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型个性的人，他们 干事有冲劲，富有竞争心、容易生气和性格急燥。正象第二章里提到过的，从跑步中获得镇静情绪有一种感染力，它必然会影响我们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如果这种镇静情绪能使A 型的人变为不那么好竞争的B 型的人，从而避免心脏病发作，和生活 得更愉快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跑步人生》——21 跑步杂志
21 传播消息
跑步者自我崇拜的杂志
这份杂志有时读起来使人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它好象是跑得过于疲劳，而无法专心处理正在做的事情的人出版的。杂志内容自相矛盾和互有重复，它的质量和笔调也不划一，而且它刊登的幽默文章会使《疯狂》杂志的读者感到怀疑。（问题：
“能够激励一个跑步者第一次参加马拉松赛跑的最重要的情况是什么？”答案：“他从未参加过一次马拉松赛跑。”）假如把它的全体编辑人员关在它小小的编辑室里的话，仍然有充分的余地供他们所有的人在地板上做运动前的准备动作。
这份不可想象的杂志是一个叫《跑步者世界》的月刊，虽然它只有十年多一点的历史，而且它还存在着种种不足之处，但它已经成为人们曾经设计出来的最好和最有影响的跑步刊物了。实际上，凡是关心跑步的人都读它，研究它，好象它是奇异的罗塞达碑（一七九九年在尼罗河口的罗塞达城郊发现的埃及古碑，上面刻有埃及象形文等三种文字——泽注）似的，然后把它同《全国地理杂志》和其它类似的珍贵刊物一起加以收藏。让这份杂志辗转传阅是不可想象的。许多跑步者都是终身订户。
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到《跑步者世界》的情形。我开始跑步几个月之后，一个朋友借给我一叠过期的《跑步者世界》杂志。那时它是一份并不显眼的黑白版小刊物，其吸引力同报纸的分类广告栏差不多。（今天，虽然在杂志的里页仍然没有很多彩色版，可是它的封面总是套四种彩色。）但是我把它拿起来一读，就感到我找到了跑步者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刊登的文章介绍了如何锻炼，吃些什么，如何比赛，如何减轻体重——一个初参加跑步的人所需要的一切知识。我贪婪地一口气看完了这一叠杂志。
所有的杂志都喜欢把自己看成在读者的生活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但《跑步者世界》却确实是这样。它的每一部分都同跑鞋和冬季长跑手套一样重要。其理由可以概括为一句格言：《跑步者世界》了解跑步者有些什么要求，而且它满足这种要求。
杂志的编辑是年龄三十五、六岁、满头粗发蓬松、老是脸带笑容的矮个子乔·亨德森，现在我们听听亨德森的说法：“我们所做的是要宣传这样一种概念：如果你自己亲身去做，这样不仅有意义，而且实际上比有些人在奥林匹克所做的更加重要。我们宁愿看到有一万人在跑道上用七分钟跑完一英里，而不愿看到一万人坐在看台上观看一个人以三分五十秒的成绩跑完一英里。”
今天，在公园里和小道上到处都有人跑步的时候，亨德森的见解是不会使人吃惊的，但是仅仅在十年前，这种见解却是革命性的。长期以来，美国人一向崇拜优胜者而蔑视第二名。在亨德森看来，这似乎是愚蠢的。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一个人真正在跑步。不久前他写道：“跑步的难处不在于设法做别人还没有做过的事情，而是坚持做任何人都能够做然而大多数人永远不会做的事情。”
亨德森的办公室在加利福尼亚州芒廷维尤，设在一零一号公路和旧金山湾的沙区之间的一座米色的普通水泥建筑物中。就在公路旁有几间用油毡覆盖的小屋和一座破旧的维多利亚式大房子，它的油漆已经剥落，窗户已用木板堵死。这里几乎不象一个居住区。我在那里的时候，亨德森住的房间里靠墙放着一大堆跑鞋——泰格、阿迪达斯、普马、奈克以及其它牌子的鞋。（当时他正在准备出版一年一期的关于跑鞋的专刊。）旁边有两三管胶质物，把这种胶质物涂在跑鞋底上可以使鞋耐穿。制造商把它们送给亨德森，希望加以宣传。可是，这个可怜的家伙显然没有注意到，现在人人都用一种能散发热胶的小型电器了。
亨德森身高五英尺六英寸，体重一百三十磅。尽管他戴着时髦的金边眼镜，但在他身上仍然有某种东西暗示他生活在一个比我们所处的要简朴的时代。他有一种天真的正直感，这表明他在夜间也许会偷偷溜去参加圣经班。（他没有这样做。如果他的确溜出去的话，那是去参加一个叫做减税者体育俱乐部的团体的会议去了，这在我访问期间至少发生过一次。）亨德森对待跑步非常认真，花的时间很多，早晨天一亮，他就起床写日记，这一天结束时，还就这个题目思考和写文章。但他也感到可笑，并且觉得在他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讽刺意义。他沮丧地对我说：“我所有的麻烦都是从跑步产生的。然后我又用跑步来摆脱麻烦和消除麻烦。”
亨德森承认，《跑步者世界》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说：“我们没有时间事先进行计划，我们一次只能搞一期。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编辑人员。但是，我们凭我们现有的条件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去干。”在该刊人手不足和工作量繁重的情况下，他认真出版这个刊物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翻阅了两三篇他编的稿件。对这些稿件编得都很仔细和熟练，把不必要的字句都用深黑色铅笔删节得干干净净，又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新的字句。”
亨德森对跑步和写作之间的关系有强烈的兴趣。他说：“跑步和写作之间有一种奇怪的联系。肯尼·穆尔——他很可能是跑步方面最好的作家——曾写道，你必须写一下长跑的情况，因为长跑有时使人很难受，并且对肉体和心理方面是这样一种深刻的经历。另一种情况是，——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不是肯尼的看法——人们写文章也许会使本来可能没有多大意义的事物具有意义。也许这是大多数跑步者要记某种形式的日记的缘故，他们正在努力坚持下去。人们开始时只不过是跑步。但或迟或早他们开始分析他们的跑步情况了。”
一些年前，亨德森自己开始记一种简单的日记——以多快的速度跑了多少英里等等。他的这种习惯逐渐发生变化，他发现他自己是在记录他跑步时产生的想法。
现在这些日记整整齐齐地存放在许许多多的活页夹里，而且占满了他书房里整整一个书架。日记中很大一部分已收进他的这样一些著作中：《慢速长跑：锻炼的正当途径》；《长跑能解决问题》；《缓缓跑，跑得远》；以及他最近的著作《慢跑、跑步、竞赛》。
亨德森的著作给成千上万的跑步者带来了福音。几年前，在他发现一快跑他的腿就不听使唤的情况后——他在中学里曾取得四分二十二秒跑一英里的好成绩——
他开始探讨慢慢跑的好处。结果是，他今天跑步的速度很少超过一英里八分钟的。
虽然为了绝对精确起见，还必须指出，他喜欢偶尔以近乎最高的速度进行短时间冲刺——“只是把我的腿拉开罢了”——在不久前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参加了一次半英里的竞赛，以二分十六秒的成绩获得第二名。这确实是不慢的。但亨德森还是L S D （长距离慢跑）最有说服力的倡导者，他甚至因创造这个缩写词而获得声誊， 虽然他是谦虚的。他对我说：“如果你试图象一个大学里的长跑运动员那样跑步，特别是你的年纪会越来越大，那时你就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你将把自己毁掉。但象我这样跑，你可以一辈子跑下去。”
看起来情况正是这样。每星期六上午八点，亨德森都驱车去富特希尔学院（位于洛斯阿尔托斯的一所未来主义派的小型初级学院），跟一批志同道合的跑步者会合。他们是些形形色色的人——从青年人到中年人，有男人也有女人——但他们都是被亨德森的长距离慢跑的动听歌声吸引去的。一天早晨，我同他们一起跑步，他们慢慢跑上坐落在富特希尔学院西面的一个黑黝黝、光秃秃的山坡，然后沿着崎岖的山路慢慢跑去，经过一片参天的桉树林，再向上，向上，向上，一直超过斯但福大学的人工智力实验室，在这里，旧金山的全景、它四周三百六十度的方圆就可以尽收眼底了。在上山的过程中，只有一两次亨德森稍微加了一把劲。拉开了他的步子，除此之外，他都是迈着轻松的步子。我们象老牛拉破车似的有气无力地跟在他后面，我们的跑鞋在驼背般的加利福尼亚山峰上得得地发出有节奏的响声。一次，有个人提议说：“把速度加快点儿怎么样，亨德森？”亨德森只是笑了笑，保持着原速，轻松地以正好四百八十秒的时间跑完每一英里。我们这样继续跑了两小时，直到跑下最后一个黑黝黝、光秃秃的山坡，并且又回到富特希尔学院，坐上我们的汽车为止。看上去没有一个人有丝毫的疲劳。亨德森这样做已有多年，并且显然指望这样一直做到他九十岁。
到一九七七年初，《跑步者世界》的发行量已经达到六万五千份。它对跑步这个专题进行了如此全面深入的报道，以至在一、二年前，纽约的一名作者要写一本关于跑步的书时，她只是订购了这个杂志的一大批旧期刊，并且把其中有关的部分加以改写就行了。《跑步者世界》在这方面或者那方面吸引了跑步方面最有权威的人士：
跑步医生乔治·希恩、生理研究员戴维、科斯蒂尔、以及象哈尔、希格登和琼·乌尔约特博士这样一些知识丰富的作家。希格登在年过四十以后的头一次比赛中以三十二分三十七秒八的成绩创造了万米全国记录。乌尔约特对妇女跑步及其科学方面的知识比当代任何人都要多。亨德森还能写出感人的文章。在报道造成一九七六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极不愉快场面的民族主义情绪时，他写道：“个别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丢了脸，就象个别士兵在战争中丢脸一样。在现代体育运动中，就象在现代战争中一样，是国家领导人们在对垒，运动员们只是他们的卒子。得胜的或者失败的是国家。运动员个人在这类运动会中没有得胜者或失败者——只有幸存者和受害者。”
《跑步者世界》既是一个新闻刊物，也是一份跑步者的公报。它刊登读者来信，有一个部门处理短篇来稿（每篇稿件一律付稿酬二十美元），并且设法为各种各样的理论、假设和想法找到发表的地方。它的读者在给它的投稿中，善意的笑话也占一定的数量，他们喜欢这样的情况：如果你等候的时间够长的话，你能够为你所需要的几乎任何理论找到支持。《跑步者世界》的变化无常正是它迷人之处的一部分。一个读者说：“如果他们在这个月告诉你说你必须始终刻苦锻炼的话，你就等着。下个月他们会告诉你说你必须始终轻轻松松地锻炼。”亨德森同意这样的看法：《跑步者世界》好象是个百宝囊，但是他并不为此辩护。他说：“我认为我们没有写出什么可以收进当年任何体育新闻集的消息。但在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的消息总的说来对许多人都有很大的好处。”
这些消息正是起到了这个作用，而且亨德森与这些消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很大关系。他是那些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做他们正在做的工作的幸运儿之一。他生长在衣阿华州一个叫科印的小村庄里，他父亲是那里的一个农民。他离家在一所中学里进行径赛锻炼，因为他在这方面很出色，所以他决定当一个教练。毕业后，他考人德雷克大学，为了维持生计，他找了一个夏季工作，为加利福尼亚州洛斯阿尔托斯的一个叫《田径新闻》的刊物擦地板和校样。进入新闻事业的这一短暂的尝试，使亨德森对选择职业产生了新的念头。他从主修体育改为主修新闻，并且为大学出版的日报工作，最后找到了一个为《得梅因纪事报》写简明体育新闻的职业。他讨厌这项工作。他说：“我不想做体育记者我想做跑步记者。”
一九六七年，亨德森回到了《田径新闻》。这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但至少他是在做他喜欢的工作。接着，在一九六九年的一天，他接到一个叫鲍勃·安德森的堪萨斯州发行人的一封信。安德森年二十二岁，四年来，他一直在单枪匹马地出版一份叫《长跑新闻》的小型杂志。现在他希望加以扩大，所以在寻找一个编辑。亨德森会感兴趣吗？他对安德森说：“当然感兴趣。但我不想离开加利福尼亚。我在这儿有两三个女朋友。”
安德森说：“很好，也许我该到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