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五代当皇帝- 第476部分

　　　　所以大辽对于周国的意思必须得认真对待，在没把握顶住周人的报复之前，对高丽就没法再做什么了。

　　　　当然，周国也不是完全凭着空口恫吓就想让辽国退缩的，周使同样带来了他们的交换条件，只是没有写在国书里面罢了。可是这个交换条件却让耶律贤看得都不知道应该生气还是应该苦笑——周国显然是注意到了辽国之前向高丽搜求的贡奉是粮食布帛和铜料，其中的铜料周国自己都缺，那自然是不会补偿的，不过周国明确表示了他们愿意增加向辽国的粮食布帛的输出。

　　　　这个交换条件看起来的确是对辽国放弃要求高丽进贡的补偿，但是……但是辽国原先要求高丽进贡，那显然是无偿的，而周国通过互市增加对辽国的输出，那可全都是有偿的，而且非常不便宜。

　　　　以前的互市，辽国君臣可没有看出来周国限制了粮食布帛的输出规模，反正只要辽国这边的牛羊、玉石、毡毯、药材等货品进了两国边境的那几个榷场，就一定换得到周国甚至南洋的货物，之所以换来的货物并不全是粮食布帛，其实不是因为周国限制输出，而是因为辽国的商户还要大量购买瓷漆器、烧酒、茶叶和香料等物，那些东西在辽国同样有巨大的需求。

　　　　所以周国提供的这个补偿几乎等于是白说，问题并不在于周国的控制，而是在于辽国拿不出那么多可供交换的货品，要不然耶律贤等人怎么会把心思动到了高丽那边去呢？

　　　　当然，周国提出的这个补偿建议还是很全面的，显示出周国的君臣对于两国互市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了解。周国增加对辽国输出粮食布帛，有偿的，为了弥补辽国方面交换物资不足的缺憾，周国同时建议辽国开放马匹买卖，增加银锭和珍稀药材、皮货的输出。

　　　　这又是一个令耶律贤咬牙切齿的提议。

　　　　辽国之所以严控马匹向周国输出，不就是怕对方能够用中原汉人生产出来的多得让人眼花的货品大量套购马匹，从而迅速增强周军的马军战斗力么？这怎么能够放开的，为了多买一些粮食布帛就放开马匹买卖，那可真是饮鸩止渴了。

　　　　至于珍稀药材和皮货，辽国也需要从渤海人、女真人那里换来，且不说货源难以增加，即便能够大量增加，那么作为中间商的辽国也会亏死的。

　　　　唯一可行的就是向周国增加银锭的输出了。银子在周国和辽国都是作为宝货的，储存保值、高额贸易计价和贵重首饰、装饰品都需要用到，而就在南京道的泽州（今河北省平泉*县）一带就有大片的银坑，倒是可以加大力度开采——可惜矿奴又不够了。

　　　　矿奴或者牧奴不够，在以往的辽国来说是很好办的，只要把契丹军甚至一般的部族军家丁队拉出去转一圈，奴隶人口就源源不断了，然而现在却不可能去周国境内打草谷掳掠人口为奴，高丽的主意同样打不得，那就只好另外再想办法了。

　　　　不管辽国的君臣有多纠结吧，不管耶律贤心中有多么愤懑吧，他们在和周国使团的交往中还是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和克制，并且一直坚持到最终协议的达成。等到郝崇信、刘崇谅二人面辞之后，耶律贤才收起了那张绷得肉疼的笑脸，各路大臣也皱起眉头投入到增收揽财和苦练军队积蓄力量的常务当中去了。

　　　　对于辽国君臣心里面是怎么想的，郝崇信和刘崇谅心知肚明，却也毫不在意了那么一场大战，心中愤恨想要报复回来是很正常的，大周不也是对石敬瑭割让出去的地方念念在兹吗？幽云十六州已经收回来多少，还剩下多少依然在契丹人掌控下，在大周的朝臣当中恐怕都记得很牢。

　　　　记着双方的仇恨，始终憋着劲想要报复回来，这种情绪小到两家矛盾，大到国家之间，都是无法单方面消除的现象，除非一方能够将另一方彻底消灭。不过眼下的辽国君臣在表面上从来都没有把这种仇恨情绪表现出来，并且在一番折冲樽俎之后基本上满足了大周的所有要求，这在郝崇信、刘崇谅这等使者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他们已经称得上不辱使命了。

　　　　对方心里面怎么想，就算是君王对臣子都难以要求，难以真正控制得住，更何况是才实现表面和平不过四年的前敌国呢？只要辽国对大周的力量有足够现实的认识，其政策选择和走向能够被大周影响，至少能够被军咨部的那帮武进士们预估到，那就足够了。

　　　　所以和送他们南归的辽国官员那种复杂至极的心态不同，郝崇信和刘崇谅两人是志得意满地和他们告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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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汴水决口

　　　　

　　　　第五章汴水决口

　　　　郝崇信、刘崇谅二人兴冲冲地回到东京，孰料这时候却没人有心情听取他们的详细汇报了，都只是耐着性子听了个大略过程，然后就是差不多的反应——“哦，辽国最后还是屈服了，放弃了讹诈甚至攻打高丽的打算”……

　　　　这些朝臣们只要从他们的汇报当中明确了这一点结论，嗣后就再不关心其中的细节了，辽国具体作出了哪些让步和承诺，大周需要付出些什么，只要和他们总结出来的那个结论没有矛盾，他们就不准备再继续理会了。

　　　　甚至就连一手把他们派出去的皇帝都是这般表现！这可真是让两人的满腔热情犹如被当头泼了一瓢冷水。

　　　　郭炜其实并不想这么草率地对待从辽国回来的使者，毕竟出使辽国的人选是他最后敲定的，就连国书都是严格按照他的意思草拟，并进一步润色完成的，这支使团与辽国交涉的成功，自然就是郭炜的成功。而且郭炜在两位使者临行前交代了许多额外的任务，这些都需要亲自听取二人的详细汇报，尽管二人肯定会将有关内容记录下来，而不是完全依仗自己的记忆力，所以稍晚一点听取汇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郭炜这时候还真就没有什么闲心去听，正因为可以稍微一些听取汇报，所以干脆就将这个时间继续往后推了。

　　　　这一切，只因为在他们回国之前，六月初三的时候，汴水在郑州和宋州决口了。

　　　　从入夏开始，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就是霖雨不止，黄河水位自然是暴涨，各处河堤纷纷告急。好在这些年的水利工程不是白修的，最近两年才开始的新式治河方案更是实施有力，靠着初成的缕堤、格堤和遥堤三道防线，虽然从卫州到大名府的这一段黄河屡屡决口，但是溃决的都只是缕堤，在格堤的有效辅助下，遥堤都很好地完成了束缚大河的作用，黄河在这一次雨灾当中居然没有成为主角。

　　　　但是非同寻常的降水那就是非同寻常，黄河没有成灾，那是因为郭炜的特别重视和实施了有效的防护手段，在他不算太关注的地方，自然就会发生这个时代的常态。

　　　　因为黄河的河床自中游之后就逐渐高于两岸，沿河州县纷纷发生内涝，只能依靠境内那些东流或者南流的小径流来排水，所以这些小径流自然也是水位暴涨。好在这些河流不管是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开凿处理过的，却都是正常的地表径流，河床低于两岸，而且大多有足够的余量来容纳洪水，因而终究并未严格考验各处的堤防，没有酿成普遍性的洪水溃决泛滥。

　　　　但是在这些河流当中，最重要最特殊的汴水却出了问题。

　　　　汴水从有史可考的时代开始就已经不是一条纯粹的自然河流了，古人的追述，往往认为汴水是大禹开凿的莨荡渠，其目的是为了疏导黄河水患，顺便沟通黄河与淮河水系，不过明确有史籍记载的汴水起源，却是在战国末期。

　　　　战国末期，当时的魏国为了远避河西强秦的威胁，将其国都从安邑（今山西省太原市）迁至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也就是东京汴梁）。不过大梁虽然距离秦国甚远，安全方面倒是无虞了，可城池附近地势卑湿，有大片的沼泽地带，特别是中牟附近的圃田泽常年积水，当时的魏惠王待着并不舒服，而且这样的地势也不利于城池的防护和发展，所以他就下令在大梁附近开凿运河以疏浚沼泽并沟通诸水。

　　　　魏国修成的这条运河从大梁以西的荥阳引黄河水进入郑州以东的圃田泽，再从圃田泽的东面引水至大梁城北，然后折向东南到今淮阳东南与颍水交汇，最终通过淮水东流入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鸿沟，当时也叫大沟，黄河水系与淮河水系在那时就通过鸿沟连接起来，使千里中原变成了水陆通道，灌溉和交通都更为便利。

　　　　秦灭魏时，秦将王贲在攻打大梁城的时候引鸿沟水灌城，城毁魏亡，渠水横流，原先盛极一时的大梁城与鸿沟水道都逐渐湮废，除了残破的浚仪城和浚水之外，就只在秦末留下了一段鸿沟佳话而已。

　　　　直到东汉建都雒阳（今河南省洛阳市），政治中心从关中迁至中原地区，鸿沟水系紊乱、当地土地低湿的状况才引起了中央政府的注意，任用王景等人大规模浚治，在渠的上源也就是黄河的引水口设置斗门，减少流入渠内的泥沙，并且控制其水量，使渠水重新归入浚仪城北的故道。

　　　　这一次工程的规模极大，从荥阳的斗门开始，王景商度地势，凿山破碛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雍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遗漏之患”。这样一番大工程，即便王景再怎么节省役费，累计耗费钱粮也以百亿计。

　　　　王景修成的这段水渠被叫作浚仪渠，渠水从斗门引入黄河水开始，东合济水，一路东流到敖山北，在此完全吞并了古邲水，也就是春秋时期晋、楚交战之地的邲之水。因为“邲”的读音同“汳”，而古人避“反”字，故而改从“汴”字，这就是汴水之名的由来。

　　　　之后就是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了，北起涿郡，中间经过洛阳、汴州、江都，最终抵达余杭的这条全长四千余里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利用了多条自然河流与古运河故道，其中段的通济渠就是利用的原汴水故道改造而成，所以也常被称作汴水、汴渠。

　　　　汴水沟通江淮，是大运河的主干，随着唐朝江淮地区的日益开发，这条水道也就越来越重要，直至如今已经成为了一条黄金水道。

　　　　然而这条黄金水道却有着一个先天性的痼疾。

　　　　汴水的水源是从汴口水门处引来的黄河水，而黄河水挟带的泥沙之巨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斗门的设计已经减少了进入汴水的泥沙量，但是汴水含沙量比起淮水的其他支流大得多则是事实，而这显然会对汴水造成相当大的麻烦。

　　　　更何况，黄河从高原东出巩洛陡落平川之后，泥沙淤积河床日增，河堤随之逐年加高，这样的悬河对两岸已经是极大的威胁了，对于其事实上的下游汴水的威胁就更不必说。现在朝廷虽然用缕堤、格堤、遥堤这套堤防系统从中游开始约束黄河，已经逐渐控制住了黄河的水患，但是斗门那里黄河对汴水的巨大落差以及由此而来的洪涝风险却依然无法控制。

　　　　为了控制汴水的水患，晚唐以来，汴州的军阀就屡屡疏浚汴口、加固堤防，自大周立国之后，天下日趋安定，这种工程更是年年不断，到了郭荣时期基本上已经将东京左近的堤防修得犹如城墙一般高大坚固了，东京城中堤高渠深，每逢雨季汴水暴涨，水流湍急不亚于大江，然则堤坝却岿然不动。

　　　　但是不可能汴水的每一段堤防都修得和东京城左近一样坚实，而且作为水量、落差都远不如黄河的河流，郭炜推出的那一套治河方案在汴水这里也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束水攻沙的效果未必有黄河堤坝那么好，占用的土地和兴建时需要的河工却非常多，最重要的是——汴水的运河功效就会基本丧失了……所以在对付汴水的时候，郭炜仍然一直是遵循前人的老路，那就是坚持年年疏浚汴口、加固堤防、冬季挖河清淤。

　　　　但是这样的措施不仅年年都需要在冬季大量征发民夫，而且疏浚汴口的时候危机重重，经常会造成民夫的大量伤亡，最要命的就是，在今年这个水灾稍大的年份当中，汴水的堤坝终于因为抗不住而决口了。

　　　　洪水肆虐汴水暴涨，本来就已经迫使漕运中断了，现在汴水再一决口，漕运的恢复还不知道要延宕到什么时候去，就算是不惜代价在这样的暑天雨季当中出动大量禁军和民夫去封堵决口，漕运的损失和郑州、宋州沿汴水边的损失也已经够惨重的了。

　　　　“今年入夏以来霖雨不止，河水暴涨多地内涝，虽然新式河堤在缕堤多出决口的情况下依然控制住了水患，汴水却在郑州和宋州决口，朕日夜焦劳，得非时政有阙邪？”

　　　　滋德殿中，郭炜伸出右手揉了揉眉心，努力驱除着自己一脸的疲惫之色，尽量保持语气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