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各地诸侯的世袭管领本境兵民之权早已被削夺独汪氏犹掌巩昌二十四州军民。至元十九年七月诏罢去惟正的巩昌便宜都总帅职衔收其制令、虎符而以巩昌路达鲁花赤别帖木儿兼巩昌平凉等二十四处军前都总帅府达鲁花赤。终于也削夺了汪氏的军权。二十一年七月惟正奏：“一门兄弟从仕者众乞仍于秦、巩州置便宜都总帅府仍用元帅印即其兄弟四人择一人为总帅总帅之下总管府令兼之。汪氏二人西川典兵者亦择其一为万户余皆依例迁转。”（《元史·世祖纪六》）世祖从其请于是汪氏权力又得到恢复。二十二年惟正调任陕西行省左丞入朝于上都奏准将巩昌军民站户因饥流入四川并被括为四川军站户者归还巩昌。还至华州病卒。
弟惟和授巩昌便宜都总帅。至元二十六年六月惟和奏：“近括汉人兵器臣管内已禁绝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库。”世祖曰：“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元史·世祖纪十二》）二十九年复授总帅兼府尹仍佩虎符。其所统州县虽有减少而原有权力基本上一直保留。
第七章刘秉忠赵璧王文统张文谦郝经姚枢许衡第一节刘秉忠忽必烈藩府谋臣刘秉忠（1216—1274）原名侃僧名子聪字仲晦号藏春至元元年（1264）还俗时改今名。先世瑞州（今辽宁绥中西南）人曾祖仕金为邢州（今河北邢台）节度副使祖泽遂定居邢州。父润122o年邢州归降蒙古后木华黎命官守之许便宜立都元帅府被推为副都统寻升都统。武仙乱定州帅署润为录事1以秉忠入质于帅府时年13岁。秉忠自8岁入学元帅以其知书命僚属教之文艺学业日进。17岁被辟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久之不愿困于为吏谓丈夫不得志于世间当求出世间事1238年初隐居武安山中学全真道；不久又入天宁寺为僧师命掌书记。同年秋因蝗灾乏食随师就食云中（山西大同）遂留居南堂寺研习天文、阴阳、术数诸书。
1242年禅宗高僧海云（印简）奉忽必烈之召赴漠北1路过云中携秉忠同行。忽必烈向海云“问佛法大意”秉忠侍侧应对称旨“论天下事如指诸掌”显示出博学多能得到这位蒙古王子的赏识。海云南还他被留在王府为书记随时顾问成为忽必烈最早的汉人谋士。张文谦说他“顾问之际遂辟用人之路”2此后忽必烈“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慕“唐太宗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3于是屡次遣使到汉地征聘名士这与刘秉忠的参谋和推荐大有关系。
1246年冬秉忠得悉父病故次年春忽必烈特赠金遣使送他回乡葬父六月至邢州1248年冬十二月奉召还王府秉忠此行可能还负有征聘人才和了解中原政治情况的使命1247年经他推荐被忽必烈征聘到王府的就有张文谦、窦默、李德辉等人。据《王恂墓志》载：“岁己酉（1249）太保刘公自邢北上取道中山方求一时之俊召公（王恂）与语贤其才欲为大就之”4可见为忽必烈搜访人才是他此行的任务。125o年夏他根据回中原两年所了解的情况向忽必烈呈上万言治国策先阐明“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接着报告了中原政治的许多弊端并提出改革措施。一是户口逃亡问题“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失吉忽秃忽）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宜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一是官吏问题“官无定次清洁者无以迁污滥者无以降”可“定百官爵禄仪仗使家足身贵；有犯于民设条定罪”。“今百官自行威1张文谦《刘秉忠行状》（《藏春诗集》卷六《附录》）载：“事定之后署为本郡录事。”按：1225年降蒙后任河北西路副都元帅的武仙复叛据邢州何实率兵攻取之孛鲁命实镇守邢州（《元史》卷一五o《何实传》）。“事定”应即指此。
1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传。
2张文谦：《刘秉忠行状》。
3《内翰王文康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
4《元朝名臣事略》卷九《太史王文肃公》引。
福进退生杀惟意之从宜从禁治”。一是课税问题“今地广民微赋敛繁重民不聊生”“移剌中丞（耶律楚材）拘榷盐铁诸产、商贾酒醋货殖诸事以定宣课已不为轻。奥鲁合蛮（奥都剌合蛮）奏请于旧额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间民无所措手足。宜从旧例办榷更或减轻”。一是刑法问题宜“明施教令”教令不宜繁可“因大朝（蒙古）旧例增益民间所宜设者十数条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后决犯死刑者覆奏然后听断不致刑及无辜”。“禁私置牢狱”。一是当时很严重的高利贷问题“宜打算官民所欠债负若实为应当差所借宜依合罕皇帝（太宗）圣旨一本一利官司归还。凡陪偿无名虚契所负及还过元本者并行赦免”。此外还提出百姓纳粮就远仓所费大大过应纳之数“宜从近仓以输为便”“仓库加耗甚重宜令权量度为一法”；关西、河南宜设官抚治招民垦辟；以及设学校、养贤士、开言路、劝农桑、立朝省等多项建议1。当时他的故乡邢州情况特别严重从1236年邢州被分封给巴歹、启昔礼两功臣千户为食邑之后每年更迭派人（达鲁花赤）监领多不懂治理加上地当驿路使臣往来频繁征敛需索民不堪命。邢州人到忽必烈王府诉苦他与张文谦为之引见并进言：“邢州旧万余户兵兴以来不满数百凋弊日甚。”建议派贤能官员治理“或可完复”（按李谦撰《张文谦神道碑》载秉总、文谦之言为：“今民生困弊莫邢为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缓。盍择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诸侯效法于我则天下均受赐矣”）。乃推荐张耕、刘肃等人可用。时宪宗即位忽必烈受命统领漠南汉地采纳他们的意见承制以近臣脱兀脱（断事官）、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李简、赵良弼佐之整顿吏治、财政招集逃亡恢复生产成为忽必烈实行汉法的第一个成功试点1。
1252年忽必烈奉命征大理秉忠从征参与谋议“决机制胜多与上（忽必烈）合”2；并劝请戒杀戮减少了对云南的战争破坏。如在攻下大理城时忽必烈因派去招降的使臣被害欲屠其城他与张文谦、姚枢同谏曰：“杀使拒命者高祥尔非民之罪请宥之。”（《元史·张文谦传》）于是大理得免受屠城。从大理班师北还后忽必烈驻金莲川之地（今滦河上游闪电河地区）1256年命秉忠选择地点兴建城郭宫室相中桓州（今年蒙古正兰旗西北）东、滦水北的龙岗占卜得吉经三年营建而成名为开平城。由于开平是忽必烈的“龙飞之地”刘秉忠又以精于占卜、术数学术能“通神明”著称故元代流传着他“借地于龙”（其地原有水池）、立铁幡竿以镇之的传说3。1259年从忽必烈攻宋“潜赞神机孜孜匪懈”。在围攻鄂州时宋相贾似道“以木栅环城一夕而办”忽必烈对侍从诸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秉忠与张易遂推荐王文统是才智之士4。忽必烈即位后即用为中书平章政事。
1《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1刘秉忠、张文谦碑传都把言邢州事记在宪宗即位之前据《元史·世祖纪》应在1251年宪宗即位忽必烈受命领汉地后但所载言邢州事者为“答剌罕”。关于邢州之治并见《元史》刘肃、赵良弼传。2徒单公履：《刘秉忠墓志铭》《藏春诗集》卷六《附录》。
3参见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页23—24。
4《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辅助世祖立法定制忽必烈即位秉忠奉旨与诸儒议定各项制度。他居漠北多年又一直追随忽必烈熟悉蒙古的“祖宗旧典”于是糅合蒙古制度与中原传统制度初步制订了元朝的新制。凡立中书省改元中统置十道宣抚司颁布条画选用官员他都起了重要作用。忽必烈曾命官府于开平南山（命名南屏山）之胜地为他营建庵堂为静修之所1中统二年（1261）又赐怀孟、邢州田各5o顷。五年（改至元元年）命同议枢密院事。自入忽必烈王府以来二十多年他一直以僧人身份为谋主人称“聪书记”这时翰林承旨王鹗上疏谓其“效忠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忠勤劳绩宜被褒荣”建议“还其衣冠崇以显秩”。世祖欣然嘉纳即日命有司备礼册授为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诏命还俗改名秉忠聘窦默女为其妻2。
自中统二年在燕京设中书分省燕京实际上就成为第二个都城开平升号上都后燕京也于中统五年（至元元年）“正名”为中都。但旧城破坏较甚于是至元三年世祖命秉忠主持建造新都城以张柔、段天佑同行工部事负责建城工程。秉忠选定旧城东北旷地为新城址按中国传统的都城宫阙制度作了全面规划次年动工城垣、宗庙、衙署、坊市相继兴建。九年按照他的建议改中都为大都。
至元五年秉忠为避免繁琐事务辞去参领中书省事诏仍位太保。六年奉旨与许衡等议定官制其后就以此为准又主持制朝仪访知礼仪者练习征召儒生尚文等人在前金故老和许衡、徐世隆（太常卿）指导下“稽诸古典参以时宜”主要参照唐《开元礼》斟酌损益定为新制并按他的建议搜访乐师配备了音乐又选怯薛士习为执礼员。朝仪既定世祖观礼后十分满意秉忠又奏立侍仪司掌之从至元八年天寿节（世祖生日）开始举行此后凡即位、元旦、天寿节、诸王及外国使臣朝见、封册、上尊号、祭祀及群臣朝贺等典礼一律行朝会仪礼。以前太宗即位时耶律楚材曾初行朝仪但不完善未能改变蒙古旧俗至此始为定制。这是对蒙古朝廷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至元八年刘秉忠等奏请建国号。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大蒙古国”国号世祖即位后统治中心转移到了汉地随着中原皇朝体制的逐步建立需要有相应的“美名”国号以表示其为“绍百王而继统”的中原新皇朝遂用秉忠议以为前代皇朝如秦、如汉以兴起之地为名如隋如唐以始封之爵邑为名都不足以表示本朝之伟大无比于是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为“大元”（《建国号诏》）。
早在125o年所上万言策中秉忠就提出当时行用的《大明历》“日月交食颇差”应颁行新历。后来又建议修历但未及实行至元十一年八月卒于上都南屏山庵堂。十二年诏追赠太傅、仪同三司谥文贞。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
1张文谦：《刘秉忠行状》。据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二）中统二年刘秉忠已居于南屏山庵堂其建造当在中统元年或以前。
2王磐：《刘秉忠神道碑》《藏春诗集》卷六《附录》；张文谦：《刘秉忠行状》。学精术数道冠儒释秉忠侍从世祖3o多年不管是远征或两都巡幸他都随行受到特殊的信任。《元史·后妃传》载怯薛官曾奏请割京师外近地牧马已批准察必皇后想谏止先故意责备秉忠：“汝汉人聪明者言则帝听汝何为不谏。”连皇后进谏都要借重于他可见世祖对他确实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秉忠兼备释、道、儒之学“通晓音律精算数仰观占候、六壬遁甲、《易经》象数、邵氏《皇极》之书靡不周知”1据称“时之知数（术数）者无出刘秉忠”（《元史·李俊民传》）。据王磐撰《神道碑》载他死后世祖嗟悼不已谓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险难事有可否言无隐情。又其阴阳术数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与闻也。”（张文谦撰《行状》作“其天文卜筮之精朕未尝求于他人也此朕之所自知人皆莫得与闻。”）蒙古崇拜长生天“事必称天”以占卜辨吉凶“天弃天予一决于此”2。精于术数、占卜又深明治国之术两者相辅而行这正是刘秉忠比当时的其他僧侣和儒士更受蒙古皇帝亲信的重要原因。姚枢赞他“学际天人道冠儒释”学术上是“凿开三室混为一家”与世祖的关系是“情好日密话必夜阑如鱼得水如虎在山”3比之为三国诸葛西晋道安南朝（宋）“黑衣宰相”慧琳北宋象数祖师邵雍（据说能预言祸福）。王磐称誉他说：“辅佐圣天子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业者实惟太傅刘公为称。”他在元朝建国立制中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先后推荐的人才很多尤其受到时人的称颂。元人还盛传他通秘术、行师用兵之际役使鬼神、多著奇效1。
秉忠诗、乐、书、画俱善有《藏春集》传世。无子以弟秉恕子兰璋为继嗣。
1王磐《刘秉忠神道碑》。
2《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卡尔平尼和卢勃鲁克行记对蒙古人崇信上天和以占卜决事的情况也有详细记载。
3姚枢：《祭文》《藏春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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