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法国政府有责任竭尽全力立即给予一切援助。
法国公众善意地接受了法国承担的义务的扩大，既给予它现在的盟国波兰和罗马尼亚以援助，同时也给予希腊以援助，他们总是希望作出抵抗的姿态就能制止住敌人。的确，在达拉第的声明发表之后，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行情有了显著的好转，这还是几周来的第一次。
我们已经看到，向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的保证，这两国政府是怀着既感激又困窘的复杂心情来接受的，毫不奇怪，这两国政府是不会觉得给予张伯伦和达拉第的声明以公开的热烈欢迎是明智之举。在发表声明那一天（4月13日），又得悉德国海军的春季演习将在靠近西班牙海面举行，这个消息加上最近谣传墨索里尼对马其顿问题正发生兴趣，使梅塔克萨斯觉得比往常更需要小心谨慎。有一两天，受控制的希腊报纸和电台对英法声明的评论是克制的和甚至是冷淡的——虽然事前对西方援助的前景毫不知情的公众却立即显示了安心和感激的迹象。不过，在4月16日和17日，正式宣布了希腊政府已分别向英法政府发出热诚的感谢电，17日的公报还说，英法声明“已被希腊政府以极为喜悦和满意的心情接受，这种心情也是希腊人民所一致共有的”。另一方面，希腊政府在4月19日采取了预防措施，通知意大利政府说，英法的保证是“自发地”向它提供的。这时，罗斯福4月14日发出的通电要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保证他们不打算进攻一些指明的国家，其中也包括希腊，这就有助于减轻希腊的忧虑，和出现公众信心恢复的迹象，其中包括4月8日至15日那一周银行被大量提款之后现金又开始回到银行。4月24日，梅塔克萨斯离开雅典去伯罗奔尼撒半岛巡视，这次出巡因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后出现的危机而被推迟。在他启程之前发表的演说中他宣称，他能够看到很多迹象，表明事态正在向一个更加和平的未来转移。
在罗马尼亚和在希腊一样，公众听到英法保证的消息后感到惊异和高兴，但官方的反应起初是有保留的。罗马尼亚外交部竭力强调英法声明“自发的”性质，并在4月14日发表一项声明否认罗马尼亚曾经要求保证。按照外交部的说法，英法声明是完全来自西方的一种政策的表述，罗马尼亚接受保证并没有束缚它的行动自由或使它承担任何责任。同一天首相发表了如下一项声明以阐明政府的态度：
本政府努力发展与那些和我们有着共同利益的国家的密切的经济关系，从而表示了它的友好善意。本政府还曾表示，罗马尼亚人民一贯准备捍卫他们的独立和他们国家的边界。法国和英国自发地以友好的条件支持我们的和平努力的声明，是对巩固普遍和平的一个宝贵的贡献。
同希腊一样，罗马尼亚的人们也觉得罗斯福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通电是对“巩固普遍的和平”的另一个宝贵“贡献”；它大大减轻了人们对于柏林正在准备接见罗马尼亚外长一事感到的焦虑。加芬库于4月16日到达柏林，正是接到美国总统的通电之时。他在几天以后离开德国时并没有任何不愉快的发展，受到控制的罗马尼亚报纸不但表示安慰也表示高兴。柏林对加芬库表示的热情和他的访问没有产生戏剧性的结果，被解释为执行一项既依靠西方大国道义上的支持、又准备在合理的限度内对德国让步的政策是有成效的。
英国政府1939年3月18日对土耳其政府的首次接触在19日获得了一项许诺：对于英国组织抵抗侵略的任何建议，土耳其将以友善的精神来加以研究。此后土耳其就随时得到各有关谈判的进展情况的通知，这些谈判导致了分别于3月31日和4月13日宣布的、首先是给予波兰的英法两国保证，然后是给予罗马尼亚和希腊的同样的保证。3月21日，土耳其驻伦敦大使阿拉斯向哈利法克斯解释了土耳其的“既定政策”。他说，他的政府
对于它现有的一切条约安排感到十分满意，将坚决履行这些条约所规定的一切义务。但在任何进一步的承担义务和离开中立地位之前，土耳其希望在两点上得到保证。第一点是，一般地说，英国将和它站在一起吗？第二点是，更加具体地说，如果它在地中海地区受到攻击，它能够得到英国的直接援助吗？……一旦在这两点上得到了满足，就不再有产生任何困难的其他问题，它将准备竭尽全力与英国站在一起。目前，在某些不测事件中，根据条约安排，它将保持中立。……无论如何，它只有在与英国站在同一边时才会离开中立的地位。
十天以后，在与卡多根的一次谈话中，阿拉斯明白表示，土耳其政府并不象他在21日所讲的那样能够自由地“竭尽全力与英国站在一起”。
依据土耳其苏联条约的规定，任何一方在未得到对方的同意前不得自由地与该对方的任何直接邻国作出一项安排。因此，牵涉到土耳其和波兰之间的某种条约关系的组成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大集团的任何设想，只有得到苏联的同意才能够实现。
由于在同苏联建立较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波兰所制造的困难，这项条约对土耳其行动自由所加的限制可能会影响英国的计划，使得把德国东面的各国建成一个单一的非侵略体系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到3月底，英国政府提出的给予波兰一项相互保证和给予罗马尼亚一项非相互保证（以波兰的合作为条件）的建议已送交给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罗马尼亚政府立即把这些建议通知了巴尔干协约国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政府，声称在巴尔干协约国规定的土耳其所负义务之外，一项土耳其给予援助的保证将大大地加强它的地位。土耳其政府答应对这个建议给予同情的考虑。
4月8日和9日两国外长在伊斯坦布尔讨论了土耳其和罗马尼亚对于国际形势和英法建议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萨拉若卢和加芬库就七点意见达成了协议，这七点虽然并未列入一项正式协定，但被记录下来作为他们会谈记录的附件。七点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和第六点。第一点记载了两国政府打算加强巴尔干协约国的意愿，将在下文谈及。第…和第六点的主要意思如下：
如果形势要求罗马尼亚或土耳其，或双方，或巴尔干协约国的全体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在现在相对立的大国集团中作出选择或采取明确的立场时，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不言而喻，将共同行动，并将坚决主张它们的巴尔干协约国盟国应加入那样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以共同抵抗那些威胁它们的独立和安全、企图进行控制的倾向作为其目的而正在自己团结和组织起来。
……在为了组织共同抵抗而可能与各大国举行的任何会谈中，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将以获得有效的军事援助（军队、物资、武器、弹药、战舰、飞机）为目的而试图取得一切必需的详细情况了解，以便它们的参加可以对最后的成功作出有效的贡献。
在4月下半月和5月上半月的英土谈判中，土耳其政府似乎令人吃惊地准备超出加芬库和萨拉若卢在这个协议中定下的界限。它不久就表明土耳其自己愿意“在各大国集团中采取明确的立场”，而不顾罗马尼亚仍旧犹豫不决的态度。不过，事实上正如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证明的，土耳其的显然准备顺从英国的意愿并不意味着政策的根本转变，的确，土耳其政府不情愿放弃其中立身份的痕迹可以在它对英国政府所拟的条文草案提出的一些修改意见中看到。
按照博内和英国大臣们3月2122日达成的协议，英法政府原来的打算是，关于希腊和土耳其在建议的“和平阵线”中合作的问题和关于巴尔干协约国可能扩大的问题，在与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安排取得更大进展之前暂不加以仔细研究。不过，这个决定被形势的发展推翻了，贝克与英国大臣们4月46日在伦敦的会谈清楚地表明，把波罗义务扩大到包括反对德国侵略的援助的问题不能期望立即获得解决。当加芬库在伊斯坦布尔时，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所造成随危机使得英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希腊这方面；而弄清楚土耳其是否将支持希腊来反对意大利的攻击也就成为头等重要的事。
英国在这个问题上与土耳其政府的首次联系，是采取由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休？纳奇布尔休格森爵士于4月10日向萨拉若卢作一次陈述的形式，他谈到了意大利政府所给的它无意占领科孚岛或攻击希腊的保证，和英国政府急于想维持目前的英意协定的理由。这不是一次幸运的接触，因为萨拉若卢在英国对意大利的态度这一点上得到了很不好的印象，他原本期望英国的态度会更加坚定的。法国大使也在4月10日会晤了萨拉若卢，他告诉纳奇布尔休格森说，萨拉若卢“显然极为失望”。这两位大使都建议应该给与土耳其政府“一些更加明确具体和使他鼓舞的东西”，例如明白表示，如果意大利攻击希腊，英法就对意大利宣战。同一天（4月10日）在伦敦，英国政府决定给予希腊一项保证。11日在安卡拉的英法大使接到指示，要他们立即去询问萨拉若卢：土耳其是否准备扩大它对希腊的义务，答应在意大利进攻时给予援助；并询问是否可以在第宣布英国和法国的保证时作出一项这样的声明。土耳其政府回答说，这样的一项公开声明（无论如何这需要国会的同意）将使它在国际冲突中“不可挽回地加入一方”，如果“对它自己的安全没有一些更加明确具体的保证的话”，它是不能让自己这样地承担起责任的。张伯伦4月13日的声明自此只能一般地提到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密切关系。
英国政府在英土谈判开始时这样失去的阵地不久似乎又收复了。在张伯伦发表4月13日的声明之前，伦敦外交部已得出结论：必须把阿尔巴尼亚事变看作“只是实现轴心国家扩张目的的广泛活动中的一步”，德国或意大利的下一步侵略行动“可能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到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国家”。它因此决定向土耳其政府提供英国援助的保证（阿拉斯在3月21日曾要求过这种保证），条件是土耳其将给予一项对应的援助承诺，如果英国卷入一场对意大利的战争。英国大使于4月12日奉命把这项建议送交土耳其政府。他还询问，如果波兰拒绝或同意保证罗马尼亚反对德国的侵略，土耳其将抱什么态度；对于获得保加利亚的合作的可能性或至少使它不反对，土耳其的看法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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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五十九章
第三百五十九章
需要英联邦各国磋商的问题中，大多数都没有产生任何严重的意见冲突就得到了解决的，尽管有的问题后来证明确实是棘手的。1941年，在将来如何驻防托卜鲁克的问题上，曾发生过一次这样意见分歧。该年9月，澳大利亚政府急于想把那支曾在保卫这个要塞的战斗中起过极大作用的澳军调回本国，因为这支军队的健康情况这时正使国内的人相当担忧。奥金莱克和丘吉尔都反对这个建议，可是澳大利亚人仍然坚持要求，最后，这支军队还是调防回国。这是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在军事方面许多争执中的第一件事。
在这件事发生前几个月，澳大利亚政府曾经提过建议，认为英联邦各国进行磋商的方法应予改变，以便适应新的需要。澳大利亚政府建议，各自治领应当在伦敦常驻一个高级部长，这些部长将作为英联邦的战时内阁同联合王国战时内阁的大臣们取得协调。可是，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伦敦或其他英联邦国家首都的赞同。丘吉尔指出，英联邦各国的常驻部长并不能赋有随时作出决定的权力，因此这种做法毫无用处。所以，在整个战争时期内，主要是通过电报或者通过各自治领部长之间的相互访问来进行磋商。这个办法证明是有效的。英联邦国家的高级部长在战争期间每年访问伦敦，并在访问期间参加联合王国战时内阁的会议。1941年6月，英国政府也任命了一位常驻内阁大臣为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大臣，总部设在开罗。第一任是奥利弗？利特尔顿，他在战争初期曾当过贸易大臣。他以英国内阁阁员的身份而享有威望，他对1941年在中东发生的军事危机有过重大的影响。利特尔顿后来由一个澳大利亚人r？g？凯西接任，后者曾经是澳大利亚驻华盛顿第一任公使。1941年12月，又作了类似的任命，以达夫？库珀（后为诺里奇勋爵）为常驻远东国务大臣，他在那一年中曾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协调抵御日本的防务计划。
战争也使各自治领外交活动的范围显著地扩大了。战前，只有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