в嗲�4。值得一提的是诸王、公主、驸马多数留驻蒙古本土而遥领征服地区的分地但他们往往派遣“随营诸色户计”“前来随处看守庄子放牧头匹”5因而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为数众多的分地特别在中原、华北的广大地域内的分地中散布着许多贵族的牧地。
驿站也拥有牧地。据马可·波罗记述驿站站马一半应役一半留牧地牧养以一月为周期互相取代1。因而在有条件地带置有不得“侵冒”1《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2详袁桷：《郑公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元吏》卷八《世祖纪》五卷一三五《塔里赤传》卷一五一《奥登世英传》等。
3《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六《潞州学田记》。
4《通制条格》卷二八《扰民》；《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5《通制条格》卷二《户令·至元八年圣旨·诸王公主驸马并诸官员户计》。1《马可波罗行记》中册第2卷第97章《从汗八里遣赴各地之使臣铺卒》并见《剌木学本第2卷第2o章之异本”（注戊）。沙海昂注、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马匹一般由站户分散饲养在牧区和农牧交汇的“牧马草地”2的情况应该比较普遍。
以上列举了蒙元时代牧地形成的几个主要成因从中可约略看出全国牧地的分布状况而这种状况又与畜牧业的展水平基本一致即与各地牲畜的多寡基本一致。就全国范围而言北方、西北地区自不待言；江南地区“养马者少”所以牧地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从《大元马政记》记载的“和市”及“拘刷”数额综合考察（“和市”、“拘刷”的对象不仅是汉地民户更主要的是诸王、贵戚乃至包括蒙古、色目人在内的官员、军士和站户）以马为主要标志的畜产品的数量最多的是腹里地区其中河北有大都、兴和、真定、河间、保定、大名、广平、顺德、永平诸地山东有益都、般阳、济南、泰安、东平、济宁、德州、淄莱、曹州、东昌、恩州、濮州、宁海、冠州、高唐诸地山西有冀宁、晋宁、大同诸地。河南行省有汴梁、卫辉、淮东、荆湖北道、汝宁、安丰、泸州、南阳、安庆、德安、归德等地。辽阳、陕西、湖广则次于上述地区。
畜牧业的影响及其衰败游牧民族的价值观念在蒙元时代影响深广。从文献和文艺作品反映的情况看畜产品已在全国范围内被当作“准折”财产的重要依据政府亦将“多养牸牛、母羊”作为劝农桑、正风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广泛号召“各县乡有宜畜牧去处”的“有力之家”“随时牧放如法栅圈”1因而寺院、官僚、地主甚至一般百姓比较普遍地从事牲畜的牧养从而为农业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蒙元时代的畜牧业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或者说它虽是一个统治民族的优势但其规划与展又存在无法克服的弱点这可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体现出来。
先蒙元时代的畜牧业以官营和贵族经营为主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后元廷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牧区的条件但仅限于利用中原的人力物力弥补畜牧业的不足而没有象重视农桑那样从展经济角度着眼于农业与畜牧业的优势互补全面组织规划畜牧业的展当然更不可能注重生产关系的改善。忽必烈统治后期卢世荣看到了当时的供求矛盾提出一个大胆的规划这就是用官方财力在上都、隆兴等路组织币、帛到牧区贸易羊马选蒙古人牧养收取皮、毛、筋、角、酪酥等物给牧人二分区设置牧地的条件无疑更好一些。
2如“大同东胜州之吴滦永兴马牛三驿”就置有“牧马草地”（黄溍：《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亦辇真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
1王结：《善俗要义》之四《育牝■》见《吏学指南》（外三种）《元代史料丛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王结是元中期大臣大德年间曾任典牧太监仁宗即位时出为顺德路总管官止于翰林之职。元政府将他的这篇著述往各地予以推广。
官取八分；“马以供军兴羊以充赐予”（《元史·卢世荣传》）。卢世荣这一设想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承包方式将牲畜交给牧民放养从而使之摆脱对贵族的隶属关系2。这样元廷所必需的牲畜就有了可靠源。显然卢世荣的计划并未得到推行终元一代“军兴”与“赐予”这两项最大的畜产品支出是采取消极手段即通过大规模所谓的“和市”、“拘刷”等方式去实现的。官营与贵族经营畜牧业不但没有为元廷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还给农耕区带来了很大的骚扰与破坏。在征服中原前后由于生活和军马饲养的需要部队及其随营团体（奥鲁营）大量废耕田为牧地一些贵族与军将还乘势抢占、扩充牧地。后来随着大批军队的退出和统治的稳定这种势头在忽必烈时期得到遏制1并且元廷又多次颁布退还耕地的法令原先在农耕区的牧地呈现缩小的趋势2但如上文所述中原、华北地区仍然分布着一批牧场这些牧场由特权阶层经营并伴随大规模的围猎活动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破坏性：在抚州（即隆兴府治今河北张北）、宣德（治今河北宣化）、云州（治今河北赤城县北云州）、兴州（治今河北滦平西）、松州（治今辽宁赤峰市西南）和固安等农牧交汇区一线每年定期有官马、官驼前来放养（马从夏至冬驼自九月初到次年四月）。中原、华北地区牧地的马匹则随时纵放、散逸在广大农田之间因而牲畜“嚼食桑枣果木诸树”、“侵扰居民蹂践禾稼”3的事件不胜枚举而无法禁止。政府和诸王马驼有时还直接摊派民户饲养；国有马匹的饲料每年“征诸内地”造成“民日益病而有司赋之日益急”的局面又给内地带来极大的骚扰1。其次是政局与自然灾害的影响。元朝统一后大漠南北人口大幅度增加元廷通过设置屯田、展工商和南粮北调等措施并在实际上将汉地的畜牧业当作大漠南北的补充一时维持了牧区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然而2蒙元时期草原牧民对贵族和各级领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加强经济上他们必须承受国家与贵族军将的双重剥削。而被掳掠来的中原百姓实际处于牧奴的身份地位（张养浩：《驿卒佟锁住传》《归田类稿》卷一；苏天爵：《元故正议大夫佥宣徽院使用贞侯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十七）。显然上述生产关系不利于畜牧业的展。
1如至元前期四怯薛官要求割大都近郊牧马察必皇后说：“向初到定都时若以地牧马则可今军蘸俱分业已定夺之可乎？”予以制止（《元史》卷一一四《察必传》）；至元二十八年安西王府仗势强夺的十多万顷民田也理退给农民（《元史》卷一五四《郑制宜传》）。另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卷一三五《塔里赤传》卷一三六《阿沙不花传》卷一五一《奥登世英传》等。2《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13o3）正月乙酉“益都诸处牧马之地为民所垦者亩输租一斗太重减为四升。”益都诸处是废耕为牧最典型的地区之一元代前期垦田输租已得到政府认可这个事例无疑有很大的普遍性。
3除《大元马政记》外另可详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卷十八、十九、二一《成宗纪》一、二、四等载籍。
1马祖常：《记河外事》《马石田先生集》卷八。
政局连续动荡而导致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袭击很快打破了这种稳定与平衡也给畜牧业造成了直接的损害。
先说战争的影响。元初阿里不哥与乃颜的叛乱相继被镇压后接着是持续八年之久的海都、都哇的反叛。岭北行省建立后似给草原的安定带来转机但不到十年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愈演愈烈大漠南北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战乱之中。政局动荡给畜牧业带来了两点直接危害第一元廷加紧了对战马的搜括。据《大元马政记》载世祖时期共刷马五次最后一次预定十万匹竭尽全力止得七万有余其结果“为刷马之故百姓养马者少”。尽管如此成宗登位后不久仍严令“除怀驹带驹马外（除此而外的牝马已列入征调之列）三岁以上（正常规定是四岁以上）皆刷”共十多万匹；文宗即位不久因镇压阿撤罕等叛乱拘刷二十五万余匹；到了天历前后两都之战爆期间又因“军事紧急”而“疾拘收”近六万匹。这样的“和市”、“拘刷”在泰定以前达百万匹之多。军情急迫对大漠南北以外几次大规模的征敛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漠北已无力为战争提供全部装备而竭泽而渔式的搜括又瓦解了在“边圉乏马”的情况下南部尚能提供一定补给的物质基础。第二战争加重了自然灾害的灾情更加剧了畜牧业的停滞与衰败。
自然灾害作为影响漠北畜牧业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受到中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1蒙元时代见于记载的主要灾情生在中统二年（1261）三月（和林至谦州一带火灾）2、至元二十四年（1287）（北边大风雪与连续七昼夜的“土雨”）（《元史·世祖纪十一》）、大德五年（13o1）七月（称海至北境十二站大雪）（《元史·成宗纪三》）、大德九年（13o5乞禄伦“大风雪”）3、延祐三年（1314）春（铁里干驿“风雪沙土”）4、延祐四年（1317）（朔方“风雪”）5、延祐七年（132o）七月（诸王告住等部火灾）（《元史·英宗纪一》）、至顺元年（133o）九月（铁里干、木邻等三十二驿旱）（《元史·文宗纪三》）和至顺二年（1331）八月（斡儿朵思之地“频年灾”）（《元史·文宗纪四》）。上述重大灾害往往都与战乱交织在一起如至元二十四年北边大风雪生时正值海都、都哇反叛并一度击败元朝漠北驻军控制了和林（《元史·马绍传》）。延祐四年周王和世■的支持者于关1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的观点见原山煌：《关于蒙古游牧经济之脆弱性的札记》《东洋史研究》41—21982；吉田顺一：《读原山煌&1t；关于蒙古游牧经济之脆弱性的札记》》《内6亚细亚史研究》111984；吉田顺一《蒙古游牧的？基础》《蒙古研究》11198o。
2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集》卷八o。
3虞集：《宣徽院使贾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七。
4《经世大典·站赤》“延祐元年四月七日条”。
5虞集：《宣徽院使贾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七。
中动兵变两个月后祸及和林这时亦正值漠北“大雪深丈余”6。6虞集：《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
第二章土地制度与地租第一节土地制度元代土地大致可分为屯田、官田、寺观田和民田四大类。屯田和官田都是国有土地统称“系官田”；寺观田和民田为私有土地。“系官田”的显著增多1是元代土地制度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屯田屯田实际上就是由封建政府直接组织农业生产这是中国古代经常实行的一种生产形式。元代屯田十分达其规模之大组织之密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早在元太祖时期屯田已经出现。元太祖九年（1214）令镇海以征金所俘匠、民屯田于兀里羊欢（今蒙古吉尔格朗东南）之地。元太祖十六年（1221）木华黎麾下大将石抹孛迭儿镇守固安“令士兵屯田且耕且战”（《元史·石抹孛迭儿传》）。元太宗至元宪宗时期屯田逐渐推广例如元太宗七年（1235）平阳路（治今山西临汾）等地居民二千户屯田于凤翔（今属陕西）1；元宪宗三年（1253）立屯田万户府于邓州组织屯田（《元史·世祖纪一》）。元世祖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大兴屯田“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元史·兵志三》）元代屯田达于极盛。元世祖以后元代屯田没有什么展而且逐渐遭到破坏元武宗至大元年（13o8）中书省臣便曾指出：“天下屯田百二十余所所用多非其人以致废弛。”（《元史·武宗纪一》）。
据《元史·兵志》所载元代屯田人户达二十二万余屯田总面积达十七万五千顷分布于中书省和十一个行省的七十二个司路府州2。
元代屯田的方式主要有军屯和民屯两种。
军屯是元代最重要的屯田方式其类型有二。一是镇戍边疆和内地的军队屯种自给。元人记载说：“世祖皇帝既定海内以蒙古军留镇河上与民杂耕横亘中原。”3所谓“与民杂耕”即屯种自给。二是设置专业的屯田军从事屯种。这是元代军屯不同于以往历代军屯的显著特点。屯田军户主要来源于汉军和新附军他们专事屯种以供军食一般情况下不任征戍。元朝统一之前专业的屯田军便已出现。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诏凤翔府种田户隶平阳军籍毋令出征务耕屯以给军饷”（《元史·世祖纪一》）。1参阅韩国磐：《试论金元时代官田的增多》《中国史研究》19