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舰的副舰长。
或许他想过战争会带给他什么，但他依然去做了。黄海海战中，“镇远”以其巧妙运动和火炮射击掩护旗舰“定远”，却不能使自己免受打击。战斗中“镇远”一直烈焰熊熊，经受了各种炮弹的几百次射击，包括口径达到13英寸的炮弹。马吉芬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战伤，包括严重的撞击，烧伤和弹片击伤。他的健康和视力受到不可挽回的重创。但他依然指挥“镇远”断后，并随同残余的军舰返回旅顺。
基于恶劣的健康状况，之后他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疗养。他在纽约生活了两年，忍受着无休止的伤痛折磨。但在他给家里的信中还透露出巨大的勇气。他在信中尽量避免让家人担心，他隐瞒病情，调侃他们的忧虑，谈论他透过病房的窗户看见的一些可笑事情，一个小孩还问他要中国邮票，他还打算一旦身体好转就和大家去旅行，但后来他知道这是不可能了。
医生急切要求他接受手术。对此，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知道我的头骨将要开个三平方英寸的口子——但不会触及大脑——切除一个眼球（仅仅需要几个小时，看来没有搞错，这可以看出来）。医生们没有向我隐瞒这种手术的失败纪录。其实这些情况别人也告诉过我——我已置生死于度外。其实也没别的，不外乎就是容易导致大脑损伤引起精神错乱和失明。
为了尽量在可能的精神错乱和失明，以及止痛药难以有效止痛之前整理一下资料，马吉芬给“世纪杂志”写了一份黄海海战的完整报告。在给理查博士的信中写道：“我的眼伤困扰着我，我甚至看不见我写的东西了，文章写得很辛苦。希望21日能将文章交到您手中，如果眼伤继续恶化下去……”
“还是那个问题，如果眼伤继续恶化下去……”
未完的句子是残酷的预言。
医院的护士不知道，在马吉芬的私人箱子中有一把他用过的左轮手枪。1897年211日的清晨，他要来这口箱子，支开了身边的护士。当她们听见枪声冲到他床前时，发现他饱受折磨的身体已趋于平静，疲惫的眼睛永远失去了光芒。他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和他的生命奉献给了另一面国旗下的人民。
而就算在死前，他也不忘为他敬重的中国同事平反，刊登在“世纪杂志”的黄海海战报告的最后部份写道：
“其中如提督丁汝昌，我不能不向其深切沉痛追悼。他既是勇敢的武士，又是温和的绅士，他迫于滥命和强敌作战而一败涂地。及见大势已去，尽毕生最后的职责，为了麾下将士的生命而与敌签约。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他曾期望活着，但他知道祖国的不仁，对他的冷酷待遇将要超过不共戴天的敌国。在夜半孤灯之下，左思右想，饮鸩而逝。老英雄当时的感情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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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三章 五年计划
最后方怀还是决定让马吉芬先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当教官，以他那离经叛道、不拘一格的作风冲击一下刚刚组建就已经显得有些老迈的北洋水师，说不定还能**几个拥有新奇战术思想的学生来。
批完奏折，方怀看向小德子：“今天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没有？”
小德子闻言，连忙躬身答道：“回万岁爷的话，洋员汉纳根、琅威理已经到京，等着您的召见，德国大使也递了牌子，还有俄国大使和英国公使。”
方怀思考了一下，挥手道：“让内务府去办个酒会，就像洋人那样的，把他们都请上……嗯……这件事就交给荣禄去办，让他先到内务府上任。”
小德子闻言点头记下，然后道：“启禀皇上，还有太后那里派人来了，说是已经选好了大婚的日子，请皇上过去商量一下。”
方怀微微点点头，然后背过身去，看向那贴了整整一面墙的世界大地图。小德子知机退了出去。自小伺候方怀的他，知道一旦自己这位主子爷开始盯着地图发呆，就是最忌讳别人吵着他的时候，所以出了养心殿，他又特地嘱咐了看门的侍卫一遍。
秋天的北京大学总是莫名地让人感到萧索和寂寥，光秃秃的枝丫，灰败洒落一地的枯叶，让拥有心事的人愈发地感觉凄凉。
离未名湖不远，矗立着一栋三层的小洋楼。说起来还是校园内第一座西式建筑，用地是眼下紧俏得很的“洋灰”砌成，原本是学办为洋教习准备的。不过后来发现，那些似乎对中国的四合院建筑更敢兴趣，便把这栋楼作了女生宿舍。
接连几场仗打下来，加上各大报刊连年累月的宣传，国内的风气已经比当初开放了许多。但女子读书的事情仍是凤毛麟角，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可是大多数人秉承的金科玉律。所以就这么一座既不高大又不宽敝的小洋楼就把北大所有地女生都装下了。
此时三楼靠西头的一间宿舍内。李菊斜坐在窗前，手捧着法文原版的《巴黎圣母院》轻轻翻动着，他似乎在为那可怜的吉普赛姑娘而感到悲伤，又或是想起了自己地心事。脸上满是哀伤的表情。
“噔噔噔……”楼道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宿舍门被猛地推开，脸色红扑扑的张韵月走了进来。
“那个贪图富贵地家伙，竟然说自己是有儿有女之人。不愿再误了你，他以前怎么不说啊……”
“表姐”李菊淡淡地呼喊一声，起身为张韵月倒水，待张韵月坐下。李菊的眼圈红了：“你也不要怪他，男儿都是以事业为重，再说我的婚事乃是太后作主。他又怎么能与朝廷作对……”说着。李菊一脸的凄凉：“……这一切都只能愿我自己命苦……”
张韵月见了。坐到李菊身边，搂住她地肩膀道：“要不你去求求姨父。姨父现在是朝廷的红人，他说两句话也许有用。”
李菊面无表情地摇摇头，她很清楚这桩婚事只怕她父亲比朝廷求之更甚，只看他竟然对自己来北大无有二话，就知道他实是下了决心。
张韵月也知道自己的意见多半没什么用，遂不再说他，只是犹自不忿道：“一个驻缅大臣就把他收买了，那个小皇上真是好心机，难道你真地要嫁给那个乳臭未干地小皇上？”
李菊静默无言，想着张佩纶离开李府时说地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难道真是他的心里话吗？那自己与他相识又算什么？
战争过去，国家上下又把目光投到了发展建设上面，连续地与列强作对比，让这个一直躺在五千年历史荣光上地老大帝国认识到了什么是差距，民众的心理也因为战争开放了许多，许多人终于知道，原来在中国之外，还有如此大的一个境地。
任何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固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总是最难被改变的，也是阻挠改革措施的根本所在。简而言之，就是民心决定改革的成败。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吉田松阴、长井雅乐、高衫晋作等人已经为日本民众作了十几年的思想准备，更远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日本流传了一百多年的“兰”学，日本德川幕府虽然也以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文明，但他们又异常地提倡荷兰人带进来的西方知识，日本的士族阶层纷纷用荷兰语来研讨欧洲近代的天文，地理，医学等新兴学科，并由此了解到西方世界的发展，这就无怪于明治维新水到渠成。反观中国历史上的戊戌变法，真正具有改革意识的只是上层的那一小撮人，还不具有统治地位，而民众仍然是懵懂无知，也就无怪于像闹剧一般，只维持了百天便惨淡收场。后来的辛革命也是一样，从鲁迅的《阿q正传》等文学中就不难看出，这又是一次上等人的革命，所以它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其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知道社会变革是要有思想作基础的，戌戌变法前，维新党人也曾在全国各地的草堂讲学，《海国图志》、《盛世危言》、《瀛寰志略》等书的出版也不可谓不振聋发聩。但他们错误的估计了自己的困难，从后世流传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孙中山等人都有师法日本人的痕迹，而举凡改革措施也多与日本作比较，殊不知日本多大，中国多大，日本也许只用民间有识之士十几年训导之功，便能幡然觉醒，而中国这般春风化雨只怕最少要上百年时间，更何况中国是站在封建制度顶峰的国家，中国地封建教育也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彻底。这就更加深了通过文化思潮促进民族觉醒的困难。后世的很多人悲哀的发现，要想在中国掀
像法国大革命前那样的启蒙思想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人实在太多了，因而就更加难得齐心，很难有一种东西让所有人都关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想让中国百姓自觉的觉醒，只有靠战争，把他们逼到面临生死存亡地境地。如果没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八年抗战、解放战争这样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也不会有新中国建立时那么高的人民觉悟。这就是这个民族所谓的劣根性。
不过，这同样反映了这个民族地一个优点，那就是对国家的认同，这个数千年文化思想从来没有出现过断代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超出任何一个外国人地想象。在西方国家，很多优秀的人才受聘于其他的国家，有时甚至与自己的祖国为敌，这在他们眼中是可以原谅地。甚至因为他们的职业操守而得到赞扬，但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或许是这个民族最好地写照。
方怀采取地政策与结论略有区别。毕竟，进行那样一场颠覆性地战争，代价实在太大了。方怀只需要人民都体会到危机感就够了。真正的觉醒还是靠国家机器推行地教育来完成。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封建帝王。都不会像方怀这样热衷于民众的觉醒。他们永远把巩固自己的统治摆在第一位，而“上智下愚”是他们信奉的经典。正因为方怀特殊的经历不可复制。所以他的改革也是不可复制的，即便历史重来一遍，没有这样一个人的出现，中国也不可能奇迹般地崛起。
过去几年，虽然国家的主旋律是与英法围绕越南和缅甸的战争，但方怀也干成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完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国情普查。在这之前，中国的国情反馈还停留在旧有的体系上面，这显然不适应工商领域已经大大扩展的新社会形式。经过讲明，绝不追求过往责任，一切情况从谨从实奏报，如果弄虚作假，将来下达指标，完不成的便要从严从重处罚，而之后方怀又几番下旨核查，在光绪十二年（1886）终于得出一份相对真实的国情和国家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指明国家前进的方向。
光绪十二年十月，在方怀的要求下，以奕为首的内阁递上了《统筹规划五年邹议折》，虽然新政在方怀的潜移默化下已经实施了好几年，但真正作为文献、系统地出现，这是第一次。后世的史学家，也把这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奏折作为“光绪改革”的起始文献，虽然它只能算作一篇五年计划。从这一年起，中国正式进入了“光绪新政”时期。
而这道奏折的第一项便是教育。
在光绪九年于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四省推行六年义务教育之后，去年又在山东、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山西、直隶、奉天八省推广开来。识字率由过去的不到4上升到12，以现在4。5的人口基数来说，三年间，大清完成了四千万人口的教育，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不过，这些接受教育的人口里大多数是八至十四岁的童生，所以教育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一时还无从体现，而且大清的**文盲率实在太高，基数也太大，这都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
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除了巩固并推行六年义务教育，像明年光绪十三年，接受六年义务的省份将再扩大九个省，分别是：越南、越北、缅甸、台湾、河南、山西、陕西、吉林和黑龙江，还有就是降低**的文盲比例。这个方怀打算靠青儒会来推行，借机也可以扩大青儒会的群众基础和影响力。
方怀的计划是，通过这五年时间，把识字率提高到30％本完成在全国所有省份内的基础义务教育普及。为此，他甚至强硬地把教育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到20％以上，并且硬性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教育支出都不能低于这个比例。而地方省、府、县各级财政也都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比例执行，吏部将把教育推行列入官员的考核范围内。
在加大教育投入方面，方怀还想到了后世地一些方法。像建立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及贷款机制；重构税种，征收教育税；发行教育彩票；发展各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