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五代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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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在五代当皇帝- 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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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赵匡胤兵变进城之后,韩通无兵可用,别说是保周室了,就连自身都是难保,家中的成年男丁都被按计划杀绝,范质也是一筹莫展,只能靠把王溥的手掐出血来表示悔恨。

    当然,能够酿成这一系列的后果,也和范质权力欲颇重有关,他可以接受王溥这样基本不会挑战他的次相存在,可以接受枢密使魏仁浦挂一个次相的衔头,却绝不肯接受善与人交、好延誉后进的王著拜相,尤其是王著才名素著,极受郭荣器重,又得当世士大夫称誉,为人自有主张。

    因为王著这样的人入相,会对范质在政事堂的权威形成挑战,所以范质抓住了王著好酒这一条极力阻挠,即使最后郭荣遗命王著入相,范质也要和赵匡胤等顾命大臣达成交易,坚决压下了这条遗命。

    权力欲极重和个人生活清廉,就是这么奇妙地在范质身上结合起来了。这样重的权力欲,也就只有皇帝可以压制,这样的人偏偏还不懂军事,那就只能是强力皇帝手下的得力宰相,而不能做什么顾命大臣,无论是做昏君手下的权臣还是小皇帝的顾命大臣,这种人都适足以误国。

    一个擅长吏事、民政却对军事缺乏认识的宰相,在军事方面总是偏于应付临头的局势而不懂得进取的宰相,此刻第一个出头主张出兵伐蜀,郭炜真的是很意外。

    “朝廷当遣使切责蜀主,并以蜀主构衅之事大张檄文,兴师击溃蜀国在褒、汉之间集聚的不逞之兵,使周边诸国不再心存妄想,庶几可以安天下。”

    好吧,郭炜承认自己意外得太早,接着听完了范质后续的这句话,郭炜现在又不意外了,他这还是在被动应付么……孟昶的挑衅虽然还停留在纸面上,但是这个挑衅确实有,而且说不定真的在褒、汉之间已经开始聚兵了,所以朝廷需要出兵应付这么一下。

    且让他去,毕竟范质现在搞吏治和民政都干得不错,还需要借重他,统一战略和军事方面就不必太在意他的意见了,只要他不坚决反对就成。

    当然,范质的这些话有可能会误导这次会议的主题,郭炜必须出言掌握舆论导向:“咳……显德十年朝廷收荆、湖之时,岭南蠢蠢欲动,嗣后朝廷兴师反击,收岭北马氏故土,在郴州俘获了岭南伪命都监陈琄、内官余延业等人,何继筠将其押解进京,朕曾向这些人访问岭南政事,知南汉主骄奢淫逸,治民极为惨酷,岭南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朕甚为惊骇,当时本已决心救此一方百姓。”

    这是确有其事的,南汉郴州刺史陆光图和统军使暨彦赟兵败之后都不屈而亡,何继筠也只好拿抓住的那些南汉内侍充数献俘了,而郭炜召这些俘虏面谈,一方面确实是需要了解南汉的政情,另一方面却是要在朝堂中预先做一下舆论准备。

    效果当然是不错的,陈琄、余延业这些人下面都没有了,骨气也是没有的,郭炜这里刚刚开问,众人立刻就是竹筒倒豆子般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全部吐露了尽。

    南汉主在宫中作烧、煮、剥、剔、刀山、剑树等酷刑,或者令罪人同虎、象搏斗,想象力是极其丰富的,可惜没有用对地方。宠信宦官,甚至因为视百官为“门外人”,群臣偶有小过,或者儒生、僧人、道士有才略可堪顾问而被刘鋹看中了,那么就抓来下蚕室,令其成为蚕室废人以后可以自由出入宫闱。

    朝臣们在一旁听了,也是不住地嗟叹,齐声论南汉主悖天逆命不下桀纣,陛下如果吊民伐罪理当考虑南汉主一份。

    郭炜却是知道,要是按照这些内侍的形容,那刘鋹的昏暴可以说远迈桀纣、学贯中西了,前面的古怪刑罚还是不出炮烙之类的故智,后面那些不就是罗马斗兽场么?南汉刘氏真不愧是波斯胡出身,见识可渊博着呢,直可与穿越者相媲美。

    至于用文士批量制作蚕室废人的举措,那更是震古烁今的壮举了,这些朝臣们齐声谴责刘鋹,莫不有下面一凉感同身受的因素在。

    余延业又言道,南汉国中赋税繁重,村民入城每人光身都必须交纳一钱,琼州每斗米必须交税四、五钱;所居宫殿全都用珍珠、玳瑁装饰,为此强令船民入海底五百尺采集珍珠;内官陈延寿作诸般奇技淫巧以悦刘鋹,日费数万金。种种骄奢淫逸难以名状,而这些骄奢淫逸定然是建立在对岭南百姓的残酷掠夺之上的。

    这些罪名堆积起来,郭炜一旦决定对南汉用兵,吊民伐罪的旗号那是闪亮闪亮的,大周朝野无人会表示异议。

    而且余延业还另有一番表演。他自报身份是“扈驾弓箭手官”,结果拿着郭炜给他的从禁军淘汰下来的普通硬弓,竟然极力控弦不开。对以此为代表的南汉军队,禁军上下岂能不信心大增?

    “为了对岭南用兵以吊民伐罪,朕这一年多以来一直在江陵府储备军资粮草,蓄积至今,足可供数万禁军一年征战所需。如若不出意外,明年夏末朕就会遣将征伐岭南,却未曾想到蜀主于此时构衅我朝,不严惩不足以镇四方,不得已,朕只好暂时搁下伐岭南之举,先全力平蜀,想来以江陵府的蓄积和秦、凤等地累年的仓储,伐蜀的军资粮草不虞匮乏。”

    明年征伐岭南云云,那当然只是郭炜说说而已,在枢密院的军咨部运筹司,这一类的军事计划肯定是有的,不过郭炜绝不会把这个计划作为优先执行项。

    开玩笑么,南唐、后蜀俱在,他脑袋发昏了才会依仗两国之间的一长条后勤通道去打南汉。如果在这种战略局面下,郭炜还派大军越过五岭去打南汉,要是李弘冀和孟昶都回过味来,像这次孟昶联络刘承钧一样的联络上了,两国共同发兵攻击荆、湖,那还不够郭炜喝一壶的?

    不过吊民伐罪是一个好理由,可以让他借此在江陵府大肆练兵和蓄积后勤辎重,如今将这些辎重转用于攻打后蜀,那只是顺便转用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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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平蜀点将

    

    第二十五章 平蜀点将

    在滋德殿举行的这次朝会中,孟昶给刘承钧的蜡丸帛书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面对蜀主这么明显的挑衅证据,与会的重臣们对兴兵伐蜀均无异议,而在用兵的规模与作战的最终目标上虽然意见有所不一,在经过郭炜的舆论导向之后也终于达成了一致。

    会议最终决定,伐蜀之战虽然是因蜀主孟昶妄为所致,却不会限制朝廷仅以报复为满足,此战将会以平灭西蜀僭伪为目标,必致孟昶于东京新宅为止。

    为了配合这个目标,将作司且奉命于右掖门外汴水北岸为蜀主孟昶营建宅邸,为了能够安置下孟昶家眷及其随从,屋宇计有五百余间,各种供设帷帐日用器具一应俱全,只待孟昶举家赴阙入住。

    鉴于蜀地北面山势险峻,蜀道狭窄崎岖,无论是通过栈道还是嘉陵江上游,转输都是极为艰难,此战用兵贵精而不贵多,将会从禁军的四个军司抽调精兵强将出战;而且需要充分利用入蜀的通道,故此决议分水陆两路进军,相关的作战计划在运筹司倒是有一大箱,不过进攻出发地不外乎陆路的凤州和水路的归州。

    鉴于蜀地偏处西南一隅,而且腹地甚广,再怎么精兵也还是需要一定的兵力数量,如果全部由东京的禁军抽调,沿途州县难以负荷,道路阻碍行军迟滞也会贻误战机,因此仍然需要使用一部分邻近的州郡兵。

    会议因此决定,出兵的路线、规模及配置如下:

    在凤州方向,以部分侍卫亲军、殿前军和锦衣卫亲军为主,加上秦、凤、阶、成和凤翔府的州郡兵,合计马步军三万,征召当地壮健民夫数万,组成凤州路集团。内客省使、知沧州王赞为此战而去知州差遣,作为凤州路随军转运使,负责该集团的后勤转输,给事中沈义伦出知沧州。

    凤州路集团的指挥官配置是,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袁彦为西川行营凤州路兵马都部署,殿前副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副都部署,锦衣卫亲军副都点检潘美为都监。

    侍卫亲军龙捷左厢都指挥使王晋卿为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虎捷左厢都指挥使马全义为步军都指挥使,凤州团练使兼缘边巡检壕砦桥道使张晖为先锋都指挥使,阶州刺史高彦晖为濠砦使。

    内染院使康延泽为马军都监,翰林副使张煦为步军都监,殿直郑粲为先锋都监,供奉官田仁朗为濠砦都监。

    在归州方向,以部分侍卫亲军、殿前军、锦衣卫亲军和渔政水运司部队为主,加上江陵府和岳州的州郡兵,合计马步军两万,征召当地的民船水手数万,组成归州路集团。宣徽南院使、度支部尚书兼将作部李崇矩为西南面转运使,负责该集团的后勤转输。

    归州路集团的指挥官配置是,殿前都指挥使高怀德为西川行营归州路兵马副都部署,渔政水运司定远军都指挥使石守信为战棹部署,锦衣卫亲军都指挥使曹彬为归州路都监,客省使武怀节为战棹都监。

    侍卫亲军龙捷右厢都指挥使白廷训为马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尹崇珂为步军都指挥使,和州刺史王继涛为先锋都指挥使,右卫将军白廷诲为濠砦使,渔政水运司定远军左厢第一军都指挥使杨光美为战棹左右厢都指挥使。

    御厨副使朱光绪为马军都监,仪鸾副使折彦赟为步军都监,将作副使王令岩为先锋都监,供奉官郝守濬为濠砦都监,供奉官药守节为战棹左厢都监,殿直刘汉卿为战棹右厢都监。

    很显然,因为目前并没有电报这样的通讯神器,两路大军就只能各自为战,不过一旦两军会合,为求号令统一,两个集团就将组成一个完整的西川行营,统一由袁彦指挥、潘美监军——这,也是郭炜汲取“历史教训”而特别强调的一点布置,军队号令不一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稍微有一点社会经验的人都能够想得到,更何况是曾经的企业家郭炜呢。

    同样是出于汲取“历史教训”的缘故,考虑到后蜀的将校多半都是当年跟随郭崇韬征伐前蜀和跟随孟知祥入蜀的后唐军校,因此身份也就多是北人,难免和中原有些香火之情,是可以争取的。故此郭炜特别赐诏,谕令两路大军不得凌虐俘虏,而西川将校也应早识时务,力争转祸为福——凡是能为大军向导、沿途供应军食、率众归顺、举城来降者,均议优赏。

    而在所有的战前准备当中,郭炜尤其在意的就是军纪了,一则历来征蜀的将帅总会出一点问题,难保这一次出征的将领中也会有人产生什么想法,及早以军纪约束对大家都好;二则郭炜记得的“历史教训”之中,同样有因为军纪不整而酿成的严重后果,虽然郭炜按照自己的意思任命了西川行营的主要将领,在将领方面可能会好一点,但他还是生怕骄兵故态复萌。

    虽然郭荣、郭炜连续整军,但是也没有做到对禁军完全换血,而这些禁军当年在太原围城和攻伐淮南的时候,可是都曾经发生过劫掠民间的事情。

    当然,随着整军的连续进行,这样的事情是越来越少了,可是蜀地的富庶也不是河东与淮南可以比的。蜀地已经数十年没有打仗了,又是物产丰饶之地,几十年积累下来,民间的财富不知道有多少,这些屡胜的骄兵,再被蜀地繁华晃花了眼的话,如果缺乏告诫与震慑,那还真是有可能故态复萌。

    故此,郭炜将各部监军召至广政殿,特别强调了监军在执行军纪方面的权威性和军纪的严格性,并且三令五申,行营所至之处,不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开丘发坟、剪伐桑柘,违者定以军法从事。

    尤其是郭炜还记得,在他所知的那一段历史中,赵匡胤太放纵手下将领和禁军了,因为出兵人数不能太多,两路大军的总兵力根本就比不过蜀国的总兵力,所以为了激励士气,他在战前就声言自己的目的只在于土地,许诺凡是攻下的城寨,官府只封存其中的军器甲仗和粮草,其余钱帛一律分给战士。

    这样的许诺,或许本意是很好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两军相逢勇者胜嘛,如此推理下去,赏得越重就胜得越辉煌嘛,这样就可以迅速地结束战争嘛,然则这个许诺的精神就和严肃军纪完全矛盾了。

    重赏并非不可取,但是赏赐必须由上而出,必须是在统一记功之后再由郭炜下令颁发,即便最后从后蜀的府库里面抢来的钱帛都作为赏赐发下去了,最终的结果和事先的许诺并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许诺都是非常不明智的。

    如果记功、赏赐都统一进行,赏赐在战后颁发,再加上监军严格执法,那么将士们作战时就只需要安心作战,打下来的府库也会配合着接收城市的官员封存,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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