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若刘启一棋盘砸死吴王太子之时，就已经是皇帝，汉室会发生怎样的动荡？
梁王刘辑争位之时，若刘启已经继位，汉室又将会迎来怎样的灾难？
而景帝一朝，之所以能在‘中人之姿’的刘启掌控下，成为‘文景之治’开花结果的部分，就是因为刘启在长达二十二年的太子生涯中，学会了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帝王。
再往后，就又是反面例子了：武帝猪爷。
虽然景帝为了避免‘主少国疑’，刻意在死之前，让太子刘彻在十六岁的年纪行加冠礼，并将馆陶公主之女陈娇嫁给刘彻，以稳固刘彻与东宫之间的联系，但最终，刘彻的年龄，还是让汉室宗庙陷入了动荡。
——建元新政尽废之后，窦太后连废天子的诏书，都已经起草好了！
若非馆陶公主和阿娇皇后苦心相劝，让太皇太后窦氏心软，只怕历史上的‘汉世宗孝武皇帝’，也要变成少帝之类的了。
武帝之后自是更不用说：昭帝刘弗陵八岁登基，二十驾崩；昌邑王刘贺十六岁登基，在位二十七天而被废。
要不是宣帝刘病已横空出世，再次挽大厦于将倾，扶狂澜于既倒，只怕等不到王莽篡汉，汉室，就要姓霍了···
那刘弘自己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刘弘也能和那位穿越者前辈一样，在年富力强的天子老爹羽翼下，安心做几年太子，也不至于几次三番的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
历史上本不存在的齐悼惠王诸子之乱，也不可能在一位壮年天子在位时期发生。
从这个角度而言，袁盎说的没错：如果刘弘不早点生个儿子出来，把汉室传延三代的‘老爹短命，儿子年少登基’的传统打破，那无论刘弘现在做的有多好，都将会是无用功。
而如今汉室，能提出这种略有些敏感，却又完全为天下计谋的建议的，恐怕也只有圣眷正隆，背靠长乐宫的袁盎了。
换做其他人，哪怕是张苍这样的老臣、柴武这样的功臣，乃至于已故的王陵那般德高望重的‘帝师’，恐怕也不敢在这种涉及‘天家传承’的问题上，如此浅显直白的建议刘弘：陛下还是早点生个儿子吧~不然等陛下人没了，江山就要乱了~
想到这里，刘弘不由为自己的幼稚，而感到一丝羞愧。
——都是做皇帝的人了，还扭扭捏捏的，像什么样子？
又不是说谈恋爱，只是结个婚而已嘛···
自嘲的笑了笑，刘弘终是对袁盎稍一拜。
“袁中郎所举，诚老成谋国之言！”
说到这里，刘弘话头一转：“即加冠亲政，朕自当大婚以立椒房，广入天下温淑；然立储之事，尚且不急。”
且先不说刘弘才十六岁，连媳妇儿都还没找；光是‘还没成年就立遗嘱’这件事，实在太让人网易云了···
——立储，其本质和立遗嘱毫无差别：规定自己死后，家产由哪个儿子继承！
而皇帝的家产，自然就是屁股底下坐着的皇位了。
再者，即便刘弘在明后两年内，就生下了皇长子，但这个时代落后的医疗条件，注定了幼儿六岁之前的脆弱期，夭折率能高的吓死人！
——史料记载：在匈奴，单于每五个儿子当中，平均也只有一个能活到成年！
放在汉室民间，幼儿的夭折率，也必然不会比匈奴单于家族的幼儿夭折率，低到哪里去。
具体到汉室，幼儿夭折率也同样恐怖。
那文帝刘恒来说，撇开野史上的臆测不谈，刘恒一生共有八子；太子刘启，实际上只是刘恒的第五个儿子而已。
而历史上，刘弘前四个儿子却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梁怀王刘揖，也是在未壮之年坠马而死。
八个儿子，最终只有景帝刘启、梁孝王刘武、代孝王刘参活到了成年，并寿终正寝。
这，大概就是此时，皇室幼儿的夭折率：一半以上！
而无论是民间还是皇室，实际上在幼儿出生后的六年之内，都不会着急为其安排去处。
汉室‘分封诸皇子为王’的传统，也都是在皇帝过完七岁生日，证明自己已经度过危险期，大概率能长大成人的前提下，才会进行。
就连公主的汤沐邑，即封号，都是在渡过六岁之后才进行。
所以，无论刘弘对立储之事作何打算，立太子的事，也都起码要到皇长子六岁之后，再考虑其适不适合被立为太子。
在那之前，皇长子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活到六岁。
至于袁盎在奏对中，悄悄将‘国家无后’改成‘国无储君’，这就是封建时代，官僚公卿的通病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从龙之功面前保持淡定！
而刘弘的答复，则是在认可袁盎‘大婚’建议的同时，隐晦的驳回了袁盎‘请立太子’的诉求。
太子？
——朕都还是个孩子呢！
第0293章 陈政事疏
未央宫，温室殿。
在宦者令王忠的引导下进入殿内后，贾谊严肃的整理了一番衣冠，便向御阶上的刘弘深深一拜。
“尚书令臣谊，参见陛下。”
正武元年冬十二月，时隔数月之久，尚书令贾谊，才第二次接到了刘弘地召见。
不过此时的贾谊，却并未因此而感到郁郁不喜——起码看上去，贾谊的精神状态还十分积极。
见自己将来的太子傅前来，刘弘只淡而一笑：“尚书令来了啊。”
稍一挥手，示意王忠赐座，等贾谊安坐于筵席之上，刘弘方将手中竹简放回案几之上。
“尚书令所奏之《陈政事疏》，朕阅之，所获者甚广。”
“便以此，朕方有推恩之策以行诸侯，尚书令功不可没啊~”
言罢，刘弘便不着痕迹的望向贾谊，观察着这位青年才俊的表情变化。
在原本的历史上，推恩令，是武帝一朝，出身纵横家的士子主父偃（yǎn）所提出；其中心思想，基本是从贾谊在文帝时期提出的《陈政事疏》中得来。
《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满篇七千余字，在后世被称为西汉第一雄文，属于贾谊最有名的几篇政治策论之一。
这一世，刘弘将主父偃的《推恩令》剽窃，并早于原本的历史数十年推出，但本质上，推恩令还是《陈政事疏》的升级版，或者说临摹板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弘施行推恩令，实际上是在抄贾谊的《陈政事疏》。
至于刘弘堂堂天子之身，为何要做这种‘剽窃臣子之智’的事，则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
其一，便是汉室的时代背景，是允许、甚至鼓励这种行为的：功劳归皇帝，黑锅归臣子。
在宇宙星辰、天地万物，都要遵照皇帝的意志运转的汉室，‘抢功劳’这种行为，是皇帝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之一。
且此时的刘弘登基不久，又尚年少；虽然对朝堂有了基本的掌控，但政治威望还约等于零。
说白了：此时的刘弘，需要用这么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政治功绩，来获得迫切需要的政治威望。
或许放在后世，这种思想很难理解，但在汉室，这却是稀松平常——汉天子，也是有业绩压力的！
毕竟汉室，还不是后世那个‘垂拱而治圣天子’的时代；作为汉室的皇帝，要想从外朝手中夺回权力，皇帝就必须做出一些成绩。
尤其是刘弘这样的少年天子，需要尽早证明：我已经有掌控权力，掌控政权的能力了。
只有证明自己过后，刘弘才能顺利地向‘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方向迈进。
外朝臣子中，那些忠心于政权的臣子也能安心；而那些不太愿意让渡权力的臣子，也将在刘弘证明自己过后，失去把权不放的借口。
其二，便是刘弘切实的考虑了：陈政事疏，或者说《治安策》，并没有推恩令那么完美。
《治安策》全文七千余字，通篇都在讨论诸侯王不敬长安、反复作乱，危害国家稳定的问题。
而对于诸侯王反复叛乱，《治安策》中给出的原因，也是直指问题核心。
——汉初异姓诸侯割据，韩信占据楚国，最为强大，所以就先反了；
——韩王信得到了匈奴的支持，觉得自己强大了，就反了；
——贯高借助了赵国‘四战之地’的有利地形，就起了反心；
——陈狶部队很精锐，就觉得自己能做一番大事，也反叛了；
——彭越被封到了梁国，认为自己很容易进入关中，也反叛了；
——黥布坐拥淮南之土数千里，时间长了，也就反了；
而卢绾势力最弱，所以在异姓诸侯王中，最后一个发动了叛乱。
在《治安策》中，贾谊还拿出一个正面例子，为自己的看法增加了可信度：长沙王受封弹丸之地，户不过二万五，故终未反而忠于汉室！
贾谊的这种看法，基本道透了汉初异姓诸侯，以及景帝一朝关东七国谋逆的本质：人心不足，蛇吞象。
更多的财富，让诸侯王认为自己足够强大，有能力跟长安掰掰手腕了！
时间一长，再有三两个臣子怂恿，诸侯王谋反，也就是必然的事。
贾谊在《治安策》中也说了：如果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等人做诸侯王，那他们也可能反叛；反观汉初诸侯，如果让韩信、彭越等人在最开始，就只获封为彻侯，那他们就不太可能造反了。
对此，刘弘也抱有同样的意见：要想从根源上杜绝诸侯王不臣，乃至于作乱之心，唯一的办法，就是削弱诸侯王。
只有诸侯国弱小到诸侯王一眼就能看出，自己的小胳膊小腿拗不过长安，诸侯割据的问题，才能彻底杜绝。
而相较于粗暴削夺诸侯封土的《削藩策》，无疑是更温和的《推恩令》更容易为诸侯所接受——不管怎么样，国土还都是自己家的嘛~
虽然被分给了儿子们，但总量没少。
这样一来，刘弘也能避免‘图谋诸侯土’的指控。
但贾谊在《治安策》中，为诸侯王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却非常简单粗暴：直接将诸侯国分裂为数部分，最大，也不能超过侯国的范围！
众所周知：汉室彻侯最高等级，也只到‘县侯’；其所属封土，顶多是一座城，加上周边土地
也就是说，按照贾谊在《治安策》中的说法，如果一个诸侯国有五十城，那就要分成五十个彻侯封国！
如果当代诸侯王只有五个儿子，那在这个诸侯王死后，就先从这五十个封国中拿出五块，给那五个儿子，剩下四十五块封国暂时由中央控制，等这五个儿子再生下儿子，再依次发放给他们的后代。
而《推恩令》中，与贾谊的想法所不同的是：诸侯薨而有三子，则分其国为三，三子各领一国；待此三者薨，再裂各自土。
虽然二者发展到最后的结果，都是诸侯国被分裂为一块块只一城、一县的弹丸之地，但这个被贾谊有意无意忽略的过程，却是这个政策之所以能被诸侯王接受的关键。
试问一个坐拥五十城的诸侯王，如何能接受自己死后，长子的封国只剩一城？
又试问哪个王太子，能接受父亲五十城的诸侯国，到自己手上就只剩下一城？
而这一点，就是主父偃比贾谊更为人称道的地方了：作为纵横家出身的官僚，主父偃对人心的了解，可谓相当透彻。
——且先不提贾谊的方式能否为诸侯王接受，光是其余空置封土‘暂时交由朝堂保管’这一点，就足以使得诸侯王连连摇头，说一句：此陛下欲谋吾家之土也！
别说诸侯王信不信了，就连刘弘自己，都很难在这个诱人的选项面前摇头。
即便刘弘把住节操，仗义的履行了诺言，真的将封土交到了诸侯王的子孙后代手中，但刘弘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后代，能在这个诱人的选项面前说no。
——眼皮一眨，那可就是小半个汉室疆域落入中央手中！
从这便能看出：提出陈政事疏时的贾谊，还是一个十分纯粹，且对人心险恶一无所知的理想主义者。
而作为一个水准线以上的皇帝，刘弘自然不可能认可贾谊的提议；在《推恩令》和《治安策》之间，刘弘只能选择更温和，且更容易为关东诸侯接受的前者。
因为《治安策》推行，很可能引来所有诸侯的不满；《推恩令》，则将得到大部分诸侯的认可。
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对于任何时代的君王来说，这都是至理名言。
至于刘弘最后一个考虑，则与第二个考虑原因相同：此时的贾谊，还是太过于青涩，太过于理想主义了···
在后世，有这么一个搞笑的说法：大明时期的秀才，顶多能对应后世的小学生；举人对应初中生，贡士对应高中生，进士对应大学生。
对这种说法，刘弘向来是嗤之以鼻。
——秀才对应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