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怨言，真是好同志，应该发展他入党。但是李先生说，他背着龟头血肿的恶名，恐怕给党抹黑—一还是等等吧。
线条说，李先生那时的表现真是有趣极了。叫他干啥就干啥，脸上还老带着被人打包时的傻笑。她觉得龟头血肿这大E。T。简直是好玩死了。要不是干校里耳目众多，她早就和他搞起来了。
后来李先生自己对我说，老弟，我们是校友，同行，又是同事，当年你还给我送过馒头，这关系非比寻常。所以，告诉你实话不妨。在干校的时候，我正在发俗懂，觉得自己着了别人的道儿。像我这样学科学方法的人，也有这种念头，实在叫人难以置信。但是想到我在大陆遇到的这些事，又是血肿，又是托派，又是满头大包，实在比迷信还古怪。还有一件更古怪的事：每天下工以后，床上必有一张纸条。所以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得罪了人，正在受捉弄。第一个可疑分子就是我大学时同宿舍的印度师兄。有一回我嫌他在房间里点神香，就钻到厕所里弄点声音给他听，一连扳了七八下抽水马桶。这下把他得罪了，他就叫我做起噩梦来，一梦三年不得醒转。既然碰上了这样的非自然力，还是乖乖屈服为好，免得吃更大的苦头。李先生在干校里的事就是这样。
李先生在下干校时，我在云南插队，认识了陈清扬，不再把线条放在心上，但是有时还想到贺先生的事。我想出了贺先生为什么临死时要叫小孩走开，这是因为在他死时，不喜欢有人看。
“文化革命”前，矿院有个俱乐部，夏天的晚上，从八点到十一点，一直亮着灯，备有扑克象棋等等。那里有吊扇，沙发上还铺了花边，既凉快，又宽敞。每天晚上我部到那里去下棋。有一天人家告诉贺先生说，王二的棋非常厉害。贺先生头发油黑（是染的），指甲修过，声音浑厚，非常体面。他的棋也好，却下不过我。但是他常来找我下棋，输了也不以为羞。
贺先生死时，头发半截黑半截白，非常难看。两只手别在后面，脖子窝着，姿势不自然。总的来说，他死时像个土拨鼠。贺先生肯定预见到自己死后的样子不好，所以不想让人看见。
贺先生的尸体被收走后，脑子还在地下。警察对矿院的人说，这些东西你们自己来处理。矿院的入想了想说：那就让家属来处理好啦，留下几个人看尸体，别人一哄而散。等到天色昏暗，家属还不来，那几个人就发了火，说道：爱来不来，咱们也走，留下这些东西喂乌鸦。天将黑时起了风，冷得很。
在云南时，我又想起了贺先生的另一件事。验尸时看见，贺先生那杆大枪又粗又长，完全竖起来了。假如在做爱前想起这件事，就会欲念全消，一点不想干。
七
我在美国时，常见到李先生的印度师兄。他是我的系主任，又是我的导师。所以严格的讲，他既是我师父，李先生就是我师叔，线条就是我师婶。我和李先生称兄道弟，已是乱了辈分，何况我还对李先生说：线条原该是我老婆。不过在美国可不讲究这个。我早把导师的名字忘了，而且从来就没记住。他的名字着实难念，第一次去见他，我在他办公室外看了半天牌子，然后进去说：老师，您的名字我会拼了，能教教我怎么念吗？每回去见他，都要请他教我念名字，到现在也不会念。好在我根本不认他是我师父——这样线条也不是我的师婶。
我不认这位印度师父，还因为他实在古怪，和你说着话，忽然就会入定，叫也叫不醒。上课时讲科学，下了课聚一帮老美念喇嘛教的经，还老让别人摸他的脑袋，因为达赖喇嘛给他摸过项。虽然这么胡闹，学校还是拿他当宝贝。这是因为人家出过有名的书。照我看他书出得越多，就越可疑。李先生疑他和龟头血肿有关系，不是没有道理。
李先生告诉我说，他在大陆的遭遇，最叫人大惑不解的是在干校挨老农民的打。当时人家叫他去守夜，特别关照说，附近的农民老来偷粪，如果遇上了，一定要扭住，看看谁在干这不屙而获的事。李先生坚决执行，结果在腰上挨了一扁担，几乎打瘫痪了。事后想起来，这件事好不古怪。堂堂一个doctor，居然会为了争东西和人打起来，而这些东西居然是些屎，shit！回到大陆来，保卫东，保卫西，最后保卫大粪。“如果这不是做噩梦，那我一定是屎壳郎转世了！”
八
后来我离开了云南，到京郊插队，这时还是经常想起贺先生。他刚死的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在食堂背后煤堆上聚了几回，讨论贺先生直了的事。有人认为，贺先生是直了以后跳下来的。有人认为，他是在半空中直的。还有人认为，他是脑袋撞地撞直了的。我持第二种意见。
我以为贺先生在半空中，一定感到自己像一颗飞机上落下来的炸弹。耳畔风声呼呼，地面逐渐接近，心脏狂跳不止，那落地的“砰”的一声，已经在心里响过了。贺先生既然要死，那么他一定把一切都想过了。他一定能体会到死亡的惨烈，也一定能体会死去时那种空前绝后的快感。
我在京郊插队时，我们家从干校回来过一次。和贺先生关过一个小屋的刘老先生也从干校回来，住在我家隔壁。我问刘老先生，贺先生有何遗言，刘老先生说，贺先生死时我不在呀，上厕所去了。要是在，还不拉住他？到了贺先生跳下去以后，脑子都撞了出来，当然也不可能有任何遗言。故尔贺先生死前在想些什么后来就无法考证，也就设法知道，他为什么直了。
贺先生死那天晚上，半夜两点钟，我又从床上起来，到贺先生死掉的地方去。我知道我们院里有很多野猫，常在夏夜里叫春，老松树上还常落着些乌鸦，常在黄昏时哇哇地叫；所以我想，这时肯定有些动物在享用贺先生的脑子。想到这些事我就睡不着，睡不着就要手淫，手淫伤身体。所以我走了出去。转过了一个楼角，到了那个地方，看到一副景象几乎把我的苦胆吓破。只见地上星星点点，点了几十支蜡烛。蜡烛光摇摇晃晃，照着几十个粉笔圈，粉笔圈里是那些脑子，也摇摇晃晃的，好像要跑出来。在烛光一侧，蹲着一个巨大的身影，这整个场面好像是有人在行巫术，要把贺先生救活，后来别人说王二胆子大，都是二三十岁以后的事。十七岁时胆力未坚，遭这一吓，差点转身就跑。
我之所以没有跑掉，是因为听见有人说：小同学，你要过路吗？过来吧。小心一点，别踩了。我仔细一看，蜡烛光摇晃，是风吹的；对面的人影大，是烛光从底下照的。粉笔圈是白天警察照相时画的。贺先生的脑子一点也没动。因此我胆子也大了，慢慢走过去。对面的人有四十多岁，是贺先生的大儿子。他不住院里，有点面生，但是认识。他披了一件棉大衣，脚下放了一只手提包，敞着拉锁。包里全是蜡烛。我问他：白天怎么没看见你？他不说话，掏出烟来吸。手哆里哆嗦，点不着火。我接过火柴，给他点上了烟。然后在他身边蹲下，说：我和贺先生下过棋。他还是不说话。后来我说：已经验过尸啦。他忽然说道：小同学，你不知道。根本投验过。根本没仔细验过。说着说着忽然噎住。然后他说：小同学，你走吧。
我慢慢走回家去，那天夜里没有月亮，但有星光。对于我这样在那些年里走惯夜路的人来说，这点亮足够了。我在想，贺先生家里的人到底想怎样？反正贺先生死了，再也活不了。但是想到贺先生家里那些人，我就觉得很伤心。
贺先生的儿女们在寒风里看守着那些脑浆，没有人搭理他们，那些脑浆逐渐干瘪下去。到后来收拾的时候，有一些已经板结了。所以后来贺先生的脑子有很大一部分永久地附着在水泥地上了。告诉我贺先生遗言的刘老先生也死了。在刘老先生生前，我对他没有一点好印象。这老头子在棋盘上老悔棋，明明下不过，却死不认输。我不乐意说死人坏话，但我不说出来，别人怎能知道呢？他嘴极臭，正对着人说话时，谁也受不了。
有关贺先生直了的事，我还有一点补充。不管他是在什么时候直了的，都只说明一件事：在贺先生身上，还有很多的生命力。别的什么都不说明。
九
流年似水，转眼到了不惑之年。我和大家一样，对周围的事逐渐司空见惯。过去的事过去了，未过去的事也不能叫我惊讶。只有李先生龟头血肿和贺先生的事，至今不能忘。
那一年冬天，北京没一个好天，看不见太阳。那时候矿院是个一公里见方的大院子，其中三分之二的地方是松树林。那时候有好多人（革命师生，革命职工）从四面八方来到矿院，吃了窝窝头找不到厕所，在松林里屙野屎，屙出的屎撅子粗得吓死人。那时候，矿院的路上大字报层层板结，贴到一只厚，然后轰地一声巨响，塌下一层来。许由的奶奶括了七十八岁，碰上脑后塌大字报，被这种声音吓死啦。那时矿院里有好多高音喇叭，日日夜夜响个不停。后来我们的同龄人都学不好英文：耳朵不好，听不见清辅音。那时候烂纸特多，有很多捡烂纸的孩子，驾着自制的小车，在马路上作优美之滑行。那时有很多疯子被放出来，并且受到祟拜。那时我刚过了有志之年，瞪大了眼睛，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如果我要把这一切写出来，就要用史笔。我现在还没有这种笔。所以我叙述我的似水流年，就只能谈谈龟头血肿和贺先生跳楼，这两件事都没在我身上发生（真是万幸），但也和我大有关系。
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谈一点别的事情。我和许由造炸药，落到了保卫组手里，当时我身上有一篇小说的手稿，是我和我们院里的小秀才鸡头合著。王二署名不执笔，执笔的是鸡头。他犯了大错误，写小说用了真名，里面谈到了矿院诸好汉的名次，还提到了我们的各种丰功伟绩，飞檐走壁，抛砖打瓦之类。最不该的是把我砸凤师傅窗子的事都写上了，而后来我正是落到了凤师傅的手里，他把我的腰都打坏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写小说不可以用真名，尤其是小说里的正面人物。所以在本书里，没有一个名字是真的。小转铃可能不是小转铃，她是永乐大钟。王二不是王二，他是李麻子。矿院不是矿院，它是中山医学院。线条也不是线条，她是大麻包。李先生后来去的地方，也可能不是安阳，而是中国的另一个地方。人名不真，地点不真，惟一真实的是我写到的事。不管是龟头血肿还是贺先生跳楼，都是真的，我编这种事干什么？
十
七二年底李先生被发到河南安阳小煤窑当会计。河南的冬天漫天的风沙，水沟里流着黑色的水，水边结着白色的冰。往沟里看时，会发现沟底灰色的沙砾中混有黑色的小方决。这些小方块就是煤。水是从地下流出来的，地下有煤，所以带出了这种东西。一阵狂风过去之后，背风的地方积下了尘埃。在尘埃的面上，罩着黑色的细粉。这件事也合乎道理，因为风从铁路边上煤场吹过来，就会把粉煤吹起来。早上他从宿舍到会计室去，路上见到了这些，觉得一切井然有序，不像在梦里。
李先生那个时候对一切都持将信将疑的态度。
李先生到会计室上班时，头上总裁一顶软塌塌的毡帽。这种帽子的帽边可以放下来，罩住整个面部，使头部完全暖和起来。这种感觉是好的。李先生喜欢，乐意，并且渴望一天到晚用毡帽罩住头部。因为河南冬天太冷，煤矿又在山上。虽然有煤烧，但是房子盖得不好，漏风，所以屋里也冷。但是科长看见他在屋里戴着毡帽，就会勃然大怒：你别弄这个鬼样子吓我好不好？说着就会把他头上的帽子一把揪下来。这件事完全不合道理。
李先生去上班，身上穿蓝色大衣。这衣服非常大，不花钱就拿到了。这件事非常之好，虽然不合道理。给他这件大衣的是矿上的劳资料长，一个广东人。李先生见了他倍感亲切，这是因为李先生所会的三种语言中，广东话仅次于英语。他就想和他讲粤语。劳资科长说：你这个“同机”不要和我讲广东话啦别人会以为我们在骂他啦。这非常合理，在美国也是这样子的。不能在老美面前讲中国话。广东科长给了他这件大衣，说是劳保。李先生问，何谓劳保，广东科长说：劳保就系国家对你的关怀啦。这个话不大明白，李先生也不深问。劳保里还有些怪东西，橡胶雨衣，半胶手套，防尘口罩等等。李先生问了一句：我不下井，发我这些干什么。旁边有个人就猛翻白眼说：想下井？容易！李先生赶紧不言语了。在干校学习了两年，到底学会了一点东西。
李先生上班时也穿着这件大衣不脱。科长苦着脸看他，直到李先生被看毛了才来：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