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解决敌人。
持发对意见的人认为中国大**的情势已经很危险，这时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上，而不应该旁生枝节，将力量再分散到西北。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所以在共产国际这两种观点都没占据上风，李大钊自己也正忧心**当前的处境，虽然刘伯坚三人后来又发了两封电报催促，但他赴西北的意愿始终没有很强烈。
但李大钊最终决定到西北来，还偏偏是因为局势越来越恶化，国民政府内部暗流汹涌，他想试试能否从西北找到出路。共产国际还是没有统一意愿，但因为李大钊这次很坚持，也只得默认。在李大钊看来，要将大**重新拉回正途，最好的办法就是促成吴安平和苏联和解，并促成西北加入国民政府，然后与**联合，取得对国民党的优势或重新平衡。
其实这段时间西北的边界封锁很严，军队大整编和陇东集团大招工正在进行，整个西北也在为明年的建设热火朝天做准备，所以并不愿放松边界，为居心叵测的人混入西北提供便利。当然这也只是暂时，等准备工作完成的差不多，还要从外省引进灾民，对周边势力来说，这是两便的事情。
得知李大钊经绥远入境，吴安平诧异之余，不免要和蒋百里、左纯庵等人分析其目的。没人相信这位**创始人，此行只是单纯为应刘伯坚三人的电召。
此时，李章已到兰州去，余大成、余铁鹏、安柄朝乃至尚纪元、萨都刺等人，春节期间曾回西峰解放军总部述职，但春节刚过就匆忙返回驻地，也不在西峰。不过，这次参与讨论的倒不只是吴安平三人，在西峰学习西北军政的冯玉祥和正准确与余大成、安柄朝交接防区的杨虎城，也被邀请了进来。于右任春节前便离开西北到武汉去了，不然也可能会邀请他。
对**员的软禁早已经解除，但是刘伯坚、宣侠父、邓晓平三人，仍然没离开陇东饭店，一直在那里白吃白住，废寝忘食地研究那些新奇的理论资料。他们并没有吸收其他人加入，而是由宣侠父和刘伯坚出面，对解禁后的二百多党员做了妥善安排，才又专心窝在跨院里，吃着定点送来的丰盛伙食，喝着提神的浓咖啡，然后日以继夜地学习和讨论。
吴安平在招待上没有吝啬，在陇东饭店的账上留足了钱，吩咐曲振山一定要精心安排。各种供应即便不是最好的，曲振山也决不敢不当回事，饮食更是变着花样来，各种菜系的招牌菜轮番来做，营养搭配的很好。但这样丰盛的饮食，似乎也不养人，刘伯坚三人非但没有变胖，反而更消瘦了下来，眼睛时常血丝密布，又顾不上理发刮胡子，乍一看竟憔悴得吓人。
中间吴安平倒是来过一回，聊了半个小时就又走了。倒不是不愿多待，而是这三人因是他提供的研究材料，在不知是该谢他还是怨他的同时，也免不了要和他讨论遇到的疑难，可惜的是，吴安平最多是知其然，也没时间去研究其所以然，期间断然下过几次结论，随即遭到三人轮番诘问，他水平有限应付不过来，不得不匆忙离开。
参与讨论的五人中，冯玉祥与李大钊熟识，但正因为熟识，他反而无法判断李大钊此来，到底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某种使命。不过，有一点五个人倒是有共识，李大钊此次西来，绝对与当前国共之间愈趋紧张的情势有关，仔细梳理这一背景，或许就不难猜出其来意。
一九二七年确实是一个关键的年份，按公历说现在刚过去三个多月，民国南北局势就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波澜诡谲，变化之剧烈，就连身在局中的人，或许也将看个膛目结舌，不知道其从何来，其将何至。
其中一些变化和西北有关。
张作霖派出的专使在西北和山西商定协议之时就已来到西峰，待两个大通电发出之后，立即请见解放军高层，代表奉系向西北表达了善意，并就北中国局势提出了自己看法。当时出面接见的是蒋百里，他回应了奉系的善意，并转述了吴安平的两个要求，一个事关整个绥远的控制权，另一个与兴办工厂和移民有关。
民国这时的行政区划和新中国有很大不同，这时是没有内蒙古这个省份的，大家的所说的内蒙，只是相对外蒙而言的蒙古族聚居地。在行政区划上，后来的内蒙古现在主要分散在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别省的辖区。归绥，也就是后来的呼和浩特，这时是绥远的首府，现被奉军控制，解放军其实最远只能影响到包头一线。
南口大战之后，张作霖和阎锡山就没有把绥远问题解决，虽说名义上绥远归晋军控制，但事实上奉军一直占据着绥远北部。日本所谓的“满蒙问题”，其中的“蒙”其实就是指这一区域。吴安平特意向张作霖索要归绥，其实是故意为难奉系，他并不想在这时就与日本发生冲突，但也不想与奉系达成明确的协议，归绥的归属就是为日后动兵特意留的借口。
移民之事倒无需多说，只是这是和救灾联系在一起的。
这两年民国南北战成一团，这只是**，天灾其实也不少。一九二五年，云南两次大地震，冀粤桂等六省虫灾，四川饥歉及疫病流行，黄河南岸决堤，灾民动辄百万，死伤无数；又一年，山东、安徽大水，绥远干旱，同样大灾连连；甘陕其实也是气候反常，旱灾、雹灾都有发生，只是因保障及时物资充裕，才没多大损害。
这些灾民刚过大灾又来大灾，再加上遍地战火，虽有一些慈善机构救济和政府救助，但杯水车薪，根本谈不上安置妥当，成为国内难民、流民，几乎每个省份都有，为数众多，日有死伤。南方现在鞭长莫及，但吴安平想和奉系在这个问题上做好沟通，将北方灾民逐步引入西北，充实绥远、新疆、宁青等地。
开办工厂则是对北中国工业的提前布局，也是另一种的救灾手段。能提前介入，就能在驱逐北洋之后，立即有一个工业及经济基础。另外，海军是日后要大力发展的军种，但这并非朝夕可成，现在西北没有出海口，想提前准备都无法进行，如果能天津及山东开办属于西北的造船厂，同时发展远洋捕捞及远洋运输，也是一个曲线建设海军的计划。
开办工厂和向西北安置灾民这两件事，在奉系专使通报张作霖后，这位安**大帅答应的很痛快，但移交绥远北部控制权的事，他虽然声明奉军对绥远绝无占据之意，但却将时间向后拖延，说是等安**击败**军，那时再将归绥移交解放军控制不迟。这位大帅也提到了日本人的因素，并称正是这个问题不好处理，才不得不延后解决绥远问题。
这其实正和吴安平心意，但他没有让蒋百里和奉系专使签署什么协定，也没有发表什么联合通电，而只是口头达成默契。这样做的理由也好找，吴安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是只有等到完全解决绥远问题，才会考虑签署协议，实现北方的长治久安。
张作霖也不好说什么，其实只要吴安平答应不插手安**和**军的战事，他就已经心满意足，这样其实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那就是阎锡山的晋军同样也不敢再转头国民政府，就算其不参加对**军作战，也是减轻了奉军背后的压力。张作霖可是早知道阎锡山有响应北伐之意，解放军现在算是镇住西北，使晋军根本不敢轻动。
当然，就算真签署协定，张作霖都不会深信，现在只是口头上一说，奉军和解放军又没有互信的基础，他当然还是会防备吴安平背后捅刀子，所以察其言观其行，他还要试探试探，挺进河南将会是一步好棋。另外，吴安平既然有意到奉系势力范围开办工厂，也多少说明一点诚意，条件好说，可以比日本人还优惠，只要他来，办得越多越好，牵制自然也就越大。
吴安平大概能料到张作霖的打算，因为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情，不用费脑子琢磨，但他有他的打算，只要西北的势力渗入北方诸省，枪杆子硬、钱袋子沉、生财有道，就凭这三样就能将奉军瓦解掉。蒋介石的“银弹”战术用得最好，但吴安平既有“金弹”又刀把子硬，没理由输给蒋介石的。
但是，从张作霖的回复看，不管他诚意如何，但已经透露出他对日本人的不耐烦和厌恶，这倒让吴安平犹豫着，是应该加把火，还是最好暂时不要理会，留到最后再一起收拾。蒋百里的意思是，既然很有把握，那不妨留到日后算总账，如果这时趁风添火，很可能会有意外的变化发生，那反倒是麻烦。吴安平想了想，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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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章 一些变化（2）
一八七章一些变化（2）
西北确实表现了诚意，在绥远不再咄咄逼人，明显减轻了对奉军的压力，而且对奉军进驻河南一事，也表现出理解，并没有将乱成一团的河南视作禁脔。不过，这诚意也是相对的，西北有自己的意图，也有自己的底线，这一点直到后来，张作霖才有所体会。
一九二七年一月初，五万奉军入豫，进驻彰德，随后便由京汉、陇海两路向郑州进发，其声称入豫非为夺豫，而是要南下与**军交战。奉军将领一致主张不理吴佩孚态度，其前锋于二月中旬在郑州黄河南岸实行渡河。
虽然吴安平并未发难，但吴佩孚南北两面受敌，只能坐困郑州。他的部属也不和他同心同德，豫中方面，郭振才通电欢迎奉军，宋振檀已受奉军委命，寇英杰早与张宗昌勾搭，只有豫南田维勤和魏益三还在他。所以，奉军入豫其实只要全力对付豫南即可。
靳云鹗是反奉的，因此才被吴佩孚免职，现在奉军正式对河南下手，因利害相关，他就由鸡公山跑到郑州去见吴佩孚，请求组织保豫军以打退奉军。吴佩孚生平最恨朝秦暮楚、覆雨翻云之辈，正因此才深恨冯玉祥，他与张作霖虽是利害结合，可已经拜了把兄弟，因此抱着“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态度，认为张作霖不够朋友是另外一回事，但自己要够朋友。
吴佩孚随便靳云鹗自己去打，但强调不能拿他的招牌扯旗。靳云鹗回到郾城组织了保豫军，自任总司令，随后魏益三通电响应。奉军既然撕破脸皮要进兵河南，自然不会留情。这样一来，河南倒先爆发了北洋的内战。
奉军三路出动，因渡河不易，遂先以主力由东路绕道进攻中平。三月上旬，因见解放军无意插手为难，张作霖一面令张学良、韩麟春在河南指挥急进，一面将先前由吉林、黑龙江调来防备解放军的奉军调动，以担任后防。三路奉军同时进发，十五号就包围了郑州。
这中间有些趣事。
奉军先前用兵一向不注意民间疾苦，因此被各地民众视为虎狼。北方人对奉军的印象是两句话：“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形容奉军坐车看戏不买票还要骂妈拉巴子，而据说东北人后脑勺与一般人不同，所以可当护照，来去通行无阻。但此次奉军入豫大改前态，雇用民船人夫给钱痛快，沿途又严禁兵士需索及占住民房。
这样一来，河南百姓观感一新，也乐意为其服务。这主要出自张学良的提议，由于**军北伐一路秋毫无犯，而解放军又大力推动为人民服务，奉军既然想与**军一较短长，想与解放军争雄北方，就不得不顺从民意。不能不说，这是吴安平绝对没想到的一个变化。
郑州被围，吴佩孚进退维谷。阎锡山正拼命想增加实力，以与解放军抗衡，便在这时给吴佩孚发电报，欢迎其入晋。但吴佩孚却不肯接受，他便挥泪离开郑州退往豫西，并在临行前下令，为奉军让出了京汉路。而此时，保豫军和奉军已打过一场恶战，靳云鹗手下第一勇将高汝桐乘坐铁甲车去抢奉军的铁甲车，结果两车相撞，高汝桐的身体变成了一堆肉酱。
吴佩孚从郑州移驻豫西巩县，以为跳出战争漩涡，不料张作霖对吴安平依旧不放心，要朝豫西发展以作防备，于是又向吴佩孚提出让防要求。张学良请吴佩孚移居郑州，愿以老伯之礼相持，吴佩孚自然不肯去自投罗网，但经不住奉军夺防，本想退往南阳，这时“恰好”收到蒋百里的电报，略作考虑转而向西，经洛阳一路退到了新安。
奉军继续向西，沿途将吴佩孚的军队纷纷缴械，攻占洛阳后，又陈兵新安，向将战线一直向西推进到陕豫边界。但这时，解放军的战机编队突然出现，在奉军头顶不住盘旋威慑。奉军也有飞机、坦克、重炮，张学良虽不愿与解放军发生冲突，但到底年轻气盛，既没有与解放军交过手，便想做下尝试，于是调来十余家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