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怀孕，想要男孩就是男孩，想要女孩就是女孩，想要几个就是几个。
这话越传越神，郑霍山差不多一度成了皖西地区的“送子观音”了，以至于在二十年后肖卓然说，郑霍山为皖西的计划生育工作制造了严重的恶果。直到三十年后郑霍山才说了实话，其实汪亦适的生育能力根本没有问题。那对双胞胎并不是他的医术起了作用，而是舒家的女儿有双胞胎的基因，他只不过尝试着把这种基因调动起来发挥作用，没想到还真的见效了，也算是歪打正着吧。
后来郑霍山自己写了一本书，名字很大胆，就叫《提高夫妻生活水平》，里面就房事的起源、性质、发展过程、与情感的关系等进行了阐述，里面还运用了很多辩证法原理。在技术层面上，就房事之前的情绪准备、酝酿、时机、饮食、灯光、音乐等，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里面穿插了很多实例，并配有插图。江淮人民卫生出版社已经纳入出版计划了，但是因为后来发生了“*****”，这部尚未出笼的著作就被纳入毒草范围，连同郑霍山本人一起，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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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下）
07
60年代中期，是皖西第三医院真正的大发展时期。自然灾害结束了，生产恢复了，大别山又是姹紫嫣红，农村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皖西城雨后春笋般的多出了许多工厂，如机械厂、化肥厂、毛纺厂、造纸厂、拖拉机厂等，城市人口不断增加。
舒南城在5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运动中，作为一个地方资本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在皖西工商联的会议上做了几次检查。但当时的运动主要是针对党内干部，舒南城是民主人士，经陈向真书记和地委巧妙保护，没有被划到右派行列。此后，舒皖药行逐渐减退个人股份，多数并入皖西专区医药公司。到了60年代初，舒南城对皖西医药事业的贡献被重新宣扬，当选为皖西****会议副主席。此时的舒南城，已经是三世同堂儿孙绕膝，舒家老宅里差不多可以办一个托儿所，有肖卓然和舒云舒的大女儿舒蔷薇、小女儿肖豆蔻、儿子肖川芎，汪亦适和舒雨霏的龙凤双胞胎大儿子汪茯苓、小儿子汪琥珀、女儿舒银杏，郑霍山的双胞胎老大舒当归，老二郑柴胡，还有一个老小郑天麻，一共九个孩子，除了舒蔷薇已经读小学了，其他均不超过六岁。
舒南城老两口豁达，女儿们的孩子，全部放在家里，老太太说，你们都是公家的人，有大事要做，我一个老太太，闲着也是闲着，把孩子都交给我来带，也算我对革命事业帮了忙。
当初郑霍山提出让每家的第一个孩子姓舒，肖卓然和汪亦适都很反感，认为郑霍山这是曲意讨好老丈人。特别是汪亦适，那时候几年不孕，正在惶恐不安，就连自己能不能有孩子都难说，郑霍山居然提出这么个问题，哪壶不开提哪壶，简直居心不良，简直用心险恶。但是后来慢慢也就想通了，舒家二老膝下无子，闺女一个个离巢嫁出，晚年势必凄凉。郑霍山这么个很没有人味的人，提出这么个想法，其实还是很有人味的。
对于给孩子取名字，最初不仅汪亦适和肖卓然对郑霍山的馊主意嗤之以鼻，舒家几姐妹都一片声讨，说这简直是胡闹，把孩子的名字都取药材了，像个什么样子？蹊跷的是，在舒家姐妹乱哄哄声讨郑霍山的时候，舒南城老先生则微笑不语，若无其事地吸他的水烟。说一次老人家没有态度，说两次老人家还是没有态度，最后大家就明白了，老人家没有态度其实就是态度，老人家默认了，看他那笑眯眯的样子，没准还赞许呢。这以后，用中药名称给孩子起名字，就成了这几家的惯例，而且多数都是郑霍山越俎代庖的。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几姐妹的肚子都相继开张了。争先恐后，就像种熟的地，不长庄稼则已，一旦播上种子，呼啦啦就长出一片了，一发不可收拾。每家平均三个，有男有女，人丁兴旺。而且看这架势，如果不关上闸门，每家再生三个五个也不是个问题。
这个时期，肖卓然的事业如日中天。他才三十五六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不仅领导医院开展业务建设得心应手，就是应付各种政治活动也是游刃有余。医院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训、业务考核和职称评定、考勤和奖罚，包括医疗方案的批准权限、大病重症会诊标准，等等。
肖卓然在大会小会上说，人民医院为人民，这不是一句空话，待病人如亲人，不能只喊口号，在我们第三医院这里，只有病大病小，没有官大官小，只有病急病缓，没有钱多钱少。只要是病人找上门来，我们第三医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收下来，我们力所能及的就由我们来治疗，我们不能治疗的，也要为他们咨询，帮助他们找到最合适的医院，帮他们找到最合适的医生。老百姓进城两眼一抹黑，看个病不知道要走多少冤枉路，不知道要花多少冤枉钱，我们既不能让他们病急乱投医，也不能让他们有病没法医。
肖院长有了这个态度，第三医院就门户大开，皖西地区都知道皖西城里有个菩萨医院，菩萨医院里有个青天院长，所以到第三医院看病求医的人就要比其他医院多得多。
那时候没有公费医疗这一说，也没有实行合作医疗，国家干部和职工住院看病可以报销，农民就得自己掏腰包。在第三医院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对于患者，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能看中医的，不看西医；能院外治疗的，不住院治疗；能保守治疗的，尽量不做手术。这一切都是为了节省。有些干部病号对第三医院的做法很不满意，反正自己的医疗费是公家报销，为什么不给开好药？为什么不给开补药？为什么不让住院？
当然，有这种想法尤其是有这种说法的，在当时是极少数人。那时候提倡大公无私，厉行节约蔚然成风，对于第三医院坚持面向普通老百姓持不满态度的声音很微弱。直到几十年后，第三医院仍然保持了这个传统，从而成为江淮地区家喻户晓的平民医院。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有相当长的时间，在皖西地区后来的皖西市，除了重大隐患或疑难杂症需要汪亦适或郑霍山以及他们的学生出面操刀把脉，县处级以上的干部，如果需要小病大养或者私病公养，再抑或是开补药开特种药的事情，那是断断不会找到第三医院门下的。尽管那时候肖卓然早已不当院长了，但是他订的那套规矩还在雷打不动地执行着。
第三医院坚持底层关怀，又大包大揽地为病患承担了很多义务，固然是件功德之举，这样做也带来一些问题，那就是钱。**每年补贴非常有限，肖卓然又坚持实行最低收费标准，那么钱从哪里来呢？在这个问题上，肖卓然采纳了郑霍山的建议，在医院南边办起了一个小型制药厂，最初是炮制中成药，多数是郑霍山研制的产品。郑霍山在皖西中医界已经声名大振，求医者络绎不绝，仅他属下中医科的患者对于中药的需求量就已经相当可观，其他医院包括下面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所，多数中成药都是从第三医院制药厂购买。这件事情用郑霍山的话说，皆大欢喜，病人有了廉价的药，医院有了额外的钱。
后来，随着科研人员的引进，肖卓然又让程先觉给地区卫生局和工商局打了个报告，制药厂注册了几种技术含量较低，在农村要普遍使用的西药，药厂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第三医院虽然坚持平民风格，但是在资金方面，比第一和第二人民医院要富足得多。
现在，第三医院终于迎来了它的春天，制度建设、人才建设、业务建设都已经走向了正规。但是肖卓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心思难以释怀，那就是康民大厦的问题。
当初丁范生降职之后，在康民大厦被遗弃的工地上那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这些年始终萦绕在肖卓然的心头。丁范生是犯了“左”倾错误，那是在一个特定时期犯的特殊错误。丁范生文化程度不高，对于事业的理解有局限性，但是丁范生当初提出的要为皖西人民建设一座现代化的住院大楼的动机并没有错，甚至可以说有长远眼光。遗憾的是，他的想法提得太早了，行动的时机更是早了。肖卓然记得他在几个场合都说过，一年两年不行，三年五年可能，十年八年准成。屈指算来，从这个想法最初提出并奠基，现在正好是十个年头。皖西的工农业建设已经步入到一个理性的秩序的阶段，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那么，改善老百姓的医疗条件，把第三医院的建设推向高峰，也就势在必行了。
续建康民大厦，终于提到了议事日程。
08
这年秋天，肖卓然主持院务会，分析了医院建设的方方面面，同时拿出确凿的数据。肖卓然指出，按照当前第三医院所承担的医疗任务，根据现在医院的资金实力，康民大厦的建设时机已经成熟。当年丁范生同志主持的设计方案，经江淮省重新论证，仍然具有可行性。
党委副书记李绍宏发言说，目前政治学习任务很紧张，而且上级一再提倡艰苦朴素。本来其他医院就对我们办药厂有看法，我们挣了钱，还是应该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多考虑国家的困难。这个时候大兴土木，是不是合适？
肖卓然反感地说，我们建设医院，改善老百姓的医疗条件，就是从根本上为国家分忧。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话以后再也不要提了，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李绍宏愕然地看着肖卓然说，肖院长，你这样说有问题，我们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肖卓然说，我说过要丢掉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了吗？艰苦朴素是我们领导干部的事情，我们不能老是让老百姓艰苦朴素。十年前，当丁院长提出要建设十八层医疗大楼的时候，我也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我认为那时候时机不成熟。我记得我跟老院长说过，一年两年不行，三年五年可能，十年八年准成。从老院长提出这个设想，打了根基，到现在已经十个年头了，是该我们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李绍宏说，肖院长，当初方案基本上是丁范生个人提出来的，说十年八年准成，是你个人提出来的。现在看来，这件事情，从始到终，都是个人意志。个人的承诺不等于组织上的承诺，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不能感情用事。
肖卓然终于火了，拍着桌子说，征求群众意见？群众懂什么，群众吃不饱饭，看不起病，说不上话，报纸电台怎么说，群众就怎么说。怎么能过上好日子，群众就怎么说。如果都要征求群众意见，要我们领导干什么，要我们党委干什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代表群众！
肖卓然一拍桌子，大家就不吭声了。肖卓然当了几年院长，别的把持得还算有分寸，就是养成了拍桌子的习惯。
这次会议形成决议，再次成立基建领导小组，由副院长程先觉牵头，尽快完成续建康民大厦的筹备工作。让肖卓然始料不及的是，这次会议也给他埋下了一个祸根。
决定康民大厦续建之后不久，肖卓然带领一个医疗队兼调研小组，前往寿春、梅山、蓼城、舒霍等县农村进行巡回医疗。主要的任务是解决流行在皖西农村的血吸虫病和肝炎病，次要的任务是进行流行病的防疫知识普及。
在蓼城县的桥头公社，肖卓然和丁范生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
丁范生已经在四年前申请辞去第三医院副院长职务，主动要求降低行政级别，从十四级降到十九级，带领全家下放到桥头公社，当了一名乡镇卫生院的院长。虽然丁范生没有受过系统的医疗卫生教育，但是多年在医院工作，耳濡目染，常识知道了不少，加上降职之后，隐居乡间，潜心苦读，对于农村常见病和一般的伤病处理，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
在丁范生的农家小院里，肖卓然向丁范生介绍了第三医院这几年的变化，丁范生说，我都知道了。第三医院的每一个变化、每一个进步，我都知道。我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我曾经是第三医院的院长，也很少有人知道我是一个老革命。这里的老百姓都喊我老丁，在他们的眼里，我就是从外乡调来的一个农民土医生。
肖卓然说，当年您设想建设一座康民大厦，作为皖西最大的住院部，那时候情况不允许，现在我们有了资金，有了政策，有了技术力量，时机已经成熟了。程先觉同志在负责筹备，我希望开工的时候，老院长能够亲自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