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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堉辞国后自称道人迁居于怀庆城外万历三十九年四月初八日（1611年5月19日）卒享年八十岁赐谥端清。
第四十九章崇祯帝崇祯帝即朱由检（1611—1644）。光宗第五子天启二年（1622）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八月入继皇位。在位十七年是有明一代最为动乱的时期。在各种矛盾激荡的漩涡中他奋力挣扎但明皇朝最终仍随着他的自缢而宣告灭亡。
第一节“中兴”之梦熹宗朱由校逝世其弟朱由检即位年号崇祯。年仅十七岁的崇祯帝继承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皇朝时局的危机令他不寒而栗。
崇祯帝入宫之时朝政正把持在权阉魏忠贤之手“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孙”之辈遍布朝野正直的官员迭遭杀戮、贬斥就连皇帝本人也有自危之感。崇祯帝不敢食宫中之物入夜不敢熄灭烛光。魏忠贤的专横宦官的肆无忌惮是崇祯帝即位后所面临并且急于解决的问题之一。此外愈演愈烈的党争整个官僚集团的日趋腐化走向崩溃边缘的国家财政以及土地高度集中百姓供输不迭陷入赤贫困境由此引的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等等无不危及着这个政权的生存。与此同时后金在东北地区的日渐强大也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安全。内忧外患积弊已久如何走出执政后的第一步则是至关重要的。
崇祯帝稳稳当当地下了第一着棋：清除魏忠贤及其阉党。
在清除阉党的问题上崇祯帝表现出相当的策略和少有的忍耐。他先从魏忠贤的爪牙入手如：批准李朝钦、裴有声、王秉恭、吴光成等乞休；命阉党阁老黄立极归里；遣散内丁新选一些宦官入内侍奉。当然他也隐隐露出几分对魏忠贤的不满。魏忠贤觉得新天子不像熹宗那样可以任意摆布。天启七年（1627）九月魏忠贤请求辞任以试探崇祯帝的态度。崇祯帝认为时机未到未曾允诺。十月形势生变化阉党骨干、兵部尚书崔呈秀之父去世崇祯帝当即令他回籍守制。同时贡生钱嘉徵弹劾魏忠贤“井帝”、“蔑后”等十大罪。十一月安置魏忠贤到凤阳不久命逮治。魏忠贤在途经阜城时惊悸万分自缢而死。消息传至京师欢声雷动。为解民愤崇祯帝下令寸磔其尸悬河间。客氏也被笞死于浣衣局。昔日不可一世的客氏、魏忠贤终于被崇祯帝不动声色地剪除了。崇祯帝在朝野欢庆的气氛中第一次领略了行使至高无上权力的快感于是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清除阉党和削弱宦官势力的行动。
先尽撤各处镇守内臣边政由各地督抚专理。崇祯元年（1628）正月又令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这样大大地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力。
清除阉党使崇祯帝颇费心计。监生胡焕猷疏请查究那些为魏忠贤建祠的总督、巡抚但阉党御史杨维垣迅即上疏参驳并且请将胡下法司究问目的是想杀一儆百、钳制群言。崇祯帝谕旨：“不必苛求以滋葛藤”1使阉党大失所望气焰顿挫。此时翰林院编修倪元璐上《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旨在为东林翻案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杨维垣则上疏攻击倪元璐居心叵测为害政纲。对此崇祯帝倾向于倪元璐但他害怕党争再起因此更强调“化异为同”。然而阉党与东林党的孰是孰非已是当时不可回避的问题。于是当倪元璐再次上疏时崇祯帝加快了清除阉党的步伐。随着朝野要求毁掉《三朝要典》的呼声越来越高倪元璐第三次上疏请废“魏氏之私书”。大学士来宗道票旨：“所请关系甚大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具奏。”崇祯帝批道：“《要典》着即行焚毁。”2五月《要典》在熊熊烈1文秉：《烈皇小识》卷一。
2《明史》卷二三《庄烈帝纪》。
火中化为灰烬。不久又将杨维垣、徐大化革职令回原籍不许在京逗留。崇祯二年（1629）正月始命裁定逆案；三月《钦定逆案》颁示天下以魏忠贤为分为六等或杀或戍或禁锢终身共二百六十余人。阉党由此威风扫地。崇祯帝此举赢得了朝野士人的拥护同时也显示了果断、敢作敢为的性格。崇祯帝一反神宗怠政、熹宗昏聩的做法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呼为“明主”。
除去阉党为恢复国家正常机制扫清了道路。早在即位之初崇祯帝就为天启时遭陷害废黜的大臣平反并加以任命。崇祯元年（1628）正月又对天下官吏进行考核；二月举行会试；四月廷试。目的是想通过考核、整顿吏治通过科举为腐朽的官僚政治灌输新的血液。更为重要的是崇祯帝注意中枢内阁的入选。黄立极、李国■阉党阁臣被迫致仕后崇祯帝特点前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礼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刘鸿训为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崇祯帝求治的精神令这些大学士深为感动。每当经筵开讲之时他总是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更是刻意访求治国良策。崇祯元年（1628）八月他又下诏“非盛暑祁寒日御文华殿与辅臣议政”1。
除此之外崇祯帝深切关注边政。为此他起用天启年间军功显赫的袁崇焕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祯元年（1628）七月他在平台召见袁崇焕细问平定辽东的方略。袁回答：“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2崇祯帝对于袁崇焕的每一项要求都一一应允。并钦赐尚方剑以专事权。同时还告诫他朝廷方面“卿勿疑虑朕自有主持”3。确实对于袁崇焕的倚重与信任过对当时任何一位大臣。袁崇焕本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略思想履任不久即开始布防整顿兵备成绩显著。崇祯二年（1629）六月袁崇焕在双岛（今属大连市）诱斩总兵毛文龙。乍闻此讯崇祯帝不觉惊骇万分因为毛文龙毕竟对后金有很大威慑作用但崇祯帝最后还是嘉奖了袁崇焕此次行动。
在西边崇祯帝采纳了宣大总督王象乾的建议对于势力最强的察罕部每年给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又命杨鹤为兵部左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并同意杨鹤“以抚为主”的思想。
鉴于前方各镇兵饷匮乏的情形崇祯帝令户部尚书毕自严将新旧钱粮彻底查清详细禀报。有人建议裁减驿站冗卒每年可省银几十万两他当即表示赞同。此时只要能纾燃眉之急于财政危机有所补苴任何建议他都会赞赏。
从天启七年八月至崇祯二年七八月间崇祯帝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寄希望于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精忠、能干正如他自己所言：“朕御极之初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1但是明末社会积弊已深仅靠短时期内的一些措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的。以他最痛恨的党争而言阉党余孽仍然活跃并时刻准备翻案。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会推阁臣名单上有1《明史》卷二三《庄烈帝纪》。
2《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3《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1蒋平介：《东林始末》。
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十一人未在其中的礼部尚书温体仁利用崇祯帝厌恶朋党的心理攻击钱谦益“结党受贿”。果然钱谦益被罢职；那些支持他的大臣如吏科给事中周允儒、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被说成是“钱党”而遭降职乃至遣戍。慑于崇祯帝严威内阁更不敢犯颜直谏。总之事实渐已表明崇祯帝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困难重重。
第二节重宦官、轻文臣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崇祯帝对文臣集团的态度有了惊人的改变愈来愈对他们表示失望；与此同时宦官再次受到皇帝青睐。从而重新形成了“重宦官、轻文臣”的人事格局。
崇祯元年（1628）至三年接二连三生了几起令他恼火的事情：一是大学士刘鸿训公然声称“皇上毕竟是冲主”且在朱批上擅自增改御言。
一是次会推阁臣温体仁攻击钱谦益结党受贿为“盖世神奸”而群臣则纷纷为钱谦益辩解。
而崇祯二年（1628）十二月袁崇焕的“叛变投敌”、“谋反朝廷”更是给崇祯帝重重的一击。这年十月间皇太极率十万精骑避开袁崇焕把守的锦州、宁远、山海关绕道蒙古入长城攻遵化。袁崇焕闻讯急驰入援沿途分兵防守抚宁、永平、丘安、丰润、玉田、蓟州并于后金兵之前赶到通州。后金军惧败西犯京师。袁崇焕又不顾士马疲劳飞抵京师在广渠门外与后金兵展开了一场鏖战最后打退了敌兵胜利保卫了北京。后金于是用反间计言袁崇焕与之早有密约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信以为真于是冤杀了袁崇焕。
崇祯帝当然不会意识到真正的奸臣不是钱谦益而是温体仁一伙。也没能想一下后金之所以避开袁崇焕绕过宁远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入逼北京正是因为袁崇焕防守辽东是后金不可逾越的长城杀袁崇焕无疑是自毁长城。上述三件事使崇祯帝认为：“外廷皆不足恃”。他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己巳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内臣监视。”1“士大夫负国家”成了崇祯帝思维的一个新的症结与特点。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后金兵南下崇祯帝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十二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提督京营。这次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表面上是因边患而不得已为之实际上是他对文臣集团轻视态度的必然结果。
更大规模地起用宦官是在崇祯四年（1631）九月至十一月间主要的任命有：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徵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刘文忠、刘允中、吴直等分赴宣府、大同、山西监视兵饷；另外王应朝、张国元、王之心、邵希韶等太监分别往关宁蓟镇东协、中协、西协监军。自此各地重镇都派有太监监军职权在督抚之上。其中令人惊诧的是崇祯帝派内臣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将堂堂的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种做法很自然遭到了文臣们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这是“辱朝廷而亵国体”。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上疏恳请裁抑宦官却被削职。有一次崇祯帝对大臣们说：“诸臣欲实心任事朕也何需此辈？”崇祯六年（1633）阅视宣府太监王坤上疏弹劾大学士周延儒使宦官与官僚之间的斗争更趋激烈。宦官公开上疏无所忌惮地攻击文官之这也是历朝罕见的现象。给1《明季稗史初编》上卷第78页。
事中傅朝佑、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疏极言其非却被崇祯帝视为“沽名立论”削职而去。奇怪的是在这场斗争中内阁持沉默态度。
宦官干政的种种劣迹历朝屡见不鲜。他们的专横、暴戾、贪婪、无耻令人切齿痛恨。前朝大珰魏忠贤更是臭名昭著。但崇祯帝为何又偏偏重用宦官呢？客观地说所谓“原非得已”即对士大夫的失望只是原因之一。此外他还认为宦官能否为害关键在于皇帝的英明与否以他自己的英明宦官是会为自己所用的。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太监张彝宪进言征天下逋赋以佐军饷颇得崇祯帝赞赏。崇祯六年（1633）太监王坤上疏揭宣府巡抚马士英侵吞饷银六千两崇祯帝喜不自禁认为宦官能不顾情面力除积弊。崇祯八年（1635）七月崇祯帝命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当时提督内臣即日前往。崇祯帝对阁臣们说：“内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内臣耶？”1然而崇祯帝不可能完全摆脱士大夫集团彻底委政于宦官。在内心里崇祯帝在用宦官的同时仍希望文臣们能振作、为明皇朝效力。这种矛盾心理的困扰导致了他对宦官与文臣态度的再次变化。
崇祯八年（1635）八月崇祯帝终于下诏尽撤各道监视太监。他说：以前“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也欲诸臣自引罪今经制粗立兵饷稍清诸臣应也知省其将总理监视等官尽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2。从崇祯八年（1635）八月至次年（1636）六月间基本上没有内臣外出监军活动。可以说士大夫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但好景不长七月间清兵又一次南下兵至居庸关。崇祯帝一看形势不妙不假思索即派太监李国辅、许进忠、崔良用分守紫荆、倒马、龙门诸关勇卫营太监孙维武、刘元斌率六千人防马水一带。不久清兵攻入昌平直接威胁京师。崇祯帝令兵部尚书张凤翼总督诸路援军太监高起潜为总监。辽东前锋祖大寿、山海关总兵张时杰俱归属高起潜指挥。此后又以太监张云汉、韩赞周为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