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五代当皇帝- 第115部分

　　　　在农业社会时期，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没有跨出大气层，甚至都没有走出大陆，再加上董仲舒为了恐吓君主搞出来什么天人感应学说，后面的一些儒生和阴阳家、纵横家为了各自的目的交相鼓吹，这个时代的科技手段又无法对此进行有力的驳斥，这才造成了迷信观念深入人心的效果，毕竟仅仅停留在逻辑上的反驳是苍白的。

　　　　现在就会有所不同了，因为郭炜给这个时代带来了某些划时代的观测工具，还有一些更合理的科学假设。

　　　　“王卿，古人有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岁星犯月的时日和日食、月食的时间，司天监都能够预测了，正是说明了天行有常，那又怎么会预示什么人间变乱和祸福？就说这岁星吧，《史记天官书》言道‘其所居国，人主有福’，《左传》记载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好像是很应验的，然则商纣之时岁星在殷，武王伐纣却开八百年天下，不正是说明了祸福皆因人事么？”

　　　　就是这个道理了，要真有天人感应可以作为人主的行动指针，就应该是事事严格对应的才对，如果一会儿正相关，一会儿负相关，一会儿又完全无关，那还算什么指导原则？武王伐纣是一直以来的正义标准，哪里是一般的攻伐可以相比的，这个最大的仁义指标并没有遵守星空的戒律，这就够了。

　　　　“至于说到一般的水旱灾害与天象有何关系，朕不清楚，司天监也不可随意断言。中国国土广大，四境之内偶有水旱灾害乃是常事，全境都风调雨顺才是奇迹，若是这天象之验难以定时定点，验与不验又有何差？”

　　　　就是这样了，中国地处东亚大半岛，几乎占据了这里所有的宜耕土地，涵盖了好几个气候区，其中最主要的东亚季风气候区虽然雨热同季，年平均降雨量的波动却是不小，再加上季风或迟或早导致降雨在时间上的波动，在这么广大的区域内随便某处出现水旱灾害那是太常见了。如果关于水旱灾害的预测不是定时定点的，时间可以从当年晚到三五年以后甚至十多年以后，地点可以在中国境内的任何一点，而且对灾害的烈度也没有一个标准，那么都不需要借用什么天象来预言，就是闭着眼睛说一句“中国会发生大旱灾”都能应验的，要是这都算的话，那随便哪个傻大胆都可以赚一个预言大师的头衔了。

　　　　嗯，就像后世的几个重大预言一样——譬如“中国崩溃论”和“人都是会死的”，不管是不是年年失算，总可能会有预言成功的那一天不是？

　　　　就说现在王处讷汇报的岁星犯月天象吧，二十一世纪初叶也有一次木星合月，郭炜记得那时候各个媒体都炒作得很热烈的，不过已经不是炒作对灾害或者兵乱的预测而是让大家去看天体的热闹而已。如果是预测灾害和兵乱，那几年里面全球哪里没可能出点气候异常和“维和行动”啊……倒是最有机会显示这个天象威力的所谓的2012，郭炜都已经安然度过了，最后他却是栽在自己过于旺盛的好奇心上面。

　　　　郭炜坐在上面侃侃而谈，王处讷站在殿中略微有些尴尬，嗫嚅着不知道应该怎么接嘴。他倒真是不怎么相信天人感应那一套，只不过预测和观测天象并且向皇帝汇报属于司天监的本职工作，而按照天象说一说天人感应也是董仲舒以后的通常套路，如今被年轻的皇帝辩驳了，他确实有些难以回应。

　　　　郭炜也知道王处讷的尴尬，儒生士大夫们想要限制君权，可是他们因为自身的利益关系又不可能去主张人民权利，中国又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一神教，那么在科技水平不高的时代里面搞搞天人感应也是必然的，现在君主要去挑战这个理论根基倒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不过郭炜也就是碰到事情了，才即兴发挥地宣泄一下，倒也并不是真的想要掀起什么大论战，他现在还没有那种威望，也没有相应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可不会一时头脑发热。

　　　　现在么，郭炜当然是点到即止，是时候转移一下话题了：“王卿，朕给司天监的那两套观天镜用得如何？从那观天镜中看五星和太阴、天汉，与肉眼看到的有多少不同？王卿对此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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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浑天说和宣夜说

　　　　

　　　　第六章　浑天说和宣夜说

　　　　“陛下，那观天镜真是得天地造化之妙，以之观照星空，远胜过我等肉眼凡胎。对五星臣尚不及细细审视，不过观天镜下的太阴与天汉与肉眼所见大为不同，其中有不少地方可以为古人的某些猜想解惑。”

　　　　当郭炜问起了这方面的事情，王处讷就一点也不尴尬了，不仅是不尴尬，还很激动，很健谈，看来古今中外的专业技术人员秉性都是差不多的。

　　　　“哦？观天镜给司天监才不过月余，王卿就有许多心得了？”

　　　　“是。陛下将这样的宝物赐与臣等，臣等自当善加利用。在观天镜下，月相变化更为清晰，月形迟疾也可以得到确证，因此今后定朔望和日月食的时间都会更加准确。观月是如此，臣料想五星和北辰、二十八宿的定位也会更加精细，以此定岁差和春分秋分点就会更加精准，若是能够用观天镜看上数年，辅以军器监新制的漏刻，今后创制新历将会更加精密。”

　　　　果然是说到本行就会来劲，这才是真专家嘛。不过创制更为精密的历法、定准春分秋分点和岁差，以此来定准二十四节气和回归年，无疑可以更好地指导国家的农业生产，显然是一个农业社会中的头等大事。这样的大事休说是司天监会重视，宰相们知道了这事同样会极为重视的。

　　　　这倒也是啊……看着王处讷的神情，郭炜这才想起来自己给司天监的两套观天镜都是花了自己的内帑给做出来的。千里镜的军事用途早已得到了各方的确认，三司为了这一块还是很肯付钱的，可是比千里镜加大了放大倍数的观天镜却都是郭炜花费大量内帑委托军器监研制的，因为观天镜的价格过于昂贵而其性能又远远超过了军事所需，三司根本就不愿意为此付钱，郭炜又不舍得把这个当作奢侈品给颉跌家去营销，再说这种奢侈品也未必就能够卖出去多少，还要因此而担上泄密的危险，郭炜也真不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现在有了司天监的证明，宰相们应该就会同意用公款支付观天镜的研制费用和生产经费了吧？

　　　　当然，郭炜想知道的可不仅仅是这些。

　　　　“嗯，既然观天镜确实好用，司天监可以递上条陈来，朕有了这个条陈就可以着三司拨钱，让军器监给多做几套，王卿可要用好啊……”

　　　　皇帝对本部门的重视让王处讷大为感动：“臣等自当尽心效力！”

　　　　不过郭炜还没有说完呢，王处讷开头说的话还有半截没有讲完，郭炜得追问一下：“王卿方才说，在观天镜下，太阴与天汉与肉眼所见大为不同，其中有不少地方可以为古人的某些猜想解惑，却不知指的是什么？”

　　　　“陛下，在以前的肉眼观察下，即便是司天监的几个很能看远的少年郎眼中，太阴也不过就是个圆盘，其间恍惚有些阴影，天汉就是银光泛滥的长河，两旁密布群星。可是在观天镜下，一切景物都放大了近十倍，太阴与天汉中隐藏的一些秘密就此大白……”

　　　　我理解你的激动，虽然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是司空见惯，不过当年在我的技术领域内有什么新发现的话，我自己也会是同样的激动。可是你再激动也不要大喘气啊……郭炜心中碎碎念着，这边还要平心静气地追问：“哦……都有哪些秘密呢？”

　　　　“太阴内部确实有阴影，其明暗不一的形状很固定，而且月相变化应该不是出于太阴自身形状的改变。确实如同后汉张衡所说，‘月光出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太阴距离地面甚近，却不像太阳那般刺目不可直视，当是如明镜反射太阳光一般，所以月面有所不平也就有明暗不一，有其他阴影遮蔽而太阳照不到处，月面也就不反光，因此而有朔望之变。

　　　　至于天汉，《蜀都赋》中有‘云汉含星而光耀洪流’，如今臣通过观天镜观之，此论确凿无疑，天汉确实是群星密布，只因距离太远，肉眼不能区分，这才被误作光河。”

　　　　原来东汉时候的张衡就有这样的见识了啊，原来西晋人就有这么精到的见解啊……可叹在郭炜来自的那个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大量文人还是言必称希罗呢，希罗的那种水晶球和圆环套圆环宇宙，哪一点比得上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概念了？可怜郭炜这种历史爱好者都不是很清楚。

　　　　更为难得的是他们一点都不教条啊，后世栽到他们头上的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圣人之言不可废”，其实拿去送给奉亚里斯多德教条和托勒密上千年的西方会更加合适的吧？

　　　　当然，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也不是没有局限性的，因为观测手段一直没有提高，到了明朝中后期就赶不上拥有了天文望远镜的欧洲了，起码观测精度是比不上欧洲的，所以具体到定历法的时候已经需要从传教士那里学习。

　　　　不过要是在中国的话，什么地心说、日心说可不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宗教信条，从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的兴替来看，中国的天文学家们最注重的还是理论是否符合实际需求。

　　　　盖天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种宇宙结构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天是圆形的，像一把张开的大伞覆盖在地上，地是方形的，像一个棋盘，日月星辰则像爬虫一样过往天空，因此这一学说又被称为“天圆地方说”，著名的“不周山”就是盖天说里面撑天的柱子。

　　　　浑天说是在盖天说后面发展起来的一种宇宙学说。由于古人只能在肉眼观察的基础上加以丰富的想像，来构想天体的构造，浑天说最初认为地球不是孤零零地悬在空中的，而是浮在水上；后来又有发展，认为地球浮在“气”当中，因此有可能回旋浮动，这就是“地有四游”的朴素地动说的先河。浑天说认为全天恒星都布于一个“天球”上﹐而日月五星则附丽于“天球”上的黄道等几条轨道运行。

　　　　宣夜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卓见的宇宙无限论思想。它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到汉代则已明确提出。不论是中国古代的盖天说、浑天说，还是西方古代的地心说，乃至哥白尼的日心说，无不把天看作是一个坚硬的球壳，星星都是固定在这个球壳上的。而宣夜说则否定了这些看法，它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宇宙中充满着“气”，所有的天体都是在“气”当中漂浮运动。星辰日月的运动规律是由它们各自的特性所决定的，决没有坚硬的天球或是什么本轮、均轮来束缚它们。宣夜说打破了固体天球的观念，这在古代众多的宇宙学说中是非常难得的。宣夜说主张“日月众星，自然浮生于虚空之中，其行其上，皆须气焉”，创造了天体漂浮于气体中的理论，并且在它的进一步发展中认为连天体自身、包括遥远的恒星和银河都是由气体组成。

　　　　著名的成语“杞人忧天”，其实反映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几种宇宙论之间的论争在民间产生的反响，在这个故事里面可没有西方那种宗教狂的存在。

　　　　其实最早的盖天说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的圣人之言吧，等到观测数据积累得足够多，精度足够高以后，盖天说的谬误就充分显现出来，中国的天文学家们很快就抛弃了盖天说，转而采纳了更能准确说明天文数据的浑天说。

　　　　如果从郭炜的角度来看，宣夜说才是最符合“现代宇宙观”的一种古代天文学说，不过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宣夜说始终停留在宇宙结构体系的观念程度，没有能够提出自己**的对于天体坐标及其运动的量度方法，它的数据都是借自浑天说。显然，多余的假设是不必要的，既然浑天说已经能够完美地解释宇宙了，人们有怎么会多此一举？

　　　　只要观测手段上去了，对行星视运动和太阳视运动的观测精度达到一定水平了，有第谷布拉赫那种程度的观测数据，再加上郭炜在理念方面的一些提点，王处讷他们是不是可以复活宣夜说，从而一举超越和地心说同样僵化的日心说，达到类似现代宇宙论的程度呢？

　　　　从第谷布拉赫到开普勒，需要的只是观念的转变而已，比起在西方需要克服地心说迈进到日心说的强大阻力，中国从浑天说发展到数据完善的宣夜说完全不必担心宗教狂。当然，古希腊以来的西方重几何，而中国重算术，不过从算术发展到解析几何总是可以的吧？像西方那样用圆环套圆环来拟合行星轨道数据，就真的比中国用算术来拟合更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