆在深夜十一点离开了这处森林中的隐秘。临走的时候蔡小田脸上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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