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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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6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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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蔽天起所至草木无遗余。捕蝗作食已云恶疫疠无端扇余疟;死亡枕藉无人收赖有王宫为掩骼。”

    难能可贵的是朱思本从江浙的大水和扬州的旱蝗中悟出了这是与封建官府的残暴统治分不开的。他在《御河》中揭露道:“守令肆豺虎里胥剧蝗螟”;在《南昌道中》写道:“见说田家更憔悴催科随处吏成群。”他还巧妙地把“庙堂”与“县胥里正”加以区别开来以达到痛斥贪官污吏的目的:“庙堂赈济颁良策宣阃爱民心甚力;县胥里正肆奸欺远者那能沾帝泽。”(《广陵行》)江南人民在遭受特大洪水之灾后能否完成数以百万计的海运粮朱思本深表担忧:“东南千万斛岁漕输上国;今兹民力竭何以继供亿。”(《庙山九日》)表达了诗人对元廷不顾民力衰竭、横征暴敛的不满。

    大德十一年(13o7)吴全节被授为玄教嗣师。作为吴全节的助手朱思本有可能随从吴全节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元成宗铁穆耳病死后元武宗海山夺位成功至大三年(131o)春元武宗特授布衣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当时朱思本的诗作已在大都知识界中流传其才能李孟必有所闻。次年元武宗卒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拜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是一位很注意选用人才的政治家他十分欣赏朱思本的才学曾劝他返儒入仕但被朱思本婉言谢绝了。许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中记述了这段事迹并加以评论说:“夫昔秋谷李公当国一见本初即劝其返初服本初以早奉父母父殁而不忍改也。使本初用世必烨烨可观不独诗岩文而已。秋谷之长于观人当益信于世也。”可见朱思本“厌世溷浊”的心态始终如一。

    至大四年(1311)朱思本在谢绝了李孟劝他返儒入仕之后开始了长达1o年之久的考察活动。他周游各地名义上是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但同时也负有中朝大夫“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的任务。这一任务正与他试图重绘新图以纠正前人地图的错误的想法相合。经过1o年的努力他终于绘成“长广七尺”的《舆地图》后刻石于上清之三华院。可惜此图已失传幸明代罗洪先所绘《广舆图》还保存了此图的概貌。

    《舆地图》的绘制为了完成《舆地图》这一艰巨任务朱思本在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制图方法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一是实地考察。他在《舆地图自序》中说:每到一地“往往讯遗黎寻故道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6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郡邑图》”。他的考察是严格的科学实践先是“讯”即向当地父老乡亲询问古迹、口碑;其次是“寻”即寻找遗迹、遗址;三是“考”即考证郡邑之沿革;四是“核”即核实河流山川之名是否有误;五是“验”即根据自己的考核来验古地图所载是否相符。为了取得科学的结论他那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为其同时代的文人虞集所称道:遇輶轩远至辄抽简载管累译而问焉。山川险要道径远近城邑沿革。人物、土产、风俗必参伍询诘会同其实虽靡金帛费时日不厌也不慊其心不止。(《道园学古录》卷四六《贞一稿序》)

    通过实地考察对前人所作进行核对他现“前人所作殊多乖谬”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他重新绘制地图的决心“思构为图正之”。

    二是广泛吸收有关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朱思本善于从前人的著作中吸取有价值成果。在《自序》中他历举参考过的地理著作有《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等。当时正值《元一统志》编成。该书初由札马鲁丁、虞应龙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编成后由孛兰兮、岳铉等据新编的《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等增补于大德七年(13o3)成书凡13oo卷。该志所引资料江以南各行省大半取材于《舆地胜记》和宋、元旧志江以北大半取材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云、甘、辽则据新志。因此《元一统志》是汇集当时地理学最新成果的一部全国性地方志。朱思本既有中朝大夫命“随地为图”的任务因而得以随时“质诸藩府”查看当地政府部门所藏地理资料和地方档案、方志资料等当然也可以利用刚刚新编成的《元一统志》。有了这些条件《舆地图》的绘制就具备了更充实的基础。

    朱思本不满足于汉文资料的搜集而且注意利用藏文等少数民族地理著作。例如为了弄清黄河河源及其流向里程“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而以华文译之与〔潘〕昂霄所志(即《河源志》)互有详略”(《元史·地理志》)。朱思本所译藏文图书中关于河源的记载《元史·地理志》中有部分摘录自源地火敦脑儿至汉地有较细记载是黄河上游所经之地的宝贵资料。据此可知朱思本也是一位精通藏文的翻译家。为了编绘较精确的《舆地图》在搜集材料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三是重振“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我国地图制作的画方之法始于魏晋。地理学家裴秀创造了“制图六体”法:即“分率”(比例缩尺)、“准望”(方位)、“道里”(实际里数)、“高下”、“方邪”、“迂直”(即地貌地形与实际里数的关系)。裴秀的《禹贡地域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北堂书钞》卷九六)。可知即以计里画方绘制的。此法到唐贞元年间得到贾耽的重新提倡。朱思本在《舆地图自序》中提到的《禹迹图》为伪齐阜昌七年(1136)四月所刻。从图中的唐代地名和绘图情况来判断很可能是据贾耽《海内华夷图》中的禹贡九州部分绘成的所用的画方绘法注明“每方折地百里”。可见计里画方法并未中断。朱思本在裴秀、贾耽的基础上重振此绘图法所绘《舆地图》比前代更为精细详尽图画上的山川湖泊、城镇区域注记也大大增加因此对计里画方的精确度要求更高。这种计里画方法经朱思本的提倡到元明两代又开始盛行。直到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入西方的绘图法后更科学的经纬度才开始逐渐代替计里画方法。

    形实可据“靡不精到”

    明嘉靖年间地理学家罗洪先有志重绘天下舆图经过反复比较之后现朱思本《舆地图》是他见到的地图中最正确、最可靠的地图于是以朱图为基础加以增补扩大名为《广舆图》。他说:尝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切也。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见闻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广舆图序》)霍冀在评价根据《舆地图》扩大而成的《广舆图》时特别强调了计里画方的优越性:计里画方者所以较远量迩经延纬袤区别域聚分拆疏数河山绣错疆里井分如鸟丽网而其目自张如棋布局而其罫自列虽有沿革转相易移而犬牙所会交统互制天下之势尽是矣!(《广舆图叙》)

    朱思本对自己的《舆地图》也作有实事求是的估价。他虽然周游了全国许多地方但实际上也只是到今天的华北、华东、中南地区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可能走遍西北、东北、西南各边远地区。所以对自己考察过的地方他满有把握地说:“其间河山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对自己没有去过的“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番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这种科学态度堪称我国古代科学家的典范。

    至治二年(1322)朱思本离开大都到江西玉隆宫。这时吴全节已嗣为玄教大宗师。泰定年间吴全节曾召朱思本去大都显然有意让思本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朱思本仍然无意追求道官的高位数年后重返江西玉隆宫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约于元顺帝元统、至元年间病逝。

    第三节贾鲁难得的工程技术人才贾鲁(1297—1353)字友恒河东高平(今山西高平)人。他自幼熟读经书谋略过人。元仁宗延祐、元英宗至治年间两度以明经考试名列乡贡前茅。泰定初年授为东平路儒学教授后历任宪史、行省掾等吏职升为潞城县尹。元顺帝至正年间起用为太医院都事。中书右丞相脱脱主修辽、金、宋三史召贾鲁为《宋史》撰修官。修成后他出任燕南山东道宣抚使的幕僚。

    贾鲁有担任地方官的经历对民情及社会弊端相当了解也有志于改革时弊。当他因出色的政绩而被选为中书省检校官后即上书数万言指出由于管理不善粮仓数以万斛计的官粮遭到损失非妥善管理不可。后来在担任工部郎中期间又逐步积累了工程建设的实际经验了解到工部在管理上的种种弊端提出“考工十九事”建议改革天下营造百工。可见贾鲁是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难得的工程技术人才。

    上“治河二策”

    至正四年(1344)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金堤(在今河南兰考东北)。沿黄河的州县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均遭严重水灾。大水吞没了黄河两岸的农田庄稼淹死、饿死、病死的人民“不可胜数”。大批背井离乡的流民弃儿鬻女、剥树食皮、死尸遍野处境十分悲惨。大水继续北漫大有威胁会通运河漕运和冲垮山东盐场之势元顺帝不得不征求治河方略至正八年(1348)贾鲁被任命为行都水监筹备治河事宜。

    贾鲁上任后以治河之事为己任。他沿着黄河屡次泛滥的中下游地段进行实地考察往返达数千里仔细测量地形绘制地图终于摸清河患的要害返回后向朝廷提出了治河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支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贾鲁的治河方案完全是针对现实问题而提出的。

    第一条“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此方案显然是针对元的财力以保住眼前漕运和盐场的安全为目的而提出的下策。修筑北堤用工实省然而山东境内的积水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古代鲁西南一带有许多湖泊由于千百年来黄河一直是从北河入海所以泥沙长期淤积几成平地。特别是金代初黄河改道后原来湖泊低洼之地渐成垦地。如梁山泊宋代尚绵亘一百余公里元代湖面日益缩小。这时的黄河北河地域内已经不再存在一个巨大的水系调节库。到至正九年(1349)五月时北溢的河水在沛县一带形成巨泊说明河水北溢后运河和大清河(今黄河下游下段)泄洪能力很弱洪水只能停留在入运河的沛县周国地区再慢慢地北漫蔓延面积越来越大受灾地区越来越广。所以筑北堤只能暂时阻止河水继续灌入运河。如果黄河中下游再遇到特大洪水新筑的北堤仍有被冲决的危险那时的灾情就更难控制了。

    第二条“疏塞并举挽河支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下最有效的方案。黄河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杜充决堤河水由泗入淮到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已整整二百二十年北流的局面基本结束。如将黄河改道北流其工不是数倍而是几十倍费时不是数月而是几十年的问题。南行虽然存在类似问题但在当时情况下淮河的泄洪能力显然比大清河强。元代黄河几次大决问题主要出在汴梁至邳州段主流多在此间南北摆动。如能抓住这一要害在这一范围内疏通加深河床引水支流既能把积于山东的洪水改归黄河又能立即确保运河和盐场的安全。贾鲁治河的指导思想就是如此。

    当时贾鲁的方案却未被接受。不久他调任右司郎中再改都漕运使。

    贾鲁是很有抱负的每担任一项职务就会对所管辖的事物提出若干建议。在右司郎中任内他提出“时政二十一事”改任都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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