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业的稳定展牲畜头数大大增加清皇室、政府、旗札萨克、寺庙拥有的畜群动辄成千上万。
多种经济的展先表现在农业上。随着汉族农民的大量流入许多蒙古人开始兼营农业或弃牧就农辟牧地为农田耕地面积日增到十八、十九世纪农业逐渐形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特别是接近汉地的漠南地区最先得到开逐渐形成农区或半农半牧区。这些地区主要是鄂尔多斯、归化土默特、察哈尔、热河、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的一些旗。
漠北、漠西蒙古地区的农业远不及漠南展并不普遍只在杜尔伯特、乌梁海、札哈沁等地有粗放的农业种植大麦、青稞在哲布尊丹巴的领地内及额尔德尼召等地区进行开垦。
清廷允许汉民到口外开垦只是“权以医燃眉”1并不是要在该地1《热河志》卷92。
展农业因此规定种种限制。凡到蒙古地区垦种的汉民必须携带州县给的印票印票的数量也十分有限。从乾隆十三年（1748）开始清廷则进一步禁止汉农到蒙古地区垦种严禁容留汉人和增垦出典地亩。
尽管清廷设有种种限制但汉民的不断流入和耕地面积的日增已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并引起蒙古政治经济的深刻变化。政治上的变化是清政府在蒙古地区设置府、州、县、厅专管汉民事务。康熙年间已在张家口、独石口等地设置专管汉民的县丞；雍正初又置归绥、张家口、独石口三同知。至嘉庆十五年（181o）在吉林、盛京、直隶、山西等口外毗连地区已设有一府、一州、五县、十二厅他们分管本辖区及毗邻未设州、县地区的汉民事务从而剥夺了蒙古王公在政治上对这些地区的支配权。经济上最重大的变化是封建王公土地占有制的动摇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随着蒙古地区农业的展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形成动摇了封建领主经济旗札萨克和王公除官地和私产外逐渐失去对其余土地的统治和支配权。土地私有导致土地租佃、典押和买卖从而改变了汉农与蒙古封建主的关系建立了契约关系。同时土地买卖也造成蒙古社会新的阶级分化某些贵族因出卖土地而没落某些牧民因经济上升而成为非贵族地主结果动摇了世袭贵族的经济地位加了封建领主制度的崩溃。
农业的展对蒙古地区生产力的提高和蒙汉人民友好关系的展也有重大意义。蒙汉人民在生产中通过相互学习提高了生产技术。蒙古族向汉农学习兴修水利掌握农时开畦培垅等农耕技术并把蒙古地区原来没有的粮食作物和瓜果蔬菜引进来丰富了食品种类。至清朝后期近边诸旗的蒙古族人民已是“农重于牧操作也如汉人”（《东三省政略》蒙务下）了。同时汉农也向蒙民学会放牧技术并以畜牧作为重要的副业。
清代蒙古地区与内地的物资交流进一步加强商业大为展。每逢年班蒙古封建主都带领成群的商队携带土特产至京出售并在京购买杂货、绸缎、布匹等随贡使至京的蒙古人有时多达数千人。此外大批汉商深入蒙地进行贸易山西、北京、山东、河北等地的商帮至归化、热河及蒙古各地贩卖各种日用品收购原料、畜产品、皮毛。久之这些旅蒙商逐渐在蒙地居住下来结果展了原有的城市并形成了新的城镇如内蒙的归化、张家口、多伦诺尔、赤峰、经棚、小库伦外蒙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青海的西宁等都是蒙汉各族人民进行交流贸易的重要商业城镇。
另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是定期集市寺庙和兵营周围往往成为集市贸易的中心。
在汉商影响下部分蒙古人开始转营商业。一些僧俗封建主开始投资与汉商合资经营或出资委托汉人代营。一些蒙古族人民也直接从事商业把畜产品、粮食等运至城市和集市出售并购买自己所需的茶、布、农具、日用品等。
随着城镇的展和商业的繁荣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独立手工业也展起来。汉族手工业者来到蒙古地区就地生产满足蒙古族对手工业产品的需要。在城镇中出现了手工业作坊。
手工业的展使蒙古地区的自然资源如呼伦贝尔、札鲁特、阿鲁科尔沁、苏尼特、察哈尔、鄂尔多斯、阿拉善等地的盐、碱巴林、克什克腾、乌喇特的木材雅图沟的铅喀喇沁、土默特、翁牛特、阿拉善的金、银、煤均得到开。一些蒙古王公雇人以土法开采或招汉商承包雇蒙汉人民开采。一些蒙民也在产地自行挖盐、采煤、淘金。
蒙古地区多种经济的展是蒙汉各族人民劳动的结晶既繁荣了蒙古地区的经济也加强了蒙古地区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蒙汉人民在共同生产和斗争中冲破了清朝的限制动摇了蒙古的封建领主制度也加深了友谊。
文化生活清代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蒙古族人民冲破清廷的种种禁限加强了与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既继承和扬了本民族的文化又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使蒙古族文化获得了新的展。
蒙古族语言和文字进一步规范化成为各地蒙古族通用的统一的书面语言。蒙古族学者编纂了各种语法如十八世纪丹达尔拉哈然巴的语法著作、蒙古正黄旗卓特氏富俊编的《蒙文旨要》十九世纪拉哈木苏隆和脱王的蒙古语法。蒙古族学者也编纂了辞典如赛尚阿的《蒙文汇书》和《蒙文晰义》以及蒙古族学者集体编纂的大型《蒙文注释辞典》等。与此同时清政府也纂修了几种蒙文和其他各族文字对照的大型辞典如《五体清文鉴》（满、蒙、汉、藏、维吾尔）、《西域同文志》（满、蒙、汉、藏、维吾尔、托忒文）、《四体合璧文鉴》（满、蒙、汉、藏）、《三合便览》（满、蒙、汉）、《蒙古托忒汇集》及《蒙藏语汇》等。
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以鄂尔多斯部萨冈彻辰（俗作萨囊彻辰）的蒙古史巨著《额尔德尼脱卜赤》最为著名其成书于康熙元年（1662）满、汉译本定名为《蒙古源流》第一二卷叙述印度、西藏佛教史第三至八卷按时代顺序记述从蒙古兴起至清初的蒙古历史。十八世纪西乌珠穆沁人兖布札布编写的《恒河之流》除记载古代蒙古历史外还记述了蒙古的盟旗划分、王公世系及爵位等。克什克腾旗的拉西彭楚克编写了《大元盛朝史》。《蒙古世系谱》一书则是受汉族系谱学影响的作品。蒙古八旗人法式善撰写了《清秘述闻》十六卷、《槐厅载笔》二十卷、《陶庐杂录》六卷。博尔济吉特氏希哲（简名博明）精通蒙、汉、满、藏文他用汉文著述了《西斋偶得》和《凤城琐录》等书对古代蒙古史尤其辽金元史、明代蒙古史作了深刻考证。蒙古正蓝旗人松筠著《绥服纪略》对蒙古和西域的历史、地理有详细考证。
蒙古族的教育事业也获得了展。蒙古族受教育的途径有多种：清廷将部分蒙古八旗贵族子弟和蒙古八旗兵丁招收到北京国子监以及归化城、归化土默特二旗热河驻防八旗的“蒙古官学”中学习各旗札萨克、王公任笔帖式一些封建主和富裕牧民也开办私塾聘汉族和本族塾师教育子弟。二十世纪初在半农半牧区还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喀喇沁右旗的崇正学堂毓正学堂及归化、热河等地的武备学堂等。蒙古族一些开明绅士也建立学堂如奉天筹边中学、齐齐哈尔蒙旗师范等与此同时他们还选送学生到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学习或出国到日、德、法、俄等国深造。随着蒙汉人民联系的加强学习汉文也更加普遍农业区的一些较大的村镇都设立了私塾请汉族教师教学。
自然科学也随之获得充分展。清代是蒙医展的极盛时期这与藏、汉医学的传入有着密切关系。
蒙医有一整套医疗方法诊断包括望、问、切治疗有消、解、温、补、和、汗、吐、下、静、养等十法并总结出饮食疗、灸疗、罨疗、瑟博素疗、皮疗、温泉疗、针刺放血疗、按摩疗等疗术。蒙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高出现不少蒙医著作。乌珠穆沁人衮布扎布编著的蒙文《药方》一书汇集了许多蒙医验方。十八世纪初益希班觉著《甘露之泉》是一部蒙医学基础理论著作对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药方等从理论方面作了系统阐述。益氏著《认药白晶鉴》中收录38o多种药对每味药的产地、形态、性味、功能、入药作了解释。十九世纪奈曼旗蒙药学家占把拉多尔济编著的《蒙药正典》则是一部较完整的蒙药学著作。阿拉善旗高世格亲用蒙文写的《普济杂方》是一部方药手册书中收集了各科疾病常用的方剂和单方并列有藏、蒙、汉、满方药名词对照。同时寺庙也培养了许多喇嘛医生译著了不少医著如《蒙藏合璧医学》、《医学大全》、《脉诀》、《医学四部基本理论》、《药剂学》、《药王经》等。蒙古医学以治疗创伤和接骨最为擅长蒙医绰尔济墨尔根在十七世纪将这种特效疗法传到内地。
在天文历算方面蒙古族也取得很大进展。清前期蒙古正白旗人天文学和数学家明安图在清钦天监任时宪科五官正后升任监正他曾参加编写《历象考成》和《历象考成后编》著有《割圆密率捷法》一书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天文学》是一部重要的蒙文天文学著作综合了当时天文基础知识并吸收了西方一些天文知识是研究蒙古天文学的重要资料。
这一时期蒙古族的文学亦取得了新的展出现大量英雄史诗、故事、民歌、童话和寓言等。早已流传于蒙、藏两族人民中间的《格斯尔传》十八世纪以木刻本印行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给人民带来和平生活和劳动的伟大英雄形象。《额尔戈乐岱的故事》描述了英雄拒缴国税与旗王爷及清朝皇帝斗争的故事。《巴达尔沁努乌勒格尔》和《巴兰格仑》包含了反封建、反喇嘛教的内容嘲笑了僧俗封建主和不法商人。
蒙古族擅长诗歌创作热情洋溢的诗歌成为激人们斗争和劳动的武器如《田和》、《巴音塔拉》、《达钦塔拉》、《达那巴拉》、《青菜花》等歌颂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丁郎彬》、《小黄莺》、《孤独的小羊羔》等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薛梨散丹》、《拉西玛》、《车里山》、《韩密香》等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常斯得喇嘛》、《萨嘎拉喇嘛》等是反对迷信和喇嘛腐朽寄生生活的作品。
蒙古族诗人古拉兰萨（182o？—1851）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望肃清英吉利匪盗胜利归来》、《太平了》等充分表达了蒙古族人民期望蒙古骑兵歼敌保国建设和平环境的心情。尹湛纳希（1837—1892）是蒙古族最杰出的作家他毕生创作了《大元盛世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现实主义长篇作品揭露和批判了晚清的社会现状无情鞭笞了封建制度抨击了贪官和蒙古封建主的荒淫无耻生活刻画了农民的苦难处境。
在民间说书的风气十分盛行说书艺人演唱《好来宝》诵唱《格斯尔传》等文学作品。汉族也成了说书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藏族和固始汗的册封藏族与清朝的联系在清入关前即已开始。皇太极在崇德四年（1639）
派专人致书于“图白忒汗”和“掌佛法大喇嘛”提出延请高僧到满洲地区传播佛教的要求。当时西藏正处于动乱中五世也恰于此时派遣伊拉古克三朝清至崇德七年（1642）始到达盛京受到皇太极破格优待。在伊拉古克三返藏前皇太极分别写信给藏巴汗、固始汗、喇嘛和萨迦、噶举等派的领袖委托他转交。伊拉古克三返藏后才得知藏巴汗崇信黄教的蒙古和硕特部已被消灭固始汗已统一了藏族地区建立起新的地方政权。伊拉古克三又立即前往盛京通报情况。顺治元年（1644）初清朝再次派人随伊拉古克三入藏迎请喇嘛后又多次敦请五世来京。直到顺治九年（1652）正月五世才在蒙藏扈从三千余人的护送下动身长途跋涉万余里历时近一年于当年十二月到达北京。为迎接五世顺治帝专门为他在安定门外建造了黄寺由户部拨九万两白银作为供养。顺治帝临朝时为五世设专座位居群臣之上。五世在北京只住了两个多月就以不服水土为由要求返藏。顺治帝对他厚予赏赐并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送他到代噶（今内蒙古凉城）。五世到达代噶后并未立即动身返藏。两个月后顺治帝派礼部尚书理藩院侍郎等高级官员携金册、金印到代噶册封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喇嘛”1印文为满、汉、藏三体文字。从此时起喇嘛的名号正式由中央政权确定下来。
在册封五世的同年顺治帝还派专人入藏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在给固始汗的封文中顺治帝要他“作朕屏辅辑乃封圻”2即做好皇帝的助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