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心思玩手机，连蹦迪都不感兴趣了，想了想，打算和Charlotte打个招呼早点离开，于是给她打电话。
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她说：“等一下啊，别叫司机，我让我朋友送你。”
“不用麻烦了，公司的车会来接。”
“没事的，我朋友也正好要走，他没喝酒，顺路。”Charlotte说到这儿就挂了电话，盛情难却，我只能坐在秋千上继续等。
等了两三分钟，感觉到有人的影子投在我附近的地上了，眼睛捕捉到一个黑色的身影，我的呼吸瞬间就乱掉了，连脖子都不会转，我僵硬地挪动视线。
紧紧攥着手里的啤酒瓶。
“走吧，我正好也走，送你。”Frank的表情有点严肃，抬起手，对我晃了晃车钥匙。
我没站起来，没答应他，几十秒了。
Frank走了过来，在秋千的另一边坐下，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目视前方，看那些玩得很开心的别人。
我说：“不用了，你先走，我给司机打电话，一会儿就来。”
“我们不可能这辈子不见面，”Frank说，“当作一件平常的事也可以，我根本没乱想什么，你也别乱想，以后还要见的，真的没必要这样。”
我想了想，终于转过脸看向他，我说：“你说得对，走吧。”
虽然我联想了一系列的后果，也曾拼尽全力抵抗，但仍旧很容易地被说服了，上了Frank的车，我问：“你准备怎么瞒？”
“野泽不在，回日本了。”Frank很快答道。
我冷笑了一声，说道：“他不在……你就能随便送别人回家了么？”
“这没什么的。”Frank说。
我知道，送我回家的确是没什么的，身边很多互为前任的人都能够像朋友一样重逢、相处、倾诉、和解，但我的确做不到。
哪怕是表面上做到都很难。
Frank问我：“你剪头发了？”
“对，剪短了很多。”说是剪短，但还是比大部分男性的头发长，没染色，黑色带着弧度，露出了耳朵和脖子，比以前的长度利落多了。
“好看，很适合你。”
不知道为什么，Frank总是那么小心地和我说话，把握着每一个界限，丝毫不会越界，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Charlotte的电话打了进来，我用听筒接，音量调得很低，她说：“我给他下的任务，今天晚上就好好聊聊吧，其实前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嗯，我知道。”
“我知道你没彻底放下，说清楚了以后说不定能做朋友，不然也不可能一辈子躲着彼此，是不是？”
“嗯。”
挂了电话，我从羽绒服口袋里摸出一颗口香糖，于是放进嘴里百无聊赖地咀嚼，心里是杂乱而紧张的，但正如Charlotte说的那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应该放自己一马。
和Frank分开这么多天之后，我明白遗忘是最理想的，也是最不可能的。
可能是白天健身太累，最近又一直吃低卡的东西，因此，晚上那碗面导致我异常困倦，当我还没把一切想明白的时候，我就在Frank的车上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醒来之后我看向窗外街景，发现已经是我家附近的街道了，没一会儿，车驶进了地下停车场。
我埋下脸，昏昏沉沉地解安全带，下车之前对Frank说：“谢谢，你早点回去吧。”
“我明天飞法兰克福，”他忽然说，“一两个月之后回来。”
我的脚落在了车外，身体还在座位上，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呼出来，说：“一路平安。”
“好，一定平安。”
这是Frank今天第一个放松的微笑，我下了车站在不远处，看他把车开走，直至连尾灯都看不见，我把口香糖吐在纸巾里，去停车场的角落里找垃圾桶。
是的，我不得不承认，Frank真正地不属于我了，他只能给予我谦逊、距离、礼貌和恭敬。
现在，此刻，甚至是未来，他都属于别人了。
第64章
（FR。 Hilde·Frank）
Ethan在我的车上睡着了。
他嚼了一颗水蜜桃味的口香糖，现在车里全是水蜜桃的味道，一个红灯等了八十几秒钟，我把广播的音量调得很小，想了想，又换了一首适合睡觉的轻音乐。
我把Ethan掉在地板上的帽子捡起来，放在了他腿上。
后来分别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要回德国了。
“一路平安。”Ethan说。
我的视线落在他脸上，后悔过去的几十分钟没好好看看他，我不知道我该不该笑，可能笑得僵硬，笑容的幅度不大，在脸上停滞了一秒。
能感觉得到，Ethan现在那么不想见到我了。
醒来的时候上午七点了，盯着天花板看了许久，我才想起这里已经是法兰克福的隔离酒店了，我再一次回到了想念已久的故土。
巧合般，这次和上次一样，我都是怅然若失的，都是因为Ethan。
我提前准备好了在隔离酒店读的好几本书，像电话编辑一样每天接野泽的电话，偶尔接到家里的电话，我父母问要不要找朋友送一些日用品给我。
野泽终于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札幌，二月份尚有雪落，野泽也终于变成了真正的野泽，我们聊得不多，他总是轻车熟路与我分享在家乡遇到的一切。
“你在那边也很好吧？科隆是不是也在下雪呢？”
我回答：“科隆很少下雪的。”
“是啊，我居然忘了。”
十几天的隔离生活，说长也不长，转眼，我已经乘飞机回了科隆，参与周末家庭聚餐，但和长辈们搭不上话，桌子中央放着丰盛的超大份肉类拼盘，还有鱼、沙拉和各种酒，我爸爸买了一个带水龙头的玻璃大桶，做了一桶的加冰柠檬水。
我表姐的孩子缺了两颗牙，才六七岁，她问道：“Frank，听说你恋爱了是吗？”
我还没彻底反应过来，就被我妈抢了先，她说：“孩子，这个话题现在是禁止的，如果你不想在餐桌上被骂的话。”
小朋友吐了吐舌头，就没再说什么，别人当然不知道我具体和谁恋爱过，只是我妈几个月前跟他们提起过我不是单身。
那时候我还和Ethan在一起的。
我对她报以微笑，其实是在掩饰我的冷淡，一顿饭吃得我快要睡着了，长辈们的天还没聊完，总之，全是我毫无兴趣的话题。
我中途离开了一会儿，去厨房和保姆说话，一位是我认识的，另一位是新来的，她们在擦洗我爸爸的酒杯，整整一柜子全要擦完。
我盯着看了好半天，问：“我能带走一个吗？”
“可以吧，你爸爸应该不会说什么，你喜欢哪个？”年轻一些的金发保姆走了过来，问我。
我回答：“你看……那个，最好看的，很小的。”
“Frank，那是最贵的一个，我和Arendt正打算用猜拳决定谁来洗。”
“我就喜欢那个。”
“你完全可以喜欢，你爸爸的最终也都是你的。”
两位女士哈哈大笑起来，我最终没把酒杯拐到手，吃完了饭，我爸爸和亲戚聊天，我妈妈就来我房间找我说话。
她穿着新买的长袖裙子，仍旧保持着总编的优雅，她原本已经退休了，但又选择了继续做他热爱的工作。
“有什么事？”我问。
“我在电话里也不好细致地问，现在可以问问了，你为什么和Ethan分手啊？”
“是不是每一件事都要说清楚为什么？”
我用反驳的语气提问，坐在电脑椅上转了半圈。
“我没别的意思，”妈妈叹了一口气，说道，“只是很遗憾还没见过他。”
或许，从这一刻开始，Ethan在她心里已经被划为这辈子不会见到的人，我转着音箱的旋钮，把混响调得弱一些。
我妈妈问：“怎么样？想没想过回来？”
“回来？”
“你还没有在中国安家，我以为你有回来的打算，我还在想，如果你喜欢柏林的话我可以重新装修在那儿的房子。”
“我不喜欢柏林。”我说。
甚至有些匪夷所思了，我能感觉到我妈妈在精心运用说话的艺术，把期望与要求粉饰成猜想，所以说的全是“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喜欢的。”
“我更喜欢北京，Judith女士。”我说。
这算不上吵架，甚至算不上争辩，我的确因为Judith女士提起Ethan而心情低落，但还没到要发脾气的程度。
如果要我说起遗憾，那还是和Ethan有关的，没带他回科隆，也没和他度过幸福愉快的好几年。
我们之间的回忆要用天来计算。
野泽对我的态度让我陷入循环的压抑里。
他似乎是一个很喜欢公事公办的人，又对我有着极大的宽容和顺从，像是被逼迫着乖巧，因此，有些时候态度和性格不太搭调。
他问：“你想我吗？”
“挺想的。”我说。
“我有些后悔回来了，其实应该和你待在一起的，”野泽的话意有所指，他顿了顿，说道，“你应该看了新闻吧？”
“你指的是哪方面？”
“Ethan。”
我爸爸的车刚从大门外驶进来，他准备洗车，所以在喊保姆帮忙准备东西，我能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
手指头几乎发麻了。
我问：“他怎么了？”
“看来你还不知道，Ethan的乐队忽然宣布暂停活动了，听说有成员涉毒。”
我深吸了一口气，几乎没怎么犹豫，就说：“那肯定和Ethan没关系，虽然他小时候很叛逆，但现在已经长大了，不可能这么不理智。”
“这是溺爱的监护人才会说的话。”
“新闻里的消息不一定全是真的。”
“是真是假你自己去看就行了，”野泽说，“要是我们没有各自回家，我现在还能安慰一下你，毕竟，前任露出真实面目这种事让人五味杂陈。”
这是这通电话的结束语了，我没说再见就挂了野泽的电话，着急去看网络上的消息，很多传言和猜想正如野泽所说。
但我还是不相信的。
第65章
（FR。 左渤遥）
我们的乐队在我消沉的时候给我希望，对我来说，这种希望不会消亡也不可复制。
而现在，Raw Meat像一只飞虫的翅膀，被凝滞在时间的琥珀里，暂停活动是公司能想到的最保守的公关策略了。
有那么二十多天，我一直站在舆论的旋涡里，而现在，到了春夏交替的时候，我终于不用再被问起关于Raw Meat的事情。
点滴回想过去三个月里发生的事，我仍旧无法判断来这里是不是正确的决定，我终于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离开了远在北京的乱糟糟的一切。
生活的变数让我明白有时候逃避是明智的，即便我在新的环境里过得并不算好。
四月中旬，山里要么下雨，要么阴沉。
我站在破屋子外的石头上，在深沉的暮色里给我妈打了第一通电话，她说很担心我，我说：“我被关在看起来什么都不错的环境里，过了二十几年，结果什么都做不好，抓不住爱情，现在连乐队都没了。”
“听说那边很苦的。”
“苦，”我点了点头，鼻子发酸，我说，“但我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了，可能吃够了这里的苦，别的苦就算不了什么了。”
山间的风带着丰富的水汽，起床的时候，远处下雾，近处也下雾，这是我和这片村庄相遇的第一个清晨，和我最先熟识的人也是我的室友，叫漆浩，他已经待在这儿两年了。
漆浩舔了舔嘴唇，把木柴放进火堆里，火上面吊着烧水的壶，他说：“你随时可以走的，想走了就跟我说。”
“我至少得待一个月吧，说不定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灵感。”我抱着膝盖坐在一旁，举着盛了速溶咖啡的搪瓷杯子，杯子是新的，我拿到的时候外面还包着皱巴巴的牛皮纸。
我在等漆浩把水烧开。
漆浩不修边幅，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迷彩冲锋衣，眼镜腿上还缠着白胶布，他几乎不正眼看我，说话带着南方口音，很冷漠。
“你能待一个星期就不错了，”漆浩说，“城里普通家庭的人来这儿都过不下去，更别说你一个富二代。”
“你就过得下去——”
“我不一样，我是来当老师的，你是来采风的，但你太理想化了，过几天你就会发现，生活都过不下去，根本没什么心思创作。”
漆浩的杯子很大，是保温的，他拧开杯盖，从塑料袋里抓了一撮茶叶，然后把下巴搁在膝盖上，等水烧开。
柴火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新建的学校有些空旷，也有些潮湿，但漆浩告诉我，现在的条件他已经很知足了，两年前刚来这儿的时候，他还要在漏雨的教室里上课。
水壶的盖子被蒸汽顶起来，然后，开水浇进杯子里，咖啡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